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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革臨近的中國，有兩大精神遺產受到特別的重視，一是社會主義蘇聯解體、消亡的教訓，一是中國反復以暴力改朝換代的歷史。人們瞭解過去是為了更加看清現在和未來。現實中國既有中國歷史自我複製的一面，又有複製蘇聯社會主義的一面。但它們通常被單獨對待，歷史又充滿歧義。既然中國歷史和蘇聯歷史的會面和融合造就了今天，我們就應該在這兩種遺產中找到銜接或者重合的地方，這樣才能發現關於它們的真知。
一
二十世紀末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肯定作為重大歷史事件載入史冊，就規模之大而言，堪比羅馬帝國的滅亡，就速度之快而言則史無前例，自1989年到1991年間歐洲8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社會主義的樣板、老大哥蘇聯自立國到結束歷時僅69年，其他幾個由蘇聯一手扶持、策劃、製造的社會主義政權存在的時間就更短了。羅馬帝國500餘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衰亡時期，先亂於內，最後被外部蠻族勢力所摧毀，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秩序是在既沒有內部戰亂、也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突然瓦解的，它們被本國人民拋棄了。人民的拋棄，決定了這次範圍廣泛的社會轉型（或者稱1989年革命）和平，迅速，徹底。這一模式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得到了重現。
對於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今天已經不再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在蘇聯和東歐劇變期間，國際上的社會主義者或政治學者就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前途進行了全面、深入地討論。那時對社會主義依然抱有信仰的人認為社會主義的危機實質上只是社會主義者的實踐的危機，他們試圖對理想和現實、原則和事實進行切割，而另外的觀點則認為，它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的總危機，不僅涉及到現實的社會主義，也涉及到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和原則。但是，觀點分歧不影響人們一致承認下列的事實：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沒有產生“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而是形成了新型的極權社會，它們在成功地消滅了資產階級、財產權和市場後，製造出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和剝削階級——萬能的官僚集團，它集中掌握了全部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淩駕於社會之上。
人類關於政治制度的觀點在近代變得混淆不清，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劃分模糊了壟斷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重大界限。國家管理的實質是對利益的管理。當我們從利益的角度看待政治時，實質是統治者對利益的壟斷獨裁權。民主，實質是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即使從社會主義的理想形態來看，它歸結到底是建立一個利益包容的社會，而現實的社會主義，列寧的社會主義，在沙皇官僚專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一開始就走上了與它的理想相反的方向。社會主義的官僚相比沙皇的官僚有一個極大的、令後者無法想像的優勢，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它被當做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卻變成社會主義官僚特權的制度基礎。
享有特權是指享有眾人所沒有的利益優先權或獨佔權。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下，對國家資源和社會財富掌握著計劃大權的官僚首先當然是滿足自身的需要，在社會物質財富尚未“極大地豐富”、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官員率先進入了“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從出行的坐騎，居住的豪宅，到特供商品，乃至私人生活秘書，一應俱全都由國家配給。
在社會主義變得越來越像它所批判的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時候，社會主義者要徹底埋葬的資本主義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像社會主義，廣泛的利益包容使社會大眾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發展紅利。資產階級是一種創造的力量，可以通過財富的創造增加社會總財富，創造者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讓他人獲益。資本和勞動既具有對抗的一面，但也有天然合作的一面。1914年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福特汽車公司把工人的最低日薪提高到為5美元——兩倍於當時的最低日薪，這不止是帶來了一場勞資關係的革命，更是為資本主義找到了通向未來的康莊大道：不但帶來了工人工作效率的提升，為企業削減了成本，而且通過增加工人收入提升了普通人的消費能力，為企業生產更多的產品打開了廣闊的市場。