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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根的富裕使人忧心。台湾有钱了，怎么人还都那么俗气?继而我们意识到让台湾民众了解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才是最重要的”。
12年前，当发现擅长做惠山泥人的老师傅时，台湾《汉声》杂志创始人黄永松喜不自禁。
他站在老师傅身后，一张张地拍照，希望把整个工艺的所有程序记录下来，哪个动作快了就请老师傅重来。
这一次记录，他们花了11天，烧坏了所有随身携带的日光型蓝闪光灯，最后整理出3200多张工序图。
黄永松又将两位师傅从无锡请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开课，教授艺术系研究生；并请他们把能做的泥塑统统做出两份，一份留在学校，一份由黄永松带到台湾做展览推广。300多件泥塑，这件事情前后花去6年时间。
2005年1月，《汉声》推出三册杂志，系统介绍惠山泥人：第一册论述泥人源起和传说，介绍著名的大阿福泥人和手捏戏文，并收录无锡泥人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珍贵作品图录600余件；第二册是两位大师傅的工作日志，及从中总结出的“捏塑18法”和“彩绘7法”；第三册则用照片完整重现捏塑全过程。此时距黄永松初次寻访到两位大师，已有8 年。
就这样，以不计成本的工作方式，《汉声》力图通过梳理“中国的、传统的、民间的、活生生的”文化、技艺，建立 “中国民间文化基因库”。自1971年在台北创刊之日始，200多期杂志一直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我们现在还着力在原则、意义上争论，都说要保护环境、重视教育、保护传统文化，但是怎么保护、怎么重视，很少从制度保障、程序设计和技术细节上来实现。”8月29日下午，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艺术中心，《读库》主编张立宪在主持黄永松的讲座时感慨，“所幸，《汉声》已经做了将近40年。”
小题大做，细中求全
台湾艺术大家俞大纲曾说：“传统好比人的头颅，现代犹如人的双足。在时代的遽变中，忽然演变出传统与现代割裂、头脚分离的奇异局面……文化工作者应有为此断裂做‘肚腹’的担当，使现代中国人能衔接传统与现代，全身而行。”
《汉声》的所有尝试，就是尽力起到“肚腹”的作用。
随手翻看《汉声》杂志这些年的封面主题：“中国童玩”、“台湾的泉州人”、“稻米专辑”、“美哉汉字”、“五台山骡马大会”、“曹雪芹风筝谱”、“福建土楼”、“桦树皮文化”、“有机农业”……主题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
他们有自己的目录系统。先将内容划分为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五种，下设十类56 项和几百个目。至具体操作时，“每次抓住几个小题，然后心无旁骛地做下去，做出深度来。”
黄永松将《汉声》的工作特点概括为：小题大做，细中求全。
所谓“大做”，即从一个小切入点引出所有相关研究。如马年做“中国马”，不单是怀旧与欣赏民俗，还联想到马与骑术的关系、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秋高马肥大举南侵的史实，再牵涉到汉族筑长城的历代努力、元代与罗马帝国的对比……
“就像一滴水珠、一颗沙粒都有自己的世界一样，我们寻找到的每一个题目都别有洞天。”66岁的黄永松笑称，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他把30多年的田野调查经验变成一肚子故事，随时随地拿出一个，以此例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和神奇。
“过去中国人不照相，怕会被取走灵魂，有的家里祖先去世了，会请画师把祖先画出来供奉。这种肖像又叫做追容画。你知道吗?我们居然找到了一本追容画谱，里面有不同的肖像，这个强调眼睛，那个强调额头。你可以跟画师说，我祖先的眼睛是这样，下巴是那样，让他给拼起来，不像了再改。是不是很像侦探片?”
