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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从1984年获得苏联国家荣誉勋章，到成为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以直面事实的力量，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一座丰碑。
续写俄语文学辉煌
20世纪，俄语文学曾诞生5位诺贝尔奖得主—— 1933年的伊万·布宁，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的肖洛霍夫，1970年的索尔仁尼琴，1987年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经过20余年沉寂后，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终于再次续写辉煌。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出生于乌克兰，她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双亲都是教师。阿列克谢耶维奇1972年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她成了一家文学杂志的记者。在报告和散文写作中，她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学风格：作采访，然后以文学手法将采访记录升华为感情充溢的日常生活绚烂画面。
她的处女作《战争的面庞并非女性》写于1983年，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她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二战的女性，这是她“乌托邦之声”的第一部，也是她以个人视角描绘苏联生活实景的开端。之后，她的作品延续了这一创作方向。1989年的《锌皮娃娃兵》将焦点聚集在苏联1979-1989年间对阿富汗发动的战争，1997年的《切尔诺贝利之声》以切尔诺贝利1986年核爆炸的余波为创作主题。自此，她被公认为记录时代苦难的一位伟大的编年史作家，她以自己的写作手法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实体裁——文献性的“口述小说”。
从人性的角度透视战争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相信既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她曾说过：“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文献，就越是深信文献并不存在。没有与现实相等的纯粹的文献。”这也是促使她无数次去采访那些战争和灾难中受伤害人群的原动力。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部作品里，她就说过：“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 ”
在《锌皮娃娃兵》里，她重述了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我会产生写《锌皮娃娃兵》的愿望？为了表示抗议，抗议用男性的视角看待战争。我去了公墓，那里安葬着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我发现，这些成年人都沆瀣一气，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尖声细嗓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她妨碍了发言，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这时我明白了，站在坟墓前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是个正常人。”
其实她并非简单地从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来反思战争，而是从更人性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战争里最弱势的群体——女人和儿童，以及那些在重大灾难事件里充当“炮灰”的人。
特立独行的记录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几乎以一己之力，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方式，用直面真实的力量，来记录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类的命运，让我们更加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曾有人问阿列克谢耶维奇：“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一切从心里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
她说：“我是独自行进的，我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这句话可以概括她的生活和写作特点。她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独自一人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声音。读她的作品，就感觉像在阅读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品，而不是出自当代作家之手。她更像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伟大作家。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纪实性、政治性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并且一度受到政府排挤。但是，关心祖国的命运、时代的弊端、探讨社会的出路一直是俄语文学的魅力所在。这使俄语文学显得沉重，也增加了它的厚度。从这一点上来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看起来并不文艺范儿十足的作品实际上凝聚了最深厚的俄语文学精神。
阿列克谢耶维奇访谈录
问：谈谈您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吧。这是一本描写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充满情感、令人震惊的书。您想向读者传达怎样一种情绪？
阿列克谢耶维奇：多年之后，有这么一种论调，说我们对切尔诺贝利已经知道得够详尽的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没有人再想听到关于它的事了。可是，实际上，它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切尔诺贝利现象其实从来没有得到准确的理解。
问：惯常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如何？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本书讲具体事故（它为什么会爆炸、怎么爆炸的）很少，更多的是在讲事故之后的世界，讲人对它的反应、如何亲身经历它。这本书使读者产生了我在写作时就期待的那种反应：人们开始思考他们的生活以及生命本身的意义何在，他们开始感到有必要重新树立一种价值观，一种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的价值观。
问：您是如何寻找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在生活中上下求索，探寻每一处发现、细枝末节和吉光片羽。因为在人类生活之中，我的兴趣并非是事件本身，不是战争本身，不是切尔诺贝利（乌克兰北部城市）本身，不是自杀本身。我感兴趣的是，在人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人类在我们的时代中经历了什么；人的行为和反应；在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生物性，有多少时代性，又有多少人性本身。
问：在艺术与记录两种表达方式之间，为何最终选择了后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一直在寻找一种适于我观察世界的方式，可以表达我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我尝试了很多种，最后选择了一种人类可以为自己发出声音的方式——真实的人在我的书中谈论那些他们所处时代中的事变。但我当然不只是记录事件的干燥历史，我记录的是人类感受的历史，这样群体性的真实细节，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想象和发明的。艺术可能撒谎，但是纪录永远不会。