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找到了共同點，這使他們能夠實現合作共贏，這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改革和調整、為實現社會成員經濟平等和權利平等奠定了良好基礎。工人自己的組織——工會獲得了獨立表達利益訴求的政治權利，在為工人爭取發言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了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普遍建成了福利國家，在解決貧窮、財富再分配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進步。在同一時期，民主社會主義產生了廣泛影響，它主張在現有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進行部分改革，要求國家為大眾提供更好的福利，使社會更加公平。民主社會主義也就是包容的社會主義，是反對特權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即把經濟利益因素當作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雖然可能有絕對化的問題，但比起其他關於歷史推動力的理論無疑仍然更接近真理。他在資本主義早期看到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十分激烈的利益衝突，就得出無產階級必將成為資產階級掘墓人的結論，他完全不能設想或者根本就沒有設想到兩者利益的一致性，列寧所看到的資本主義正在作最後的垂死掙扎。
馬克思描述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決的衝突似乎更適合於官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官僚階級不同於資產階級，它不是一種創造性力量，它不創造利潤，不創造財富，它只有通過攫取和剝奪才能取得財富。它與被統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贏的關係。官僚階級所得到的，就是被統治階級所失去的。為了穩定的攫取利益，官僚階級需要並依賴於穩定的、且不斷擴大的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統治階級，這不是一種雙向的互利行為。純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強力迫使純粹的利益輸出方就範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對立，不是一方壓倒一方，就是一方推翻一方，而被統治階級總是官僚統治階級的掘墓人。
官僚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大眾之間由於不存在共同創造財富的目標取向，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所失。對資產階級來說，向無產階級讓渡一部分利益如果不是對自己有利，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財富的創造者總是把希望寄託於未來的創造，他放棄部分利益，並沒有放棄創造力，沒有放棄未來。固守眼前的既有利益，對創造者而言是目光的短視。可是對不從事創造財富的官僚階級來說，向被統治者讓渡一部分非法壟斷利益，就擔心將會失去更多的利益，更擔心失去可以從事掠奪的權力。創造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財富源泉，權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財富源泉，他們一旦失去了既有的利益，也就失去未來的利益。官僚階級每當他們的利益遇到挑戰，就強化權力，鞏固既有利益，權力因此處於永無止境地擴張之中。官僚統治的社會除了少數特例，一般都不會有主動改革，只會是被革命所瓦解。法國大革命發生在法國，正是由於法國是歐洲最先成熟的官僚專制國家；沙皇俄國則是歐洲官僚專制最徹底的國家，它在1905年革命中保存了下來，但沒有逃過1917年革命的懲處。 二
現在可以輕鬆回答下面令人糾結不已的問題了：為什麼中國社會只會一次又一次頻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換代，而沒有制度的進步？這一特殊的國情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見的。結論就在下面特殊的事實中，即中國社會幾千年裡一直是官僚統治的社會。中國有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成熟的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它把所有人分為官與民兩大類，即治人者和治於人，剝奪者和被剝奪者。官逼民反表現了王朝時代兩個陣營的衝突模式。在這裡，沒有真正的和解與和平，它所謂的秩序也不過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對暴力的暫時屈服。當一方的暴力絕對壓倒了另一方時，就說進入了和平時代，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太平盛世。
與貴族統治相比，系統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統治好象更能夠輕而易舉地賦予社會以穩定的秩序，但其實它的穩定性很差。“太平盛世”一說恰好表明了中國歷史中和平時期的稀少而短暫。和平是如此之少，人們對和平是如此之珍視，以致於大多數人對現實採取“甯做太平犬，不做亂世王”的隱忍態度。秦朝之後的王朝，只有漢、唐、明、清等幾朝歷時比較長久，即便是它們，也遠非平安無事，其中遭逢了各種危機和內亂，它們一到中後期便進入亂世階段，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中央的控制力大為削弱。在整個漫長的王朝統治時期，被史書稱讚為“盛世”的，不過文景、貞觀、乾嘉等短短幾個時段而已，對於2000年的時光來說實在微不足道。官僚統治秩序不僅受到下層社會暴力反抗的威脅，也受到內部反叛和奪權的威脅。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和極大誘惑吸引著體制內和體制外各種躍躍欲試的力量。官僚們既可以為了共同的利益而抱成一團，也就能夠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奔前程。在感覺到共同利益即將不保時，他們會轉移財產，尋找退路，以求自保；在舊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機會出現時，他們就會馬上作出新的選擇，投身到推翻舊秩序的行列中。蘇聯解體時也是如此，前共產黨的官員紛紛拋棄了自己的黨，轉而去抓住眼前的機會。
