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区域内的四组主要大国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双边关系，而且塑造着区域、次区域的安全局势。2020年，四组大国关系表现为“两冷一热一平稳”。

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

　　2020年，美国全方位加大施压中国力度。在地区层面，美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试图重构地区新秩序，遏制中国，维护自身的地区主导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称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未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导致疫情全球大流行;利用疫情追责索赔等问题在国际上煽动对华敌意，加大地区国家对中国的质疑和指责。同时，美国还利用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安全领域，美国以台海、南海等热点问题为抓手，重点依托“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通过信息共享与演习来构建基于盟友与伙伴关系的“网络化”的地区安全架构。2020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赴日参加“四边对话”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之际，提出打造印太版小北约的建议，塑造地区“新冷战”格局的意图昭然若揭。虽然这一提议未能得到日印澳三国的公开响应，但是四国间的双边、小三边安全关系却在不断强化。在经济领域，美国继2019年提出“蓝点网络计划”后，又在2020年推出“经济繁荣网络”，将对华竞争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扩大到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试图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的地区经济新秩序。
　　为推动上述战略的落实，2020年，蓬佩奥不仅利用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地区对话平台，就南海争端、非传统安全等议题隔空挑衅中国，而且还在下半年密集、临时性出访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试图纠集反华同盟。2021年初，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先后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进行电话外交，确认将继续实施“印太战略”，并强调盟友关系对于美国维护地区秩序的重要作用。
　　就实际成效而言，美国“印太战略”的落实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一方面，無论是美军在西太平洋上的耀武扬威，还是依托于盟友的安全网络构建，都表明美国仍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占有显著优势。而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政策虽然不乏推陈出新，但基本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有限。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过度强调“美国优先”并四面出击实施“贸易战”所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增速的正增长，而且基本保持了与周边国家良好的经贸与投资关系，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大动能，提供了巨大市场。

中俄关系保持高位运行

　　受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油价下跌、结构失衡、西方制裁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在2020年遭受严重打击，前苏联空间出现白俄罗斯总统选举风波、纳卡地区武装冲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美俄关系在短期内难有起色，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始终将俄罗斯作为竞争对手，保持着对俄严厉制裁措施;在欧洲方向，俄罗斯的战略利益空间也受到持续挤压。鉴于此，俄罗斯继续强化其东方外交，特别是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协同。
　　2020年，中俄关系仍然保持高位运行。首脑外交互动频繁，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年内通话五次，双方表示愿意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加强合作，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由首脑外交引领，中俄双方在经济、安全和科技领域的合作稳步发展，双边贸易额在2020年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9月，中国参加了“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这是俄军年度计划内的最大规模演习。在国际事务方面中俄双方战略协调合作持续深化，正如2021年初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一些学者也指出，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遏制，中俄“背靠背”的选择是必要的。

　　但近年来俄罗斯的对华意图以及中俄关系的诸多战略不平衡性也值得中国审慎对待。俄罗斯具有谋求中方深度参与美俄对抗的意图。同时，中俄双方在国力发展、外交谋略、经贸合作等领域的不平衡性仍然呈不断扩大趋势，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全球治理领域的地位全面下降，其外交成就主要依靠的是外交手段、政治经验和军事力量。从历史经验来看，中俄关系应在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应对双边和国际事务。

中日关系维持平稳状态

　　日本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重创并经历了政府更迭，但日本外交政策的调整更多受到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中日关系虽然高开低走，但基本延续了自2019年以来的向好状态。不过，日本的对华政策具有显著的“二元态势”。一方面，中日构建“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政治共识得到维持，日本首相菅义伟上台后公开表示，在继承安倍外交路线的前提下，继续致力于与中国等邻国建立稳定关系。在经济与疫情防控领域，中日双方依托“10 3”（东盟 中日韩）机制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抗疫合作，并在2020年底促成RCEP的签署，使其成为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中日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安全领域的对抗态势没有根本性改观。双方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上时有摩擦，日本国内的对华民意持续走低，这反映出中日关系中存在着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日本试图保持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加强对华合作的平衡政策，但总体上，追随美国仍优先于对华协调合作。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对日胁迫力度加大，但日本还是试图避免直接挑衅中国，突出表现为对蓬佩奥抛出的将“四边对话”机制打造成“印太版北约”的提议并未作出公开回应。同时，日本还积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加强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外交与防务合作，试图借此提升自身影响力，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第三种关键性力量。其目的正如日本战略学界所指出的，在美国战略收缩乃至放弃国际责任的情况下，日本应大力联合其他民主国家，替代美国的领导作用，将“印太战略”打造为“新的多极化构想基础”。

中印关系显著恶化

　　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但是受加勒万河谷严重肢体冲突、边境对峙多点爆发等因素的影响，中印关系降至1962年以来的最低点，印度开始全面推行对华强硬政策。
　　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印度国内反华情绪高涨，涉华舆论全面负面化，甚至发起持续的“抵制中国货”运动。莫迪政府在经贸投资领域试图与中国脱钩，通过修改外商投资政策限制中国投资。从2020年6月开始，莫迪政府先后四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发布禁用令，试图打击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同时推出“自力更生的印度”运动，呼应美国的“脱钩论”，从而减少对华依赖。
　　在地区层面，印度积极“拥抱”“美日印澳四边对话”，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印度接受了澳大利亚时隔13年重返联合军演的申请，美日印澳四国于2020年11月联合举行了新一轮“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这被认为标志着“四边对话”的军事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尽管其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在“四边对话”框架下，印度还显著提升与美日澳三国的双边关系，包括建立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印日“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各方均以安全领域为合作重点。其中，随着印美双方在2020年10月签署《基本交换与合作协议》（BECA），印美已经基本达到盟友关系。有分析指出《基本交换与合作协议》加上印美已经达成的《一般军事信息安全协议》《后勤交流协定备忘录》《通讯兼容和安全协议》（COMCASA）的内容，正是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安全关系的重要支撑。
　　四组大国关系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是有差别的，中美关系所占权重最大，且仍然在上升之中。中美双方围绕地区秩序主导权展开的博弈具有长期性和全方位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周边地区秩序未来的发展方向。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当前俄罗斯对中国周边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参与则相对有限。日本是“中美夹缝中的第三方力量”，中日关系无论是在双边层面还是地区层面都非常复杂，对抗与合作并存，中国需要重视日本的战略主动性，积极寻找合作机遇。在中印之间，边境冲突改变了印度对中国的战略认知，而印度的“转向”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可谓是“及时雨”，因为美国一直极力拉拢印度，试图通过抬高印度在印太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在中国周边形成更为闭合的“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