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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教授“走穴”风愈演愈烈，很多以往蛰居象牙塔深处的专家和学者,一旦和社会读者接轨，在市场中走红，便摇身一变成为学术界的“明星”，并开始其“周游列国”的生活。这股潮流来势汹汹，以致让很多高校管理者一时间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为此高兴还是忧虑。
教授“走穴”的确给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制造了不少麻烦，至于如何应对，在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走穴”教授演绎“暴富神话”
不久前，国内某媒体披露了这样一则消息：经济学界某“大牌”教授讲课的出场费高达6万元。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一次讲座、一次研讨会、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收取几千元、上万元报酬的小有名气的“专家”，却比比皆是。他们坐飞机飞两三次“巡回授课”所获得的报酬，甚至比在校一年的工资还要多。而那些名气比较大的专家们，除了正常工作，几乎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某位国内学界和业界都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担任着50多家大公司的顾问。这个顾问不管“问”还是不问，公司都要支付酬金，他一年的“顾问费”到底有多少，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考试经济如日中天的当下，很多大学教师都在以“讲座”、“培训”之名，经营着自己的“副业”。就拿当下十分火爆的考研班来说，聘请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牌大学里的一些知名教授，一天的授课费可以达到6000～10000元，这还是托人打过招呼后的“关系价”。如果没有任何门道，直接找到他们，开出的价格一般都是“不二价”，商量的余地几乎没有。
教授的知名度和猜准考试题型的能力决定着培训班赚钱的多少。在培训班里，讲师每个课时收费上千元，教授更高，而命题组的专家则每天有数万元的授课费！去外地讲课的“行价”，也多在每天3000到5000元之间，名气大的教授讲课费则更高。有些教授大名鼎鼎，常常会成为考生追捧的主要对象，他们今天在北京，明天在上海，后天可能又到了广州。这样下来，一年赚几百万元，绝不是天方夜谭。
是喜是忧各方众说纷纭
目前，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专家教授“走穴”现象，社会各方面反响不一。
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法律的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自己也经常“走穴”。他认为，专家教授“走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允许明星‘走穴’、医生‘走穴’，为什么专家教授就不能‘走穴’？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买卖经济，讲的是公平交易，有人愿意出钱，专家又对出价满意，而且不耽误本职工作，有什么不可以？关键是专家要对得起所面对的对象，对自己讲的课感到值，问心无愧。专家教授作为人才精英，毕竟资源有限，‘走穴’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合理配置利用人才资源的机会，对各方都是有益的。专家也需要学习、流动，这样不但会使他们开阔视野，而且可以通过‘走穴’检验自己的水平，比蜗居在办公室里空谈神侃要好得多。有些学者囿于书本上的理论，自以为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而真正走出去与别人交流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局限性。”
在基本认可的前提下，这位研究员同时也指出了“走穴”的弊端。“有些专家在‘走穴’的过程中，忽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钻到了钱眼里。不仅表现在对教学科研的不认真，并且对邀请讲课的政府部门或企业，也不尽心。甚至拿了人家的钱，还摆架子，耍脾气，俨然自己就是权威。这种现象，虽属少数，但对专家的名声危害却不少。”这位专家特别指出：“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些专家所谓的讲课，实际上是屁股决定着脑袋，坐在谁家里，脑袋就为谁说话。有的专家明知某一种保健品并没有什么作用，但已经拿了人家的费用，就会云里雾里地乱讲一通。而那些搅动股市风浪的，才真正是股民的刽子手，因为他们已被大庄家买通或者串通起来拿股民开涮。”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另一位学者王震宇对“走穴”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目前高校教授的收入无论是跟国外的教授比，还是跟国内一些行业比，都不属于高薪阶层。教授校外兼课，无论是出于增加收入，还是加大与外界交流，都不一定是坏事，只是需要适当地加以引导。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法学教授认为，对于“走穴”的专家教授，也应该像对待影视明星那样，进行税收监控。对恶意逃税者，要予以处罚。有的教授“走穴”两三年，又买新房又买车，凭工资是绝对做不到的。买房买车，我们不反对，我们关注的是他们向国家缴了税没有，缴了多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说有哪位专家主动向税务机关缴过税。公民都有纳税的义务，专家教授心里应该最清楚。
合理引导才是上策
教授“走穴”作为一种现象，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最终肯定会影响到教学质量。一边拼命“走穴”，一边又要做好教学工作，鱼与熊掌是不可兼得的。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吁回归“大学精神”，而我们几千年来被称之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们，却有不少人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说来说去，“走穴”无非就是教授在业余时间中的一种兼职劳动而已。应该说，教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拥有无可争辩的业余劳动权。我国宪法第二章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里所说的劳动，既包括本职劳动，也包括业余一切有益于社会的正当劳动形式。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各国普遍允许教授兼职，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地的教授兼职都很普遍。
关键在于，对教授“走穴”的管理应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并以此为据加以合理引导。国家最近颁布了《科技人员兼职条例》，但教授队伍内，科技人员只占一部分，其他专业的人员怎么对待，这方面没有明确的、专门的法律法规。笔者建议制定《专业技术人员兼职保障法》。这部法律应该具备这样的基本精神：本法旨在保障兼职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防止不合法的兼职行为。例如，有的教授暗示或强迫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参加其举办的补习班，这实际是在以权谋私，损害学生及其家长的利益，是不允许的。履行兼职的手续应采取备案制或注册制，办理税务登记是应该的，但不宜采取审批制。审批最容易导致腐败和以权谋私。总之，应本着积极鼓励、合理引导、适当管理的原则，使教授“走穴”得以健康进行。