根据这本画谱，《汉声》推出两期专辑，名为“中国民间肖像画”。内容除了完整收录画谱外，还包括古代开脸造型的技艺和知识、创作过程演示、中国容颜在美术领域的发展与问题，以及对全国各地多位街头肖像画师的采访。
《汉声》介绍比例最大的是民间手工艺。黄永松总结出一套四法十六则，将梳理内容分为“体、用、造、化”四方面，每一方面又包括四元素，比如“用”，是指功用，包括人(什么人用)、地(什么地区适用)、事(什么事用)、用(什么特殊用处)四个元素。
就这样，他们以庞大的容量和细致的耐心，梳理出纺织、浆染、刺绣、编结、剪纸、面花等诸多可称之为“母亲的艺术”的手工艺来。
在张立宪看来，《汉声》系列出现最多的字眼即“母亲”。“因为《汉声》对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工艺的态度就是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儿子用不着每天说‘我爱你，妈妈’，只要想着怎么侍奉就行了。”
聚焦传统缘于“戒严”
《汉声》的前身是英文杂志《ECHO(回声)》，初衷是想介绍中国的文化给外国人看。
那是1971年，黄永松26岁，刚刚从“国立”艺专(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科毕业，打算出去留学，却被打算办一份报纸的吴美云找上门来。后者看到黄永松做美术指导的电影很欣赏，邀他做美术编辑。
时值台湾“报禁”，那份新报未能获允创办，两人改为办杂志，但内容依旧受限，“政治不能谈，生活面貌也只能谈好的一面，千篇一律没意思。”黄永松回忆，想来想去，只好把杂志内容定位在传统文化上。
“我是农村长大的，把老家的大小事情拿出来讲，大家居然都感兴趣。”黄永松出生于台湾桃园农村，小时候跟父母打理茶园、自制农具、盖房子，对民间传统颇为熟悉，不想此时派上了用场。
那时《ECHO》已聚集了一些资深出版人，但大多出于商业考虑，目光多集中在博物馆、美术馆等学术、高雅的东西上，并不看重传统文化，因此三三两两地离开了，最后只剩下吴美云和黄永松。
那时工作条件艰苦，为了把有限的资金都花在印刷、制作上，吴美云将家里辟出一角作为办公室，厕所当作暗房。
慢慢地编辑部扩充到四个人，另两个是黄永松在“国立”艺专的师弟奚淞、姚梦嘉，四人并称“《汉声》四君子”。一次他们在乡下做田野调查，看到一户民宅有副对联：“同心土变金，牵手做大事”，四人相视而笑。此后过年书春，这句话常常被写出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
《ECHO》第一期介绍了台湾的妈祖祭祀与京剧源流，之后几年，他们每月出一期杂志，把台湾跑透透。祭典、手工艺、饮食，做的最多，因为“最不会犯错”。其时台湾还施行“戒严”，内容稍一涉及现实，就容易惹来麻烦。
“一报道城市生活，我们拍的照片就被认为太守旧、太破败。那时台湾开始有妇女堕胎，我们想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行。”黄永松回忆。
然而最终促使杂志转型的仍旧是现实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经济腾飞，日渐富裕的生活之下，人们浅薄的历史文化根底暴露无遗，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盲目崇洋的“暴发户”。
“无根的富裕使人忧心。台湾有钱了，怎么人还都那么俗气?继而我们意识到让台湾民众了解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才是最重要的。”
1978年，在诸多朋友的建言下，《ECHO》中文版创刊，名为《汉声》，取“大汉天声”之意。中文版一出大受欢迎，自1978年至今已出版160多期，销售成绩最好时有2万多订户，黄永松笑言：“在台湾范围内来看，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
大陆的丰盛与焦虑
中国传统文化的溯源梳理，却不是在台湾范围内就可完成的。
多少次黄永松想到大陆寻找更正宗更丰富的民间技艺，无奈两岸通路封闭，“那时到香港必去国货店，看看牌子也好，这个是成都来的，那个是齐齐哈尔来的，一下子大江南北都有了。”
他最常买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竹叶青酒，回去孝敬父亲；另一个是蓝印花布，一次买好几匹。还附带买一把杭州张小泉的剪刀，因为蓝印花布的边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没法带回台湾，得先把布边剪下来。