王朝秩序從逐步走向瓦解到重建，有的很快，有的則要經過相當長的時期。這是一個軍事過程，時間的長短取決於軍事準備情況和打擊的有效性。反叛的軍事力量由小到大需要一個發展階段，時間有長有短。反叛者通常首先在遠離朝廷打擊力量、統治力量薄弱的地區形成軍事領導核心，如太平天國在廣西山區、國民黨在黃埔軍校建立了自己的軍事指揮集團，組織國中之國。在政府的暴力失效後，各種反政府武裝乘機發展起來，包括政府軍裡的叛軍。實力強大的問鼎天下，實力較弱的則占地為王，他們既合力消滅朝廷，也互相征討，只有當一個絕對強大的軍事力量出現、重新確立一統天下時，新的社會秩序才又建立起來。這個過程有時需要幾十年，上百年或更長時間。
軍事上的絕對強者在其發展、壯大和東征西討的歲月裡就已經成為一個組織嚴密、生死與共的利益集團，戰爭的勝利使打天下的軍事指揮集團成為坐天下的軍事-官僚集團，軍事統帥則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統治者，他們開始收穫暴利。
由軍事過程完成、由軍事集團主導的改朝換代沒有普通大眾的直接參與，大眾只是被動地接受事實，只有到了清末的時候，尤其是在廢除科舉制度後，知識分子才作為軍事之外的力量加入到了反叛的隊伍中，但他們人數和力量都極其有限。人民反叛、人民展示力量的時代尚未到來，他們要改變舊秩序還必須依賴軍事力量，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仍然崇尚暴力。
在理論上，傳統中國實行的是精英治國，即君子治國，但實際上治理國家的只是知識精英，他們通過多次艱難的科舉考試才被選拔出來。雖然熟讀聖賢書，但身處官僚集團的現實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成為掠奪者。社會管理者具有令人尊重的品質對秩序的穩定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但官員的“雷政富化”不但不能使權力獲得社會的普遍尊重，相反引起民眾的普遍憤怒和輕視。沒有德行作軟實力的政府容易受到挑戰，在維持秩序的能力上必定大為削減。
這也是貴族統治優於官僚統治的重要方面。貴族擁有可觀的財富保證他們不會成為掠奪者，他們的良好教養和德性一直是他們受民眾尊重的重要原因。在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也存在這種貴族式的治理，它不是由政府的官員或政府官員的代表進行管理，而是由當地鄉紳根據悠久的風俗習慣進行秩序的維持。這些在野的鄉紳、鄉賢是當地的富人，能力強，聲望好，足以服眾。與政府不同，他們不靠強力推行秩序，他們的管理是業餘的，免費的，是出於對公共事業的熱心。正是這種基於聲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國基層社會有更好的穩定性，因此，在中國整體政治秩序混亂的時候，村社秩序卻還往往能夠保持，也為王朝的穩定作出了貢獻。在洪秀全楊秀清的太平軍橫掃南方各省、朝廷無計可施時，湖南鄉紳組織和訓練起來的地方武裝成為政府的有生力量，為保住了滿清天下立下不世之功。
三
用改革凝聚共識的樂觀情緒只在去冬作了短暫停留就已消散，各種觀點的激烈對立重新佔據互聯網的各個角落。觀點上的勢不兩立反映的是利益的勢不兩立。傳統中國的官民矛盾再次危及到當今中國社會的穩定。官方權力已經深入到社會最基層，到每一個村社，中國鄉村自治傳統在基層社會所發揮的特殊的穩定功能被破壞殆盡。權力控制上的誤區是，以為控制得越緊越嚴就越可控，事實卻是權力的觸角越深入，造成的怨憤越多，控制越難。農村是近30年官民矛盾最先爆發和激化的地方，普通的農民大眾在90年代的“減負”反抗最先威脅到基層權力秩序。工業的快速發展，迅速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使城市人口目前已接近總人數的50%，反抗的重心正在從農村轉向城市。教育普及和對外開放，最大限度地改變了民眾的思想，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就已上億。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資訊極為發達，信息的自由傳播無可阻擋。中國已進入現代社會，人們的思想已進入現代社會，當人們普遍用現代思想衡量社會的時候，前現代的統治形式顯得越發不可容忍。各種現代因素既導致今天官民矛盾的尖銳程度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也使人民作為現實的政治力量站到了政治舞臺的前沿。
人民大眾取代軍事集團成為變革的主導力量，這是當代社會轉型與歷代改朝換代最本質的區別所在，這一事實對秩序重建意義非凡。只要是人民擔當變革的主角，轉型過程中就不會有形成新軍事-官僚集團的土壤，也意味著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將是民眾的選票，不是強力和暴力，中國因此就將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環，並能比較順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利益包容不是指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讓利，不是實行“薄賦輕徭”和“與民休息”的政策，不是放牧人對奶牛的包容，而是社會平等成員、利益團體之間的共存和合作，每個人的權利都能同等地得到法律的保護。社會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就是有效地抑制特權統治集團的出現，因為這能最大程度地有利於社會正義的保存和阻止社會陷入不可調和的利益對立和分裂狀態。每隔幾年就進行一次選舉，政府實行任期制，社會不是由官僚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治理，不僅防止了官僚特權利益集團的形成，也消除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身份鴻溝。公民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方面，以及在政策的形成和修改方面有無可否認的參與權，對損害自身利益的政府行為具有不可剝奪的批評權、抗議權，是他們保證自我利益十分重要的權利，而這一切都有賴於言論自由。每一個人都必須擁有對自身利益的發言權。無論何人，無論是他們作為個體還是作為集體，在利益和權利遭受侵害時，都能指望得到法律的可靠支持，獨立的司法體系因而必不可少。滿足上述條件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能夠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