教授“走穴”的确给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制造了不少麻烦，至于如何应对，在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走穴”教授演绎“暴富神话”
不久前，国内某媒体披露了这样一则消息：经济学界某“大牌”教授讲课的出场费高达6万元。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一次讲座、一次研讨会、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收取几千元、上万元报酬的小有名气的“专家”，却比比皆是。他们坐飞机飞两三次“巡回授课”所获得的报酬，甚至比在校一年的工资还要多。而那些名气比较大的专家们，除了正常工作，几乎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某位国内学界和业界都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担任着50多家大公司的顾问。这个顾问不管“问”还是不问，公司都要支付酬金，他一年的“顾问费”到底有多少，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考试经济如日中天的当下，很多大学教师都在以“讲座”、“培训”之名，经营着自己的“副业”。就拿当下十分火爆的考研班来说，聘请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牌大学里的一些知名教授，一天的授课费可以达到6000～10000元，这还是托人打过招呼后的“关系价”。如果没有任何门道，直接找到他们，开出的价格一般都是“不二价”，商量的余地几乎没有。
教授的知名度和猜准考试题型的能力决定着培训班赚钱的多少。在培训班里，讲师每个课时收费上千元，教授更高，而命题组的专家则每天有数万元的授课费！去外地讲课的“行价”，也多在每天3000到5000元之间，名气大的教授讲课费则更高。有些教授大名鼎鼎，常常会成为考生追捧的主要对象，他们今天在北京，明天在上海，后天可能又到了广州。这样下来，一年赚几百万元，绝不是天方夜谭。
是喜是忧各方众说纷纭
目前，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专家教授“走穴”现象，社会各方面反响不一。
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法律的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自己也经常“走穴”。他认为，专家教授“走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允许明星‘走穴’、医生‘走穴’，为什么专家教授就不能‘走穴’？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买卖经济，讲的是公平交易，有人愿意出钱，专家又对出价满意，而且不耽误本职工作，有什么不可以？关键是专家要对得起所面对的对象，对自己讲的课感到值，问心无愧。专家教授作为人才精英，毕竟资源有限，‘走穴’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合理配置利用人才资源的机会，对各方都是有益的。专家也需要学习、流动，这样不但会使他们开阔视野，而且可以通过‘走穴’检验自己的水平，比蜗居在办公室里空谈神侃要好得多。有些学者囿于书本上的理论，自以为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而真正走出去与别人交流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局限性。”
在基本认可的前提下，这位研究员同时也指出了“走穴”的弊端。“有些专家在‘走穴’的过程中，忽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钻到了钱眼里。不仅表现在对教学科研的不认真，并且对邀请讲课的政府部门或企业，也不尽心。甚至拿了人家的钱，还摆架子，耍脾气，俨然自己就是权威。这种现象，虽属少数，但对专家的名声危害却不少。”这位专家特别指出：“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些专家所谓的讲课，实际上是屁股决定着脑袋，坐在谁家里，脑袋就为谁说话。有的专家明知某一种保健品并没有什么作用，但已经拿了人家的费用，就会云里雾里地乱讲一通。而那些搅动股市风浪的，才真正是股民的刽子手，因为他们已被大庄家买通或者串通起来拿股民开涮。”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另一位学者王震宇对“走穴”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目前高校教授的收入无论是跟国外的教授比，还是跟国内一些行业比，都不属于高薪阶层。教授校外兼课，无论是出于增加收入，还是加大与外界交流，都不一定是坏事，只是需要适当地加以引导。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法学教授认为，对于“走穴”的专家教授，也应该像对待影视明星那样，进行税收监控。对恶意逃税者，要予以处罚。有的教授“走穴”两三年，又买新房又买车，凭工资是绝对做不到的。买房买车，我们不反对，我们关注的是他们向国家缴了税没有，缴了多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说有哪位专家主动向税务机关缴过税。公民都有纳税的义务，专家教授心里应该最清楚。
合理引导才是上策
教授“走穴”作为一种现象，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最终肯定会影响到教学质量。一边拼命“走穴”，一边又要做好教学工作，鱼与熊掌是不可兼得的。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吁回归“大学精神”，而我们几千年来被称之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们，却有不少人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说来说去，“走穴”无非就是教授在业余时间中的一种兼职劳动而已。应该说，教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拥有无可争辩的业余劳动权。我国宪法第二章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里所说的劳动，既包括本职劳动，也包括业余一切有益于社会的正当劳动形式。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各国普遍允许教授兼职，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地的教授兼职都很普遍。
关键在于，对教授“走穴”的管理应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并以此为据加以合理引导。国家最近颁布了《科技人员兼职条例》，但教授队伍内，科技人员只占一部分，其他专业的人员怎么对待，这方面没有明确的、专门的法律法规。笔者建议制定《专业技术人员兼职保障法》。这部法律应该具备这样的基本精神：本法旨在保障兼职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防止不合法的兼职行为。例如，有的教授暗示或强迫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参加其举办的补习班，这实际是在以权谋私，损害学生及其家长的利益，是不允许的。履行兼职的手续应采取备案制或注册制，办理税务登记是应该的，但不宜采取审批制。审批最容易导致腐败和以权谋私。总之，应本着积极鼓励、合理引导、适当管理的原则，使教授“走穴”得以健康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