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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发展之魂；校训则是大学的精神文化标识。二者相互映衬，相互影响，共同支撑大学的发展。在大学的发展中，二者也生息共存，走过了一段传承与发展之路。
关键词：校训；传承与发展；大学文化；大学精神
在重家族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家训是一幅庄重严谨的立世之匾；而在重视文化教育的整个现代社会，校训也成了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立校之魂的校训，它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关系更是生息一体。
校训是在大学制度已相对稳定后才被提出。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校训文化也形成于西方大学。西方大学的校训受基督教影响较深，其校训大多源自基督教文化。如牛津大学的校训“上主乃我之光”；哥伦比亚大学的“借上帝之光，得见光明”等，都体现了对真理和上帝的尊崇。而中国大学制度和校训虽是学习西方，但也有自己的文化历史根源，中国的校训文化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早在禹舜时期，就有类似大学的教育机构，称为“上庠”。之后各时期出现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等，都可看做中国大学的前身。而中国校训的原型，要推迟到南宋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揭示》对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作出了系统的规划，起到了“校训”的作用，但它全篇几百余字，不符合校训“简洁、明确、有力”的创作要求，所以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这只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校训原型，是中国教育体系向现代大学制度前进一步的标志。之后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两江师范学堂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才算是相对成熟的校训。但当时并没有校训这个概念，“校训”该词是在甲午战争期间才从日本引入的。
大学总的来说在社会中扮演者着“教化者”的角色。教化是为了让成长中的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大学内的文化氛围须与当下社会接轨。但作为一座“象牙塔”，大学又须有自身的文化坚守，在社会汹涌的文化浪潮中提醒人们真理的存在。从这一点来说，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是波浪式的时代精神和直线式的真理追求的结合体。立于社会浪潮之中，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必将受到冲击，所以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说，学校本身的精神和文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校训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标志，需要顺应大学文化与精神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在儒家的思想统治和封建君主的制度统治下，教学机构里的传者和受者大都追求“修身治国”。这似乎与当下大学的任务追求一致，但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来看，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太学，以培养一批维护统治的封建官僚为最终目的。当时的校园文化与精神不以学生为中心，而是深受上层统治者的影响。学校无法脱离皇权的统治，校训何来生存土壤。到了古代社会晚期，民间私人教育机构出现，院训被提出。在自主管理的办学条件下，书院管理者对书院的运行作出规范，中国早期校训初现原型。这一时期的校训，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到了19世纪后期，中国出现了很多成熟的大学制度及校训，但这些校训都是对国外大学校训的直接转移。如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校训为“光与真理”，明显带有西方文化意识，与中国当时的文化背景无甚关联。校训如此，这些学校的精神与文化自然也没有偏向中华传统文化。但我国有识之士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国内纷纷开始创办高等学校，也出现了一大批校训。如上世纪初的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浙江大学的“求是、创新”。这些校训都体现了国人致力于中华复兴的文化觉醒。此时期大学，大部分教学内容学自西方，但是思想文化植根于中国，且历史使命明确——以文化教育带动中国的解放与崛起！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和校训在此时相辅相成。
自清朝晚期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政权不稳定、社会动荡，学校生存环境不稳、发展不順，校训在大学的合并与拆分、停办或迁移中艰难生存。这一时期校训呈现多元化，但最终流传下的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的生存环境趋于稳定，但校训的生存发展却遭遇挫折。首先是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大量院校专业拆分组合，许多老校失去传统教学优势被重新定位。一时间校训的指导作用被搁置，校训与中国大学一起进入了新的探索发展阶段。比如东吴大学的学生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原英文校训抹掉，52年又将中文校训用水泥抹掉了；文革时期，各高校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校训失去生存土壤。从校训在中国出现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校训文化一直随着大学的起起落落而沉浮。由于社会文化的不稳定而造成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不固定也直接反映到校训的发展历程中了。改革开放是大学发展的一个新机遇，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得到了相对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各具特色的校训纷纷出现，而不是局限于政治的压制之下。同时我国的大学文化精神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不再是对西方的学习转移。
到了新世纪，中国目前的校训有几大特点，一是引经据典，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粹，代表性的有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才兼备，知行合一”；二是立足当下，体现时代精神，如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浙江大学“求是创新”；三是结合自身，突出办学特点和使命，中国科技大学“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些校训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师生，指导着一所大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校训和校园文化精神切切实实地联系起来了，而不再是一个模仿性的口号，这也表现出我国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多样化自由发展，做到了不唯上只唯实。
中国校训的发展历经起伏，但最终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一起成为了学校办学必不可少的内涵支撑。正如文化与精神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根本，校训的传承也能帮助一所大学保持初心、看向未来。校训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历经几百年变迁走到如今，我们该做的就是吸收它们的养分，帮助大学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彩霞.从校训的变迁看中国教育的变迁.大学教育科学，2008（4）.