1988年，两岸通道开启，身为客家人的黄永松立刻奔赴广东、福建，做了大量民俗调查。当年冬天，他在土楼专家黄汉民陪同下，于闽西、闽南地区进行福建土楼的调查。前后16天，完成了72座土楼的记录、测量、绘图。
黄永松回忆，彼时大陆民风淳朴、古意犹存，某天他们忽然被年轻村民拦路，得知前面村中都是黄姓同宗居住，要答对考题才能进村。第一题，你们二人姓黄，是什么“黄”?幸而黄永松此前参与了民族姓氏源流与迁移的研究，知道问的是堂号，立即回答“江夏堂的黄”；第二题，祖宗诗怎么念?他大声诵出“……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于是过关，顺利完成调查。
“我很喜欢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喧哗，无论城市乡野都很舒服。”黄永松深感当时在大陆民俗采集的收获丰盛，此后每年都来几趟，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过来，陆续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地建起工作室。
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焦虑感。大陆经济迅速发展，令《汉声》的工作者们逐渐感到，台湾出现的文化生态问题将以更大的规模在大陆重现。
带着抢救民俗的急迫感，《汉声》推出了“民间文化剪贴系列”，要求所有的编辑、朋友在北京发出邀请函，请任何对民间文化有兴趣的人写稿子来。同时，杂志每页用水胶粘合，很易撕下，在每页上预留适合活页夹的洞孔，希望读者用剪贴簿的方式，分门别类按照目录自己整理。此系列一直持续了近50期。
“我们认为来不及了，让大家一起去抢救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不然等我们去拍照、发掘，大陆这么大，是不可能的。”黄永松说。
“中国结”的发现者
动辄花几年时间做调查，常常往返于两岸之间，空间、时间的成本巨大。加之《汉声》每一期都尽可能做到最恰当的设计装帧，对印刷要求很高。而以传统文化为定位又必定无法大卖，《汉声》是怎么存活至今的?
“单以杂志来说，我们一直在赤字。”黄永松称《汉声》从未如外人想象，接受企业或社会人士捐助，从来都是自力更生。
创刊的资金是吴美云向父母借来的，后来黄永松也从家里借钱入了股。第一期出来后，即被当时“中华航空”的国际部经理看中，说愿意一次买几万份，放在飞机上。
“我们当时每本成本是12元台币，他要8元给他，一本就要亏4元。吴美云很有经营头脑，说值得赔。因为杂志都放在国际航线上，而我们就是做给国外读者看的。后来果然借此打开了渠道。”现在，全球共有35个国家的读者订阅《EC HO》。
除此之外，由于当时台湾的外商刚到来，许多企业需要文宣资料，看到这本杂志做得漂亮，纷纷来找他们做设计宣传。“我们就靠这些来贴补杂志，白天赚钱，晚上编杂志。”
英文版出到第四期时，付不出印刷费，印刷厂威胁要把稿子锁起来，急得吴美云跑回家向母亲要钱……后来《汉声》干脆拒绝新订户，因为订阅价格较低，订得越多越赔。
经历过各种困难，编辑们却依然有干劲，“一来外面掌声那么多，好像我们没法回头了，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二来传统文化真的好，一旦你之前播的种子发了芽，又觉得舍我其谁。”说这话时，黄永松以静坐的姿势盘腿坐着，“真的应了慈济基金会的证严上人的一句话：甘愿做，欢喜受。”
转折出现在1978年，中文版《汉声》在第三、四期推出“中国童玩”，反响良好，结集成书，第一次有了盈余。这开启了《汉声》的经营方向。此后他们有了明确的思路：先做杂志，再将成熟的主题整理成书，以书的利润来养杂志。
第二套主题书《中国结》更是成功典范。中国结艺众多，从最常用的纽扣结到老床帐钩下的结饰，非常零散。《汉声》对此进行整理，总结出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命名为“中国结”，并出版系列丛书。从此“中国结”传遍全世界华人区，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
1982年，《汉声》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下一代的培养上。他们悉心整理出中国民间文化故事，结集成《中国童话》，那个年代台湾有孩子的家庭几乎每家一套。此书不久前在台湾出版了第25版。
如今，主题书、童书的利润除了用来维持杂志在台正常出版，还要保证《汉声》台湾总部和大陆9个工作室以及两个研究所的运转。
“经济危机来了我们也不好过，但这么一路走过来，已经不怎么在乎不景气之类的状况，”黄永松说，“文化产业说到底，只要一息尚存，遇到好的时机总会再发芽的。”