對民主、自由的過度闡釋和賦予過多的意識形態內容，防礙了普通人對民主自由的具體把握，自由在最易於理解、最普遍的意義上是追求個人幸福的自由。
獨裁和民主的區別不在於別的，就在於是滿足少數人追求特殊利益，還是滿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為了保證少數人的特權利益，就必須讓人民失聲，讓人民服服帖帖。為了保證所有人獲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過程就是討價還價的交易過程。交易進行的必要條件是交易雙方平等參與，自願協商，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交易，也是人民與政黨以及利益派別之間的交易。人民經過自願協商和約定同意產生政府，政府則有義務履行保護人民利益的約定，當政府堅持索要高價、不能履約時，人民在下一次選舉中就將它替換掉。熊彼特教授把民主定義為黨派為經營選票而展開競爭的制度，將人民與政府間的約定和交易延伸到人民與黨派之間。這一定義雖然在範圍上稍嫌過窄，但指出了民主最顯著的特徵。在民主制度中，討價還價貫穿始終。公開的市場交易從來都是公平的重要保證。
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義當然包括了對立面之間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對立的團體、組織和個人，而且把對立面的包容當作是制度的必要。競爭的政黨之間對立而包容，不但對人民的整體利益來說是必需的，對政黨各自的肌體健康來說也是必需的。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只有包容對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多黨執政還是一黨執政並非衡量民主的標尺，包容反對派才是民主的要件。當利益的一方消滅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運用暴力才能達到目的）、變成惟我獨大、惟我獨尊的時候，特權利益集團就產生了。
說到改革，這個詞語今天已基本上不能表達什麼確切的意義。在既得利益者那裡，中國一直都在推進改革，企業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把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稱為改革，且成效顯著，要是還有什麼不足的話，就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問題。在另外很多人看來，不限制特權利益和不觸及特權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中國改革早已停滯，當前急切要做的是啟動改革。在後一種意義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在官民政治和經濟矛盾越來越具有爆炸性的時候，防止社會秩序瓦解成為倍受人們關注的緊迫問題。如要改革的話，那就是在民眾與政府之間如何建立急需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以求共同解決矛盾，化解危機。它即使可以先從比較容易的方面著手，比如實現福利均等，開展協商，開放言論，司法獨立，擴大政治參與，但也必須在消除特權上取得實質性進展。有少數人利益優先的特權，就沒有大眾的權利平等。中國的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民主的問題。
反對民主的人說民主不適合中國，等於說中國不適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說民主會搞亂中國，無異於說利益的包容會搞亂中國；說民主將使中國崩潰，是說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將使中國崩潰。他們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認為只有官僚特權制度才能讓中國保持秩序和團結。他們舉出的例子是蘇聯的民主化造成解體的後果。首先，蘇聯作為政治秩序的解體是特權統治的解體，體現了人民的選擇；其次，蘇聯作為帝國的解體，是長期生活在壓迫制度下的聯盟的人民用腳投票的結果，是沒有及時實行民主的結果，而不是民主的結果，正如一個晚期癌症病人送進醫院後死亡，是耽誤了治療致死，而不是治療致死。
蘇聯當時所面臨的社會問題，諸如黨內腐敗問題，民族問題，改革問題，中國今天都有，甚至更加突出。正是因為中國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有太多相似之處，才使中國朝野幾十年來對蘇聯垮臺的教訓特別關注，但又各自解讀，各說各話，以致當原蘇聯國家的人們對當年發生的事情已逐漸淡忘，中國還依保持很高的討論熱度，在朝的提醒同僚也提醒自己要頭腦清醒，防止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式的人物，在野的則提醒當局要趁早改革，以免重蹈蘇聯共產黨的覆轍。可悲的是，人們很少能真正對待歷史教訓，他們總是選擇自己願意看到的某種結果去解釋歷史事件，強迫歷史的客觀適應自我的主觀。
然而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部分當事人的主觀意願並沒有什麼重要性，歷史是各種主客觀條件，各種明顯的和潛在的力量，各種可見的和不可見的因素，各種可以預測和不可以預測的事件在黑暗的時間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產生的連貫事實，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控制如此複雜的因素和它們的聯繫方式。但歷史具有清晰的大趨勢，歷史從來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既然變革之因已經在那裡，變革之果就會到來。明智的人都知道，自己只能把握歷史機遇，不能改變歷史方向。