[2] 宋永忠，姜晓云.中国大学校训百年：传统和谐理念的传承与发展.江海学刊，2008（3）.
关键词：校训；传承与发展；大学文化；大学精神
在重家族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家训是一幅庄重严谨的立世之匾；而在重视文化教育的整个现代社会，校训也成了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立校之魂的校训，它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关系更是生息一体。
校训是在大学制度已相对稳定后才被提出。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校训文化也形成于西方大学。西方大学的校训受基督教影响较深，其校训大多源自基督教文化。如牛津大学的校训“上主乃我之光”；哥伦比亚大学的“借上帝之光，得见光明”等，都体现了对真理和上帝的尊崇。而中国大学制度和校训虽是学习西方，但也有自己的文化历史根源，中国的校训文化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早在禹舜时期，就有类似大学的教育机构，称为“上庠”。之后各时期出现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等，都可看做中国大学的前身。而中国校训的原型，要推迟到南宋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揭示》对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作出了系统的规划，起到了“校训”的作用，但它全篇几百余字，不符合校训“简洁、明确、有力”的创作要求，所以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这只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校训原型，是中国教育体系向现代大学制度前进一步的标志。之后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两江师范学堂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才算是相对成熟的校训。但当时并没有校训这个概念，“校训”该词是在甲午战争期间才从日本引入的。
大学总的来说在社会中扮演者着“教化者”的角色。教化是为了让成长中的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大学内的文化氛围须与当下社会接轨。但作为一座“象牙塔”，大学又须有自身的文化坚守，在社会汹涌的文化浪潮中提醒人们真理的存在。从这一点来说，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是波浪式的时代精神和直线式的真理追求的结合体。立于社会浪潮之中，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必将受到冲击，所以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说，学校本身的精神和文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校训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标志，需要顺应大学文化与精神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在儒家的思想统治和封建君主的制度统治下，教学机构里的传者和受者大都追求“修身治国”。这似乎与当下大学的任务追求一致，但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来看，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太学，以培养一批维护统治的封建官僚为最终目的。当时的校园文化与精神不以学生为中心，而是深受上层统治者的影响。学校无法脱离皇权的统治，校训何来生存土壤。到了古代社会晚期，民间私人教育机构出现，院训被提出。在自主管理的办学条件下，书院管理者对书院的运行作出规范，中国早期校训初现原型。这一时期的校训，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到了19世纪后期，中国出现了很多成熟的大学制度及校训，但这些校训都是对国外大学校训的直接转移。如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校训为“光与真理”，明显带有西方文化意识，与中国当时的文化背景无甚关联。校训如此，这些学校的精神与文化自然也没有偏向中华传统文化。但我国有识之士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国内纷纷开始创办高等学校，也出现了一大批校训。如上世纪初的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浙江大学的“求是、创新”。这些校训都体现了国人致力于中华复兴的文化觉醒。此时期大学，大部分教学内容学自西方，但是思想文化植根于中国，且历史使命明确——以文化教育带动中国的解放与崛起！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和校训在此时相辅相成。
自清朝晚期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政权不稳定、社会动荡，学校生存环境不稳、发展不順，校训在大学的合并与拆分、停办或迁移中艰难生存。这一时期校训呈现多元化，但最终流传下的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的生存环境趋于稳定，但校训的生存发展却遭遇挫折。首先是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大量院校专业拆分组合，许多老校失去传统教学优势被重新定位。一时间校训的指导作用被搁置，校训与中国大学一起进入了新的探索发展阶段。比如东吴大学的学生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原英文校训抹掉，52年又将中文校训用水泥抹掉了；文革时期，各高校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校训失去生存土壤。从校训在中国出现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校训文化一直随着大学的起起落落而沉浮。由于社会文化的不稳定而造成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不固定也直接反映到校训的发展历程中了。改革开放是大学发展的一个新机遇，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得到了相对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各具特色的校训纷纷出现，而不是局限于政治的压制之下。同时我国的大学文化精神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不再是对西方的学习转移。
到了新世纪，中国目前的校训有几大特点，一是引经据典，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粹，代表性的有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才兼备，知行合一”；二是立足当下，体现时代精神，如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浙江大学“求是创新”；三是结合自身，突出办学特点和使命，中国科技大学“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些校训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师生，指导着一所大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校训和校园文化精神切切实实地联系起来了，而不再是一个模仿性的口号，这也表现出我国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多样化自由发展，做到了不唯上只唯实。
中国校训的发展历经起伏，但最终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一起成为了学校办学必不可少的内涵支撑。正如文化与精神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根本，校训的传承也能帮助一所大学保持初心、看向未来。校训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历经几百年变迁走到如今，我们该做的就是吸收它们的养分，帮助大学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彩霞.从校训的变迁看中国教育的变迁.大学教育科学，2008（4）.
[2] 宋永忠，姜晓云.中国大学校训百年：传统和谐理念的传承与发展.江海学刊，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