为了调研齐家文化玉器中出土的“七宝”，2013年3月19日与《丝绸之路》主编冯玉雷等一路驱车，从兰州出发，经过定西抵达静宁，当天下午在静宁博物馆闫惠群馆长陪同下，如愿以偿地看到“静宁七宝”中的四宝（另外的三宝已经上调甘肃省博物馆等处），意外还有一个收获，可谓“又见‘熊图腾’”。
　　静宁博物馆作为一个县级博物馆，除了开辟出专门的“玉器博物馆”以外，还有出土的大批历代珍贵文物，其中一件汉代绿釉熊形灯，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几年前，也就是21世纪中国最畅销小说《狼图腾》大热的时候，很多人读过该书后都相信中国人崇拜的龙是起源于狼的，我针对此而撰写一部书《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希望用远古和夏商周秦汉的大量出土器物去证明，与其说华夏祖先是崇拜狼图腾的，不如说是崇拜熊图腾的。史书记载中，除了黄帝叫有熊，鲧禹启能够化熊或熊化，二三十位楚王登基之际都要改叫“熊某”。除了上古傩仪表演需要身披熊皮（《周礼》方相氏），华佗五禽戏中有“熊戏”，中华武功的顶级修炼境界称“鹰熊合练”之外，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中还发掘出五六千年前的熊头骨及泥塑熊像！信奉狼图腾，似乎是文学家的臆想，信奉熊图腾，则显得铁证如山。《熊图腾》书中还收录着笔者2006年到甘肃考察时，在西和县到礼县之间的一个小镇古玩店买到的汉代绿釉熊形灯的照片，说明汉代造型艺术中常见的熊形象，承袭着史前至上古期的熊崇拜神话观念，并非汉代民间艺术家们的发明。与此相呼应的是汉画像石描绘的各种天界神灵仙怪形象中，往往将熊神安排在画面中央位置，给黄帝有熊氏的中央之神地位提供出直观形象的说明（如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墓门楣石：牛头西王母在左，鸡头东王公在右，舞蹈状的熊神居中）。这次在静宁看到的汉绿釉熊形陶灯，发掘出土地点是仁大乡高家沟，器形大而规整，通高30多公分，中央部位以熊身为灯座的造型既逼真又凸显出气势神韵上的夸张：熊被刻划为王者一般威严的端坐姿势，其造型模式明显来源于商代玉雕熊神，两只熊臂熊掌插腰抚膝，熊首前伸，张开大口作咆哮状，显得活灵活现。熊头颈后托起的耸立向上之灯盘和熊身下坐的山形底座，与熊身构成顶天座地的宇宙山象征。可以想见，顶部灯盘中的油火一旦点燃，这件灯具的整体效果就好像祭天通神的香火炎炎向上，绵绵不绝。要知道汉字中“熊”的本字就是“能”，用东亚洲陆地上最大的食肉猛兽形象构成的油灯，本身就寄寓着其燃烧能量自我更新的永恒意义。因为“能”即熊的冬眠夏出习性，早已被先民们的神话化想象理解为生命力的死而再生，这恰恰是“能”的本义所在。
　　联想到现存兰州市博物馆和宁夏自治区博物馆的各一件类似的汉绿釉熊形陶灯，定西博物馆的一件熊垂头汉绿釉陶灯（博物馆说明辞称：绿釉熊顶灯，多少有点马戏团的味道），以及笔者几年前在新开张的西安大唐西市古玩店中偶然一件的超大汉绿釉熊形陶灯（通高约60公分），不难推测熊神形象塑造在两汉时期所拥有的偶像崇拜意义。姜戎先生如能面对先民留下的这一批珍贵的神话生物形象，在构想龙图腾源于狼图腾的假说时，或许能够得到考古实物的某种修正吧。看来司马迁《史记》称黄帝为“有熊”，而不称“有狼”或“有虎”，确实是有着异常古老的神话历史依据的。将华夏文明的熊神偶像塑造传统上溯到商周的玉雕坐熊之后，还可以联系到辽宁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泥塑熊，以及考古学家郭大顺等人命名的红山文化玉雕“熊龙”，这样就大体吻合了熊图腾崇拜六千年的历史绵延之深度，找出华夏先民以熊为“能”的神话联想原因。
　　自古及今的华佗“熊戏”操练者们，以及形意拳之鹰熊合练最高境界的追求者们，不知是否还能够感同身受地去自觉践行模仿熊姿势的仿生学健身原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连同其史前发生期的神话观念一起，原汁原味地永远传承下去。
　　癸巳年春的定西——静宁之旅，就这样伴随着“又见熊图腾”的惊喜，成为个人心里挥之不去无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