一
二十世紀末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肯定作為重大歷史事件載入史冊，就規模之大而言，堪比羅馬帝國的滅亡，就速度之快而言則史無前例，自1989年到1991年間歐洲8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社會主義的樣板、老大哥蘇聯自立國到結束歷時僅69年，其他幾個由蘇聯一手扶持、策劃、製造的社會主義政權存在的時間就更短了。羅馬帝國500餘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衰亡時期，先亂於內，最後被外部蠻族勢力所摧毀，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秩序是在既沒有內部戰亂、也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突然瓦解的，它們被本國人民拋棄了。人民的拋棄，決定了這次範圍廣泛的社會轉型（或者稱1989年革命）和平，迅速，徹底。這一模式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得到了重現。
對於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今天已經不再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在蘇聯和東歐劇變期間，國際上的社會主義者或政治學者就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前途進行了全面、深入地討論。那時對社會主義依然抱有信仰的人認為社會主義的危機實質上只是社會主義者的實踐的危機，他們試圖對理想和現實、原則和事實進行切割，而另外的觀點則認為，它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的總危機，不僅涉及到現實的社會主義，也涉及到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和原則。但是，觀點分歧不影響人們一致承認下列的事實：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沒有產生“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而是形成了新型的極權社會，它們在成功地消滅了資產階級、財產權和市場後，製造出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和剝削階級——萬能的官僚集團，它集中掌握了全部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淩駕於社會之上。
人類關於政治制度的觀點在近代變得混淆不清，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劃分模糊了壟斷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重大界限。國家管理的實質是對利益的管理。當我們從利益的角度看待政治時，實質是統治者對利益的壟斷獨裁權。民主，實質是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即使從社會主義的理想形態來看，它歸結到底是建立一個利益包容的社會，而現實的社會主義，列寧的社會主義，在沙皇官僚專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一開始就走上了與它的理想相反的方向。社會主義的官僚相比沙皇的官僚有一個極大的、令後者無法想像的優勢，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它被當做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卻變成社會主義官僚特權的制度基礎。
享有特權是指享有眾人所沒有的利益優先權或獨佔權。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下，對國家資源和社會財富掌握著計劃大權的官僚首先當然是滿足自身的需要，在社會物質財富尚未“極大地豐富”、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官員率先進入了“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從出行的坐騎，居住的豪宅，到特供商品，乃至私人生活秘書，一應俱全都由國家配給。
在社會主義變得越來越像它所批判的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時候，社會主義者要徹底埋葬的資本主義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像社會主義，廣泛的利益包容使社會大眾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發展紅利。資產階級是一種創造的力量，可以通過財富的創造增加社會總財富，創造者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讓他人獲益。資本和勞動既具有對抗的一面，但也有天然合作的一面。1914年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福特汽車公司把工人的最低日薪提高到為5美元——兩倍於當時的最低日薪，這不止是帶來了一場勞資關係的革命，更是為資本主義找到了通向未來的康莊大道：不但帶來了工人工作效率的提升，為企業削減了成本，而且通過增加工人收入提升了普通人的消費能力，為企業生產更多的產品打開了廣闊的市場。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找到了共同點，這使他們能夠實現合作共贏，這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改革和調整、為實現社會成員經濟平等和權利平等奠定了良好基礎。