常有大陆出版人探讨，《汉声》的成功能否复制，答案往往是否定。但黄永松认为可以，“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换谁都能做，只是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
他认为这样的出版人只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活菩萨的布施心肠，二是忍辱负重的精神。”
他特别向本刊记者解释了“忍辱”的“辱”，就是“一打开电视就生气，看到民间艺术不被重视，或似是而非的创意人士们不了解传统还洋洋自得。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会感到被这样烂的大众文化、这样姑息的环境侮辱了”。-
12年前，当发现擅长做惠山泥人的老师傅时，台湾《汉声》杂志创始人黄永松喜不自禁。
他站在老师傅身后，一张张地拍照，希望把整个工艺的所有程序记录下来，哪个动作快了就请老师傅重来。
这一次记录，他们花了11天，烧坏了所有随身携带的日光型蓝闪光灯，最后整理出3200多张工序图。
黄永松又将两位师傅从无锡请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开课，教授艺术系研究生；并请他们把能做的泥塑统统做出两份，一份留在学校，一份由黄永松带到台湾做展览推广。300多件泥塑，这件事情前后花去6年时间。
2005年1月，《汉声》推出三册杂志，系统介绍惠山泥人：第一册论述泥人源起和传说，介绍著名的大阿福泥人和手捏戏文，并收录无锡泥人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珍贵作品图录600余件；第二册是两位大师傅的工作日志，及从中总结出的“捏塑18法”和“彩绘7法”；第三册则用照片完整重现捏塑全过程。此时距黄永松初次寻访到两位大师，已有8 年。
就这样，以不计成本的工作方式，《汉声》力图通过梳理“中国的、传统的、民间的、活生生的”文化、技艺，建立 “中国民间文化基因库”。自1971年在台北创刊之日始，200多期杂志一直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我们现在还着力在原则、意义上争论，都说要保护环境、重视教育、保护传统文化，但是怎么保护、怎么重视，很少从制度保障、程序设计和技术细节上来实现。”8月29日下午，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艺术中心，《读库》主编张立宪在主持黄永松的讲座时感慨，“所幸，《汉声》已经做了将近40年。”
小题大做，细中求全
台湾艺术大家俞大纲曾说：“传统好比人的头颅，现代犹如人的双足。在时代的遽变中，忽然演变出传统与现代割裂、头脚分离的奇异局面……文化工作者应有为此断裂做‘肚腹’的担当，使现代中国人能衔接传统与现代，全身而行。”
《汉声》的所有尝试，就是尽力起到“肚腹”的作用。
随手翻看《汉声》杂志这些年的封面主题：“中国童玩”、“台湾的泉州人”、“稻米专辑”、“美哉汉字”、“五台山骡马大会”、“曹雪芹风筝谱”、“福建土楼”、“桦树皮文化”、“有机农业”……主题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
他们有自己的目录系统。先将内容划分为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五种，下设十类56 项和几百个目。至具体操作时，“每次抓住几个小题，然后心无旁骛地做下去，做出深度来。”
黄永松将《汉声》的工作特点概括为：小题大做，细中求全。
所谓“大做”，即从一个小切入点引出所有相关研究。如马年做“中国马”，不单是怀旧与欣赏民俗，还联想到马与骑术的关系、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秋高马肥大举南侵的史实，再牵涉到汉族筑长城的历代努力、元代与罗马帝国的对比……
“就像一滴水珠、一颗沙粒都有自己的世界一样，我们寻找到的每一个题目都别有洞天。”66岁的黄永松笑称，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他把30多年的田野调查经验变成一肚子故事，随时随地拿出一个，以此例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和神奇。
“过去中国人不照相，怕会被取走灵魂，有的家里祖先去世了，会请画师把祖先画出来供奉。这种肖像又叫做追容画。你知道吗?我们居然找到了一本追容画谱，里面有不同的肖像，这个强调眼睛，那个强调额头。你可以跟画师说，我祖先的眼睛是这样，下巴是那样，让他给拼起来，不像了再改。是不是很像侦探片?”