（白轮船整理）
续写俄语文学辉煌
20世纪，俄语文学曾诞生5位诺贝尔奖得主—— 1933年的伊万·布宁，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的肖洛霍夫，1970年的索尔仁尼琴，1987年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经过20余年沉寂后，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终于再次续写辉煌。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出生于乌克兰，她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双亲都是教师。阿列克谢耶维奇1972年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她成了一家文学杂志的记者。在报告和散文写作中，她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学风格：作采访，然后以文学手法将采访记录升华为感情充溢的日常生活绚烂画面。
她的处女作《战争的面庞并非女性》写于1983年，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她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二战的女性，这是她“乌托邦之声”的第一部，也是她以个人视角描绘苏联生活实景的开端。之后，她的作品延续了这一创作方向。1989年的《锌皮娃娃兵》将焦点聚集在苏联1979-1989年间对阿富汗发动的战争，1997年的《切尔诺贝利之声》以切尔诺贝利1986年核爆炸的余波为创作主题。自此，她被公认为记录时代苦难的一位伟大的编年史作家，她以自己的写作手法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实体裁——文献性的“口述小说”。
从人性的角度透视战争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相信既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她曾说过：“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文献，就越是深信文献并不存在。没有与现实相等的纯粹的文献。”这也是促使她无数次去采访那些战争和灾难中受伤害人群的原动力。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部作品里，她就说过：“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 ”
在《锌皮娃娃兵》里，她重述了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我会产生写《锌皮娃娃兵》的愿望？为了表示抗议，抗议用男性的视角看待战争。我去了公墓，那里安葬着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我发现，这些成年人都沆瀣一气，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尖声细嗓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她妨碍了发言，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这时我明白了，站在坟墓前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是个正常人。”
其实她并非简单地从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来反思战争，而是从更人性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战争里最弱势的群体——女人和儿童，以及那些在重大灾难事件里充当“炮灰”的人。
特立独行的记录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几乎以一己之力，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方式，用直面真实的力量，来记录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类的命运，让我们更加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曾有人问阿列克谢耶维奇：“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一切从心里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
她说：“我是独自行进的，我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这句话可以概括她的生活和写作特点。她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独自一人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声音。读她的作品，就感觉像在阅读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品，而不是出自当代作家之手。她更像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伟大作家。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纪实性、政治性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并且一度受到政府排挤。但是，关心祖国的命运、时代的弊端、探讨社会的出路一直是俄语文学的魅力所在。这使俄语文学显得沉重，也增加了它的厚度。从这一点上来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看起来并不文艺范儿十足的作品实际上凝聚了最深厚的俄语文学精神。
阿列克谢耶维奇访谈录
问：谈谈您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吧。这是一本描写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充满情感、令人震惊的书。您想向读者传达怎样一种情绪？
阿列克谢耶维奇：多年之后，有这么一种论调，说我们对切尔诺贝利已经知道得够详尽的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没有人再想听到关于它的事了。可是，实际上，它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切尔诺贝利现象其实从来没有得到准确的理解。
问：惯常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如何？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本书讲具体事故（它为什么会爆炸、怎么爆炸的）很少，更多的是在讲事故之后的世界，讲人对它的反应、如何亲身经历它。这本书使读者产生了我在写作时就期待的那种反应：人们开始思考他们的生活以及生命本身的意义何在，他们开始感到有必要重新树立一种价值观，一种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的价值观。
问：您是如何寻找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在生活中上下求索，探寻每一处发现、细枝末节和吉光片羽。因为在人类生活之中，我的兴趣并非是事件本身，不是战争本身，不是切尔诺贝利（乌克兰北部城市）本身，不是自杀本身。我感兴趣的是，在人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人类在我们的时代中经历了什么；人的行为和反应；在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生物性，有多少时代性，又有多少人性本身。
问：在艺术与记录两种表达方式之间，为何最终选择了后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一直在寻找一种适于我观察世界的方式，可以表达我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我尝试了很多种，最后选择了一种人类可以为自己发出声音的方式——真实的人在我的书中谈论那些他们所处时代中的事变。但我当然不只是记录事件的干燥历史，我记录的是人类感受的历史，这样群体性的真实细节，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想象和发明的。艺术可能撒谎，但是纪录永远不会。
（白轮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