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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是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散文大家，是著作等身的新闻理论家，也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对于《中华儿女》来说，他还是一位重量级的作者，一位交情多年的朋友。
在当代散文家中，梁衡是作品入选中学教材最多的一位，如《晋祠》《夏感》《青山不老》《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等。他还是政治人物散文的首创及集大成者，其开山之作、代表作、力作，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二死其身的彭德怀》，都是在《中华儿女》首发，成为《中华儿女》的标志性之作，并自此流传开来，经久不衰，成为经典。
梁衡自称“苦吟派”。他写《觅渡，觅渡，渡何处？》用了6年；写《大无大有周恩来》前后费时20年。仅此两文在《中华儿女》首发，是他把苦苦酝酿多年的心血所系慨然交付，其间是不须言说的信任。这许多年里，靠着信任以及友情，梁衡与《中华儿女》从未离开。
觅渡，觅渡，渡何处？
《觅渡，觅渡，渡何处？》是梁衡的首篇黨史人物散文，也是他由山水散文转入人物散文的分界。其在《中华儿女》1996年第8期首次和读者见面，立即引起轰动。文章还被全文刻碑立在瞿秋白纪念馆。时隔17年，《觅渡》一文的影响力至今不减，仍有许多读者关注着它、研究它，甚至出现了谈瞿秋白不能不提《觅渡》的现象。许多人评价，这篇不足4000字的美文，其价值超过一篇学术论文，其影响超过一本专著。
梁衡说，他写《觅渡》用了6年。但是，从思考的意义上来说，其实不止。初中时代的梁衡，读过一本介绍瞿秋白的小册子。瞿秋白那幅脸色略显苍白的照片，他印象很深。还有照片后的题字：“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1963年，梁衡离开家乡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上学。当时，社会上批判叛徒哲学，说太平天国英雄李秀成是叛徒，又影射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到了“文革”，瞿秋白被说成叛徒。当时，梁衡在八宝山亲眼见到瞿秋白被砸毁的墓，世事沧桑，世态炎凉。
“文革”以后，党中央又再次确认瞿秋白的功绩和英雄地位。梁衡感觉到，瞿秋白是个人物，是个复杂深邃的人。但真正想到要为瞿秋白同志写篇文章，是看到他的故居。
1990年，梁衡到常州出差，期间专程拜谒已被开辟成纪念馆的瞿秋白故居。
说是故居，这其实不是秋白家的家产，而是瞿家祠堂。秋白一家当时早已穷得房无一间，只好借居本族祠堂。瞿秋白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到他父亲一辈已然破落。其父字、画、医都极好，但他很不善治家理财，穷愁潦倒、浊酒苦茶。
这个家庭已如大厦将倾，柴米不济，捉襟见肘，债主前后堵门，父亲依然是既无能力又无责任心，唯母亲终日忧心如焚，以泪洗面。终于，她经不起这如磐压力，在一个深夜服火柴头自尽。当时秋白在外地念中学，得知噩耗回家奔丧，在母亲床前的砖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并留悼亡诗：“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梁衡说，他去参观时，默默地盯着那张老式木床，盯着深黑色的砖地，半天憋得喘不过气来。
瞿秋白以没落世家子弟受劳苦大众之苦；以一柔弱书生当领袖之任；以学富五车、才通六艺之躯，充一普通战士，去作生死之搏。像山高岭险而生劲松，雾多露重而产名茶，历史的风口、浪尖、滚雷、闪电下，站起了一个瞿秋白。
梁衡说，瞿秋白“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实在是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人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其后的6年里，梁衡又两次拜谒瞿秋白纪念馆。期间，他一直惦记着写一篇文章。
《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里，梁衡对瞿秋白的纪念，主要着眼于对人格的剖析。他在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表达了两层意思，耐人寻味。
梁衡用瞿秋白自己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除了这三个“如果”之外，梁衡还设计了一个没有点出来的“如果”，那就是秋白的悲剧人生。这一点更深更感人。悲在何处？一是他身上的才能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对他残酷的斗争。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呈。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身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因为是瞿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梁衡的文学创作，最早始于1970年代。1980年代，梁衡步入山水散文创作。他不畏权威，1982年12月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在国内首开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判，并身体力行地创作。他笔下草木有灵，山石含韵，获得评论界的普遍赞誉。其中《晋祠》一文被认为是代表作。