根据这本画谱，《汉声》推出两期专辑，名为“中国民间肖像画”。内容除了完整收录画谱外，还包括古代开脸造型的技艺和知识、创作过程演示、中国容颜在美术领域的发展与问题，以及对全国各地多位街头肖像画师的采访。
《汉声》介绍比例最大的是民间手工艺。黄永松总结出一套四法十六则，将梳理内容分为“体、用、造、化”四方面，每一方面又包括四元素，比如“用”，是指功用，包括人(什么人用)、地(什么地区适用)、事(什么事用)、用(什么特殊用处)四个元素。
就这样，他们以庞大的容量和细致的耐心，梳理出纺织、浆染、刺绣、编结、剪纸、面花等诸多可称之为“母亲的艺术”的手工艺来。
在张立宪看来，《汉声》系列出现最多的字眼即“母亲”。“因为《汉声》对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工艺的态度就是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儿子用不着每天说‘我爱你，妈妈’，只要想着怎么侍奉就行了。”
聚焦传统缘于“戒严”
《汉声》的前身是英文杂志《ECHO(回声)》，初衷是想介绍中国的文化给外国人看。
那是1971年，黄永松26岁，刚刚从“国立”艺专(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科毕业，打算出去留学，却被打算办一份报纸的吴美云找上门来。后者看到黄永松做美术指导的电影很欣赏，邀他做美术编辑。
时值台湾“报禁”，那份新报未能获允创办，两人改为办杂志，但内容依旧受限，“政治不能谈，生活面貌也只能谈好的一面，千篇一律没意思。”黄永松回忆，想来想去，只好把杂志内容定位在传统文化上。
“我是农村长大的，把老家的大小事情拿出来讲，大家居然都感兴趣。”黄永松出生于台湾桃园农村，小时候跟父母打理茶园、自制农具、盖房子，对民间传统颇为熟悉，不想此时派上了用场。
那时《ECHO》已聚集了一些资深出版人，但大多出于商业考虑，目光多集中在博物馆、美术馆等学术、高雅的东西上，并不看重传统文化，因此三三两两地离开了，最后只剩下吴美云和黄永松。
那时工作条件艰苦，为了把有限的资金都花在印刷、制作上，吴美云将家里辟出一角作为办公室，厕所当作暗房。
慢慢地编辑部扩充到四个人，另两个是黄永松在“国立”艺专的师弟奚淞、姚梦嘉，四人并称“《汉声》四君子”。一次他们在乡下做田野调查，看到一户民宅有副对联：“同心土变金，牵手做大事”，四人相视而笑。此后过年书春，这句话常常被写出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
《ECHO》第一期介绍了台湾的妈祖祭祀与京剧源流，之后几年，他们每月出一期杂志，把台湾跑透透。祭典、手工艺、饮食，做的最多，因为“最不会犯错”。其时台湾还施行“戒严”，内容稍一涉及现实，就容易惹来麻烦。
“一报道城市生活，我们拍的照片就被认为太守旧、太破败。那时台湾开始有妇女堕胎，我们想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行。”黄永松回忆。
然而最终促使杂志转型的仍旧是现实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经济腾飞，日渐富裕的生活之下，人们浅薄的历史文化根底暴露无遗，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盲目崇洋的“暴发户”。
“无根的富裕使人忧心。台湾有钱了，怎么人还都那么俗气?继而我们意识到让台湾民众了解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才是最重要的。”
1978年，在诸多朋友的建言下，《ECHO》中文版创刊，名为《汉声》，取“大汉天声”之意。中文版一出大受欢迎，自1978年至今已出版160多期，销售成绩最好时有2万多订户，黄永松笑言：“在台湾范围内来看，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
大陆的丰盛与焦虑
中国传统文化的溯源梳理，却不是在台湾范围内就可完成的。
多少次黄永松想到大陆寻找更正宗更丰富的民间技艺，无奈两岸通路封闭，“那时到香港必去国货店，看看牌子也好，这个是成都来的，那个是齐齐哈尔来的，一下子大江南北都有了。”
他最常买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竹叶青酒，回去孝敬父亲；另一个是蓝印花布，一次买好几匹。还附带买一把杭州张小泉的剪刀，因为蓝印花布的边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没法带回台湾，得先把布边剪下来。
1988年，两岸通道开启，身为客家人的黄永松立刻奔赴广东、福建，做了大量民俗调查。当年冬天，他在土楼专家黄汉民陪同下，于闽西、闽南地区进行福建土楼的调查。前后16天，完成了72座土楼的记录、测量、绘图。
黄永松回忆，彼时大陆民风淳朴、古意犹存，某天他们忽然被年轻村民拦路，得知前面村中都是黄姓同宗居住，要答对考题才能进村。第一题，你们二人姓黄，是什么“黄”?幸而黄永松此前参与了民族姓氏源流与迁移的研究，知道问的是堂号，立即回答“江夏堂的黄”；第二题，祖宗诗怎么念?他大声诵出“……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于是过关，顺利完成调查。
“我很喜欢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喧哗，无论城市乡野都很舒服。”黄永松深感当时在大陆民俗采集的收获丰盛，此后每年都来几趟，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过来，陆续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地建起工作室。
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焦虑感。大陆经济迅速发展，令《汉声》的工作者们逐渐感到，台湾出现的文化生态问题将以更大的规模在大陆重现。
带着抢救民俗的急迫感，《汉声》推出了“民间文化剪贴系列”，要求所有的编辑、朋友在北京发出邀请函，请任何对民间文化有兴趣的人写稿子来。同时，杂志每页用水胶粘合，很易撕下，在每页上预留适合活页夹的洞孔，希望读者用剪贴簿的方式，分门别类按照目录自己整理。此系列一直持续了近50期。
“我们认为来不及了，让大家一起去抢救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不然等我们去拍照、发掘，大陆这么大，是不可能的。”黄永松说。
“中国结”的发现者
动辄花几年时间做调查，常常往返于两岸之间，空间、时间的成本巨大。加之《汉声》每一期都尽可能做到最恰当的设计装帧，对印刷要求很高。而以传统文化为定位又必定无法大卖，《汉声》是怎么存活至今的?