工人自己的組織——工會獲得了獨立表達利益訴求的政治權利，在為工人爭取發言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了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普遍建成了福利國家，在解決貧窮、財富再分配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進步。在同一時期，民主社會主義產生了廣泛影響，它主張在現有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進行部分改革，要求國家為大眾提供更好的福利，使社會更加公平。民主社會主義也就是包容的社會主義，是反對特權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即把經濟利益因素當作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雖然可能有絕對化的問題，但比起其他關於歷史推動力的理論無疑仍然更接近真理。他在資本主義早期看到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十分激烈的利益衝突，就得出無產階級必將成為資產階級掘墓人的結論，他完全不能設想或者根本就沒有設想到兩者利益的一致性，列寧所看到的資本主義正在作最後的垂死掙扎。
馬克思描述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決的衝突似乎更適合於官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官僚階級不同於資產階級，它不是一種創造性力量，它不創造利潤，不創造財富，它只有通過攫取和剝奪才能取得財富。它與被統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贏的關係。官僚階級所得到的，就是被統治階級所失去的。為了穩定的攫取利益，官僚階級需要並依賴於穩定的、且不斷擴大的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統治階級，這不是一種雙向的互利行為。純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強力迫使純粹的利益輸出方就範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對立，不是一方壓倒一方，就是一方推翻一方，而被統治階級總是官僚統治階級的掘墓人。
官僚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大眾之間由於不存在共同創造財富的目標取向，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所失。對資產階級來說，向無產階級讓渡一部分利益如果不是對自己有利，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財富的創造者總是把希望寄託於未來的創造，他放棄部分利益，並沒有放棄創造力，沒有放棄未來。固守眼前的既有利益，對創造者而言是目光的短視。可是對不從事創造財富的官僚階級來說，向被統治者讓渡一部分非法壟斷利益，就擔心將會失去更多的利益，更擔心失去可以從事掠奪的權力。創造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財富源泉，權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財富源泉，他們一旦失去了既有的利益，也就失去未來的利益。官僚階級每當他們的利益遇到挑戰，就強化權力，鞏固既有利益，權力因此處於永無止境地擴張之中。官僚統治的社會除了少數特例，一般都不會有主動改革，只會是被革命所瓦解。法國大革命發生在法國，正是由於法國是歐洲最先成熟的官僚專制國家；沙皇俄國則是歐洲官僚專制最徹底的國家，它在1905年革命中保存了下來，但沒有逃過1917年革命的懲處。 二
現在可以輕鬆回答下面令人糾結不已的問題了：為什麼中國社會只會一次又一次頻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換代，而沒有制度的進步？這一特殊的國情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見的。結論就在下面特殊的事實中，即中國社會幾千年裡一直是官僚統治的社會。中國有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成熟的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它把所有人分為官與民兩大類，即治人者和治於人，剝奪者和被剝奪者。官逼民反表現了王朝時代兩個陣營的衝突模式。在這裡，沒有真正的和解與和平，它所謂的秩序也不過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對暴力的暫時屈服。當一方的暴力絕對壓倒了另一方時，就說進入了和平時代，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太平盛世。
與貴族統治相比，系統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統治好象更能夠輕而易舉地賦予社會以穩定的秩序，但其實它的穩定性很差。“太平盛世”一說恰好表明了中國歷史中和平時期的稀少而短暫。和平是如此之少，人們對和平是如此之珍視，以致於大多數人對現實採取“甯做太平犬，不做亂世王”的隱忍態度。秦朝之後的王朝，只有漢、唐、明、清等幾朝歷時比較長久，即便是它們，也遠非平安無事，其中遭逢了各種危機和內亂，它們一到中後期便進入亂世階段，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中央的控制力大為削弱。在整個漫長的王朝統治時期，被史書稱讚為“盛世”的，不過文景、貞觀、乾嘉等短短幾個時段而已，對於2000年的時光來說實在微不足道。官僚統治秩序不僅受到下層社會暴力反抗的威脅，也受到內部反叛和奪權的威脅。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和極大誘惑吸引著體制內和體制外各種躍躍欲試的力量。官僚們既可以為了共同的利益而抱成一團，也就能夠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奔前程。在感覺到共同利益即將不保時，他們會轉移財產，尋找退路，以求自保；在舊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機會出現時，他們就會馬上作出新的選擇，投身到推翻舊秩序的行列中。蘇聯解體時也是如此，前共產黨的官員紛紛拋棄了自己的黨，轉而去抓住眼前的機會。