到了1990年代，当散文从贴政治标签走向了另一极端——远离政治时，梁衡又在1998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旗帜鲜明地发表《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首开政治散文创作之先河。
梁衡说，“左”的山水文风已经渐渐隐退，政治题材却常被回避。难道散文写政治就必定空泛而没有人看吗？他又想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梁衡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党史人物之后，发现眼前竟还有如此丰富的矿藏在等着去挖掘和熔炼。梁衡说，他写这些大事、大情、大理，就是要总结事件精神财富、揭示历史规律。英雄千古，精神永存，这些传统与规律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一部文学史如果没有政治这条主线，是不可想象的，若真是那样，文学将严重缺钙而立不起来。
大无大有周恩来
最初发表在《中华儿女》1998年第2期的《大无大有周恩来》，是梁衡政治人物散文的另一篇经典之作。
这篇文章成为当年纪念周总理百年诞辰活动中影响最大的一篇，也是当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的夺冠者，转载率在全国是最高的，还被很多党校和机关作为教材来用。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侄女婿拉苏荣曾对人说：《大无大有周恩来》是所有写周总理文章中最深刻、最有思想的一篇，写出了周总理人格的精髓。
梁衡写《大无大有周恩来》，用时20年。
1976年周总理去世，四人帮限制对他的悼念，国内既无碑又无纪念活动，甚至还不能发表纪念文章。直到1978年，北京才在历史博物馆搞了第一个周恩来生平展。梁衡当时在太原工作，专程到北京看展览，详细摘记后发表了一篇千字短文：《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
后来，关于周恩来的资料逐渐公布。梁衡开始了一场长达20年的拉网阅读，包括关于周总理的书籍、生平，报刊上记录的他周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到1998年，周恩来诞辰百年前，梁衡开始着手写《大无大有周恩来》。虽然有20年的拉网阅读以及资料准备，但需要确定一个主题思想。一旦确立，就只围绕这个点展开，以收火力集中之效。
梁衡说，当时发表有关周总理的回忆文章最集中的是《中华儿女》。他调来约有半人高的《中华儿女》合订本，按年谱重新阅读摘记。其次，依据历史背景，阅读相关党史资料。第三，围绕主题，阅读有助于阐发主题的书籍文章。
当时，距离周恩来去世已有22年，其间回忆文章不知有多少，梁衡说：我不是如医生、秘书、卫士那类近距离接触主人翁的人，所以唯有依靠理性的提炼、升华。
《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提炼出周恩来的六个大无，即：“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不怨、去不留言”，由事及理的去写他精神的崇高。既然是写精神，就超出事件、人物之外，所以需要旁征博引，例如借助历史和哲学背景等等。梁衡重新复习阅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欧阳修的《朋党论》、诸葛亮的《出师表》、元曲《高祖还乡》，另外还参阅了石崇斗富、朱元璋起兵等典故。这些例证看似与周恩来事迹无关，但与其精神有关，只有在阅读中才能悟到那个灵犀一点的相通处。
完稿后，梁衡给时任中华儿女杂志社社长的杨筱怀看，说“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你给我看看这样写行不行”。晚上11点半，杨筱怀社长看完后忍不住了，立即给梁衡打电话：“这篇东西我们一定要用。我敢断定在百年纪念活动中，这是最轰动的一篇。”
《大无大有周恩来》约13000多字，成为当年周恩来百年纪念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总理的家属专门请梁衡吃饭，送上一个大纪念封，上书：“感谢了”。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请他参加一年一度的西花厅聚会。直到现在，文章发表已经有十多年，每年周恩来的诞辰、忌日都还有刊物在转载。
这些年来，梁衡力作频出。2008年，《大无大有周恩来》首发10年之后，梁衡再蘸激情之墨，写就姊妹作《二死其身的彭德怀》，又交给《中华儿女》首发。这篇文章发表5年来，不断被刊物、网站轉载，被公认为写彭德怀的文章中最深刻的一篇。