“单以杂志来说，我们一直在赤字。”黄永松称《汉声》从未如外人想象，接受企业或社会人士捐助，从来都是自力更生。
创刊的资金是吴美云向父母借来的，后来黄永松也从家里借钱入了股。第一期出来后，即被当时“中华航空”的国际部经理看中，说愿意一次买几万份，放在飞机上。
“我们当时每本成本是12元台币，他要8元给他，一本就要亏4元。吴美云很有经营头脑，说值得赔。因为杂志都放在国际航线上，而我们就是做给国外读者看的。后来果然借此打开了渠道。”现在，全球共有35个国家的读者订阅《EC HO》。
除此之外，由于当时台湾的外商刚到来，许多企业需要文宣资料，看到这本杂志做得漂亮，纷纷来找他们做设计宣传。“我们就靠这些来贴补杂志，白天赚钱，晚上编杂志。”
英文版出到第四期时，付不出印刷费，印刷厂威胁要把稿子锁起来，急得吴美云跑回家向母亲要钱……后来《汉声》干脆拒绝新订户，因为订阅价格较低，订得越多越赔。
经历过各种困难，编辑们却依然有干劲，“一来外面掌声那么多，好像我们没法回头了，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二来传统文化真的好，一旦你之前播的种子发了芽，又觉得舍我其谁。”说这话时，黄永松以静坐的姿势盘腿坐着，“真的应了慈济基金会的证严上人的一句话：甘愿做，欢喜受。”
转折出现在1978年，中文版《汉声》在第三、四期推出“中国童玩”，反响良好，结集成书，第一次有了盈余。这开启了《汉声》的经营方向。此后他们有了明确的思路：先做杂志，再将成熟的主题整理成书，以书的利润来养杂志。
第二套主题书《中国结》更是成功典范。中国结艺众多，从最常用的纽扣结到老床帐钩下的结饰，非常零散。《汉声》对此进行整理，总结出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命名为“中国结”，并出版系列丛书。从此“中国结”传遍全世界华人区，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
1982年，《汉声》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下一代的培养上。他们悉心整理出中国民间文化故事，结集成《中国童话》，那个年代台湾有孩子的家庭几乎每家一套。此书不久前在台湾出版了第25版。
如今，主题书、童书的利润除了用来维持杂志在台正常出版，还要保证《汉声》台湾总部和大陆9个工作室以及两个研究所的运转。
“经济危机来了我们也不好过，但这么一路走过来，已经不怎么在乎不景气之类的状况，”黄永松说，“文化产业说到底，只要一息尚存，遇到好的时机总会再发芽的。”
常有大陆出版人探讨，《汉声》的成功能否复制，答案往往是否定。但黄永松认为可以，“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换谁都能做，只是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
他认为这样的出版人只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活菩萨的布施心肠，二是忍辱负重的精神。”
他特别向本刊记者解释了“忍辱”的“辱”，就是“一打开电视就生气，看到民间艺术不被重视，或似是而非的创意人士们不了解传统还洋洋自得。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会感到被这样烂的大众文化、这样姑息的环境侮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