王朝秩序從逐步走向瓦解到重建，有的很快，有的則要經過相當長的時期。這是一個軍事過程，時間的長短取決於軍事準備情況和打擊的有效性。反叛的軍事力量由小到大需要一個發展階段，時間有長有短。反叛者通常首先在遠離朝廷打擊力量、統治力量薄弱的地區形成軍事領導核心，如太平天國在廣西山區、國民黨在黃埔軍校建立了自己的軍事指揮集團，組織國中之國。在政府的暴力失效後，各種反政府武裝乘機發展起來，包括政府軍裡的叛軍。實力強大的問鼎天下，實力較弱的則占地為王，他們既合力消滅朝廷，也互相征討，只有當一個絕對強大的軍事力量出現、重新確立一統天下時，新的社會秩序才又建立起來。這個過程有時需要幾十年，上百年或更長時間。
軍事上的絕對強者在其發展、壯大和東征西討的歲月裡就已經成為一個組織嚴密、生死與共的利益集團，戰爭的勝利使打天下的軍事指揮集團成為坐天下的軍事-官僚集團，軍事統帥則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統治者，他們開始收穫暴利。
由軍事過程完成、由軍事集團主導的改朝換代沒有普通大眾的直接參與，大眾只是被動地接受事實，只有到了清末的時候，尤其是在廢除科舉制度後，知識分子才作為軍事之外的力量加入到了反叛的隊伍中，但他們人數和力量都極其有限。人民反叛、人民展示力量的時代尚未到來，他們要改變舊秩序還必須依賴軍事力量，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仍然崇尚暴力。
在理論上，傳統中國實行的是精英治國，即君子治國，但實際上治理國家的只是知識精英，他們通過多次艱難的科舉考試才被選拔出來。雖然熟讀聖賢書，但身處官僚集團的現實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成為掠奪者。社會管理者具有令人尊重的品質對秩序的穩定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但官員的“雷政富化”不但不能使權力獲得社會的普遍尊重，相反引起民眾的普遍憤怒和輕視。沒有德行作軟實力的政府容易受到挑戰，在維持秩序的能力上必定大為削減。
這也是貴族統治優於官僚統治的重要方面。貴族擁有可觀的財富保證他們不會成為掠奪者，他們的良好教養和德性一直是他們受民眾尊重的重要原因。在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也存在這種貴族式的治理，它不是由政府的官員或政府官員的代表進行管理，而是由當地鄉紳根據悠久的風俗習慣進行秩序的維持。這些在野的鄉紳、鄉賢是當地的富人，能力強，聲望好，足以服眾。與政府不同，他們不靠強力推行秩序，他們的管理是業餘的，免費的，是出於對公共事業的熱心。正是這種基於聲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國基層社會有更好的穩定性，因此，在中國整體政治秩序混亂的時候，村社秩序卻還往往能夠保持，也為王朝的穩定作出了貢獻。在洪秀全楊秀清的太平軍橫掃南方各省、朝廷無計可施時，湖南鄉紳組織和訓練起來的地方武裝成為政府的有生力量，為保住了滿清天下立下不世之功。
三
用改革凝聚共識的樂觀情緒只在去冬作了短暫停留就已消散，各種觀點的激烈對立重新佔據互聯網的各個角落。觀點上的勢不兩立反映的是利益的勢不兩立。傳統中國的官民矛盾再次危及到當今中國社會的穩定。官方權力已經深入到社會最基層，到每一個村社，中國鄉村自治傳統在基層社會所發揮的特殊的穩定功能被破壞殆盡。權力控制上的誤區是，以為控制得越緊越嚴就越可控，事實卻是權力的觸角越深入，造成的怨憤越多，控制越難。農村是近30年官民矛盾最先爆發和激化的地方，普通的農民大眾在90年代的“減負”反抗最先威脅到基層權力秩序。工業的快速發展，迅速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使城市人口目前已接近總人數的50%，反抗的重心正在從農村轉向城市。教育普及和對外開放，最大限度地改變了民眾的思想，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就已上億。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資訊極為發達，信息的自由傳播無可阻擋。中國已進入現代社會，人們的思想已進入現代社會，當人們普遍用現代思想衡量社會的時候，前現代的統治形式顯得越發不可容忍。各種現代因素既導致今天官民矛盾的尖銳程度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也使人民作為現實的政治力量站到了政治舞臺的前沿。
人民大眾取代軍事集團成為變革的主導力量，這是當代社會轉型與歷代改朝換代最本質的區別所在，這一事實對秩序重建意義非凡。只要是人民擔當變革的主角，轉型過程中就不會有形成新軍事-官僚集團的土壤，也意味著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將是民眾的選票，不是強力和暴力，中國因此就將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環，並能比較順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利益包容不是指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讓利，不是實行“薄賦輕徭”和“與民休息”的政策，不是放牧人對奶牛的包容，而是社會平等成員、利益團體之間的共存和合作，每個人的權利都能同等地得到法律的保護。社會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就是有效地抑制特權統治集團的出現，因為這能最大程度地有利於社會正義的保存和阻止社會陷入不可調和的利益對立和分裂狀態。每隔幾年就進行一次選舉，政府實行任期制，社會不是由官僚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治理，不僅防止了官僚特權利益集團的形成，也消除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身份鴻溝。公民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方面，以及在政策的形成和修改方面有無可否認的參與權，對損害自身利益的政府行為具有不可剝奪的批評權、抗議權，是他們保證自我利益十分重要的權利，而這一切都有賴於言論自由。每一個人都必須擁有對自身利益的發言權。無論何人，無論是他們作為個體還是作為集體，在利益和權利遭受侵害時，都能指望得到法律的可靠支持，獨立的司法體系因而必不可少。滿足上述條件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能夠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