梁衡曾有一首关于写作的自警自励诗：“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著作必得传后世，立言要得空前谋。”此语无疑过于苛刻，但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追求一个境界”
梁衡虽是散文大家，但不是专职作家；他的新闻理论著作等身，学生桃李无数，但不是专职研究的学者。在25岁直到41岁的16年里，他的职业身份是记者；此后又是身居要职的官员。作家、学者、记者、官员，四个身份集于一身，他长袖善舞，苦心孤诣，把每个身份都履行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1946年，梁衡降生在山西霍州的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里，母亲、爷爷都是农民。8岁那年，因父亲工作调动，梁衡随父母迁至太原。后来，每年暑假，梁衡都要回老家割草、打柴、放羊。
他回忆说：小的时候，我很调皮，印象最深的是放羊的时候，会趴在地上，嘴直接含在奶山羊的奶头上吃奶，一半是劳动，一半也是玩。
在太原，少年梁衡流连于晋祠古朴之美，也痴狂于太原的夜色之美。多年以后，这些美景在他的笔下得以流传，得以永恒。
梁衡说，他的文学素养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父亲密不可分。他说，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前在解放区根据地教书.解放后作了霍州县长，然后又去太原做教育工作。他的文学功底很厚。一边工作，一边做学问。这给了他一个示范。
1964年，18岁的梁衡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梁衡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很鼓舞人心的，虽然也有各种运动，可那时他年龄小，所受的冲击不大。他知道的是原子弹爆炸，学雷锋，学焦裕禄，感受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这种政治气候，使他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主流的、建设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化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日后在挫折和困顿面前仍能保持一种淡泊、一种平静。
1968年12月，梁衡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一个小县——临河县。当时正值动荡岁月，梁衡被派往农村劳动，挖沟、种地。梁衡说，那时候下雨天不出工，就躺在热炕上看书；有时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映着炉火看书。
在农村劳动了一年之后，梁衡来到县委工作。不久，命运之手又把他推进了记者的行列，成为《内蒙古日报》驻基层的记者。在祖国偏远的角落，梁衡开始了他16年的新闻记者生涯。
1980年，此时梁衡已是《光明日报》的驻地记者。那年，他到山西忻县采访，听说有一个农村青年叫岳安林的养猪很在行，就到村里去访问他，他却进城了。梁衡看了他的猪场，又看了他的院子。并知道这个人的遭遇实在坎坷，就因一个“富农子弟”的成份，考上大学后又被退回，在村务农，总遭人白眼。家境贫寒到拆着卖房椽过日子。当晚回到县城，梁衡晚饭后约岳安林来招待所谈了一个小时。岳安林走后，梁衡即草成一篇1800字的通讯。
1980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二版发表了梁衡采写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这篇稿子的影响之大，连梁衡自己都始料未及。见报不几天即收到电话来信，反响极强烈，近半年而不衰。这时报社来电话说，这篇稿已被选为1980年全国好新闻。
此后，梁衡马不停蹄，就岳安林的故事写了报告文学、通讯、消息、人物介绍、记者来信、问答、连环画等，先后在8种报、刊、书上发表。其中报告文学还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这成为梁衡的成名作。
干过16年记者。梁衡说，记者这个职业是最好的人生平台，他可以充分地调研学习，观察社会、吸收营养，长成自己。自己就是因为在采访中不断得到素材、发现问题、进行思考，才有了这些理论探讨和文学作品。
1987年3月，梁衡正在黄河壶口瀑布现场采访，一个电话打来，从此梁衡奉调来到北京，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担任重要任务，开始了从政之路。十余年间，梁衡在风口浪尖上亲历了中国报海波澜起伏，为中国报业改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此后，梁衡又到人民日报担任领导职务。
尽管政务缠身，梁衡却不断有美文问世、不断有新论提出。当官与写作、研究之间，他做到了统一。他说，当官是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平台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这些工作一方面提供了鲜活的只有在这个高级层面上才能获得的素材，另一方面锻炼了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思想高度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是难得的条件。当官的不利因素就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
