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虽没有对《大乘起信论》论战发表过看法,但实际上受到了冲击。论战后,他的佛教信仰不变,但此后的佛学论著极少,正式研究佛学思想的论著只有两年后的一篇对原始佛教的研究,似乎表明他想从源头理清佛教思想。在这篇论著及其他涉及佛学的书信和演说中,他已不再将《起信论》的"真心说"作为评判其他教理的依据,不再轻言"真常心"了。他将佛教思想概括为"无我",此举解决了论战可能造成的佛教信仰危机;同时他又提倡积极意志,用于宗教修证或道德修养。但"无我"又如何能建立行动主体和道德主体,他无法从佛学中得到答案,于是转到儒学,从阳明心学中建立道德主体。因此在论战后,他并非真的放弃或否定了"真常心",而是对佛学采取了学术立场和修证立场的二分法。在学术上严谨地区分各宗理论;而在宗教修证和道德修养中,他仍坚持"真常心"。实际上,在佛学中也可以建立道德主体,戒体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