對民主、自由的過度闡釋和賦予過多的意識形態內容，防礙了普通人對民主自由的具體把握，自由在最易於理解、最普遍的意義上是追求個人幸福的自由。
獨裁和民主的區別不在於別的，就在於是滿足少數人追求特殊利益，還是滿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為了保證少數人的特權利益，就必須讓人民失聲，讓人民服服帖帖。為了保證所有人獲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過程就是討價還價的交易過程。交易進行的必要條件是交易雙方平等參與，自願協商，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交易，也是人民與政黨以及利益派別之間的交易。人民經過自願協商和約定同意產生政府，政府則有義務履行保護人民利益的約定，當政府堅持索要高價、不能履約時，人民在下一次選舉中就將它替換掉。熊彼特教授把民主定義為黨派為經營選票而展開競爭的制度，將人民與政府間的約定和交易延伸到人民與黨派之間。這一定義雖然在範圍上稍嫌過窄，但指出了民主最顯著的特徵。在民主制度中，討價還價貫穿始終。公開的市場交易從來都是公平的重要保證。
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義當然包括了對立面之間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對立的團體、組織和個人，而且把對立面的包容當作是制度的必要。競爭的政黨之間對立而包容，不但對人民的整體利益來說是必需的，對政黨各自的肌體健康來說也是必需的。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只有包容對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多黨執政還是一黨執政並非衡量民主的標尺，包容反對派才是民主的要件。當利益的一方消滅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運用暴力才能達到目的）、變成惟我獨大、惟我獨尊的時候，特權利益集團就產生了。
說到改革，這個詞語今天已基本上不能表達什麼確切的意義。在既得利益者那裡，中國一直都在推進改革，企業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把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稱為改革，且成效顯著，要是還有什麼不足的話，就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問題。在另外很多人看來，不限制特權利益和不觸及特權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中國改革早已停滯，當前急切要做的是啟動改革。在後一種意義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在官民政治和經濟矛盾越來越具有爆炸性的時候，防止社會秩序瓦解成為倍受人們關注的緊迫問題。如要改革的話，那就是在民眾與政府之間如何建立急需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以求共同解決矛盾，化解危機。它即使可以先從比較容易的方面著手，比如實現福利均等，開展協商，開放言論，司法獨立，擴大政治參與，但也必須在消除特權上取得實質性進展。有少數人利益優先的特權，就沒有大眾的權利平等。中國的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民主的問題。
反對民主的人說民主不適合中國，等於說中國不適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說民主會搞亂中國，無異於說利益的包容會搞亂中國；說民主將使中國崩潰，是說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將使中國崩潰。他們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認為只有官僚特權制度才能讓中國保持秩序和團結。他們舉出的例子是蘇聯的民主化造成解體的後果。首先，蘇聯作為政治秩序的解體是特權統治的解體，體現了人民的選擇；其次，蘇聯作為帝國的解體，是長期生活在壓迫制度下的聯盟的人民用腳投票的結果，是沒有及時實行民主的結果，而不是民主的結果，正如一個晚期癌症病人送進醫院後死亡，是耽誤了治療致死，而不是治療致死。
蘇聯當時所面臨的社會問題，諸如黨內腐敗問題，民族問題，改革問題，中國今天都有，甚至更加突出。正是因為中國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有太多相似之處，才使中國朝野幾十年來對蘇聯垮臺的教訓特別關注，但又各自解讀，各說各話，以致當原蘇聯國家的人們對當年發生的事情已逐漸淡忘，中國還依保持很高的討論熱度，在朝的提醒同僚也提醒自己要頭腦清醒，防止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式的人物，在野的則提醒當局要趁早改革，以免重蹈蘇聯共產黨的覆轍。可悲的是，人們很少能真正對待歷史教訓，他們總是選擇自己願意看到的某種結果去解釋歷史事件，強迫歷史的客觀適應自我的主觀。
然而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部分當事人的主觀意願並沒有什麼重要性，歷史是各種主客觀條件，各種明顯的和潛在的力量，各種可見的和不可見的因素，各種可以預測和不可以預測的事件在黑暗的時間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產生的連貫事實，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控制如此複雜的因素和它們的聯繫方式。但歷史具有清晰的大趨勢，歷史從來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既然變革之因已經在那裡，變革之果就會到來。明智的人都知道，自己只能把握歷史機遇，不能改變歷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