他说：我要编织一张细密的网，把时间之鱼网住，不让它溜走。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一点点构思出来的，再见缝扎针地写下来，最后反复打磨推敲。
梁衡说，政治舞台给一个官员提供的不仅仅是权力，更是观察社会、研究问题的制高点，是磨练人格的砥石、培植业务之树的土壤和酿造思想的工场。凡一个好的官员，他最后必定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章家。
在梁衡身上，记者的现实目光、作家的思想深度、官员的政治高度与学者的思辨精神，得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
已故国宝季羨林先生曾为梁衡散文集作序，题目就是《追求一个境界》。季老说：“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报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责任编辑 董颖
在当代散文家中，梁衡是作品入选中学教材最多的一位，如《晋祠》《夏感》《青山不老》《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等。他还是政治人物散文的首创及集大成者，其开山之作、代表作、力作，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二死其身的彭德怀》，都是在《中华儿女》首发，成为《中华儿女》的标志性之作，并自此流传开来，经久不衰，成为经典。
梁衡自称“苦吟派”。他写《觅渡，觅渡，渡何处？》用了6年；写《大无大有周恩来》前后费时20年。仅此两文在《中华儿女》首发，是他把苦苦酝酿多年的心血所系慨然交付，其间是不须言说的信任。这许多年里，靠着信任以及友情，梁衡与《中华儿女》从未离开。
觅渡，觅渡，渡何处？
《觅渡，觅渡，渡何处？》是梁衡的首篇黨史人物散文，也是他由山水散文转入人物散文的分界。其在《中华儿女》1996年第8期首次和读者见面，立即引起轰动。文章还被全文刻碑立在瞿秋白纪念馆。时隔17年，《觅渡》一文的影响力至今不减，仍有许多读者关注着它、研究它，甚至出现了谈瞿秋白不能不提《觅渡》的现象。许多人评价，这篇不足4000字的美文，其价值超过一篇学术论文，其影响超过一本专著。
梁衡说，他写《觅渡》用了6年。但是，从思考的意义上来说，其实不止。初中时代的梁衡，读过一本介绍瞿秋白的小册子。瞿秋白那幅脸色略显苍白的照片，他印象很深。还有照片后的题字：“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1963年，梁衡离开家乡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上学。当时，社会上批判叛徒哲学，说太平天国英雄李秀成是叛徒，又影射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到了“文革”，瞿秋白被说成叛徒。当时，梁衡在八宝山亲眼见到瞿秋白被砸毁的墓，世事沧桑，世态炎凉。
“文革”以后，党中央又再次确认瞿秋白的功绩和英雄地位。梁衡感觉到，瞿秋白是个人物，是个复杂深邃的人。但真正想到要为瞿秋白同志写篇文章，是看到他的故居。
1990年，梁衡到常州出差，期间专程拜谒已被开辟成纪念馆的瞿秋白故居。
说是故居，这其实不是秋白家的家产，而是瞿家祠堂。秋白一家当时早已穷得房无一间，只好借居本族祠堂。瞿秋白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到他父亲一辈已然破落。其父字、画、医都极好，但他很不善治家理财，穷愁潦倒、浊酒苦茶。
这个家庭已如大厦将倾，柴米不济，捉襟见肘，债主前后堵门，父亲依然是既无能力又无责任心，唯母亲终日忧心如焚，以泪洗面。终于，她经不起这如磐压力，在一个深夜服火柴头自尽。当时秋白在外地念中学，得知噩耗回家奔丧，在母亲床前的砖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并留悼亡诗：“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梁衡说，他去参观时，默默地盯着那张老式木床，盯着深黑色的砖地，半天憋得喘不过气来。
瞿秋白以没落世家子弟受劳苦大众之苦；以一柔弱书生当领袖之任；以学富五车、才通六艺之躯，充一普通战士，去作生死之搏。像山高岭险而生劲松，雾多露重而产名茶，历史的风口、浪尖、滚雷、闪电下，站起了一个瞿秋白。
梁衡说，瞿秋白“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实在是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人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其后的6年里，梁衡又两次拜谒瞿秋白纪念馆。期间，他一直惦记着写一篇文章。
《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里，梁衡对瞿秋白的纪念，主要着眼于对人格的剖析。他在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表达了两层意思，耐人寻味。
梁衡用瞿秋白自己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除了这三个“如果”之外，梁衡还设计了一个没有点出来的“如果”，那就是秋白的悲剧人生。这一点更深更感人。悲在何处？一是他身上的才能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对他残酷的斗争。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呈。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身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因为是瞿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梁衡的文学创作，最早始于1970年代。1980年代，梁衡步入山水散文创作。他不畏权威，1982年12月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在国内首开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判，并身体力行地创作。他笔下草木有灵，山石含韵，获得评论界的普遍赞誉。其中《晋祠》一文被认为是代表作。
到了1990年代，当散文从贴政治标签走向了另一极端——远离政治时，梁衡又在1998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旗帜鲜明地发表《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首开政治散文创作之先河。
梁衡说，“左”的山水文风已经渐渐隐退，政治题材却常被回避。难道散文写政治就必定空泛而没有人看吗？他又想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梁衡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党史人物之后，发现眼前竟还有如此丰富的矿藏在等着去挖掘和熔炼。梁衡说，他写这些大事、大情、大理，就是要总结事件精神财富、揭示历史规律。英雄千古，精神永存，这些传统与规律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一部文学史如果没有政治这条主线，是不可想象的，若真是那样，文学将严重缺钙而立不起来。
大无大有周恩来
最初发表在《中华儿女》1998年第2期的《大无大有周恩来》，是梁衡政治人物散文的另一篇经典之作。
这篇文章成为当年纪念周总理百年诞辰活动中影响最大的一篇，也是当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的夺冠者，转载率在全国是最高的，还被很多党校和机关作为教材来用。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侄女婿拉苏荣曾对人说：《大无大有周恩来》是所有写周总理文章中最深刻、最有思想的一篇，写出了周总理人格的精髓。
梁衡写《大无大有周恩来》，用时20年。
1976年周总理去世，四人帮限制对他的悼念，国内既无碑又无纪念活动，甚至还不能发表纪念文章。直到1978年，北京才在历史博物馆搞了第一个周恩来生平展。梁衡当时在太原工作，专程到北京看展览，详细摘记后发表了一篇千字短文：《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
后来，关于周恩来的资料逐渐公布。梁衡开始了一场长达20年的拉网阅读，包括关于周总理的书籍、生平，报刊上记录的他周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到1998年，周恩来诞辰百年前，梁衡开始着手写《大无大有周恩来》。虽然有20年的拉网阅读以及资料准备，但需要确定一个主题思想。一旦确立，就只围绕这个点展开，以收火力集中之效。
梁衡说，当时发表有关周总理的回忆文章最集中的是《中华儿女》。他调来约有半人高的《中华儿女》合订本，按年谱重新阅读摘记。其次，依据历史背景，阅读相关党史资料。第三，围绕主题，阅读有助于阐发主题的书籍文章。
当时，距离周恩来去世已有22年，其间回忆文章不知有多少，梁衡说：我不是如医生、秘书、卫士那类近距离接触主人翁的人，所以唯有依靠理性的提炼、升华。
《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提炼出周恩来的六个大无，即：“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不怨、去不留言”，由事及理的去写他精神的崇高。既然是写精神，就超出事件、人物之外，所以需要旁征博引，例如借助历史和哲学背景等等。梁衡重新复习阅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欧阳修的《朋党论》、诸葛亮的《出师表》、元曲《高祖还乡》，另外还参阅了石崇斗富、朱元璋起兵等典故。这些例证看似与周恩来事迹无关，但与其精神有关，只有在阅读中才能悟到那个灵犀一点的相通处。
完稿后，梁衡给时任中华儿女杂志社社长的杨筱怀看，说“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你给我看看这样写行不行”。晚上11点半，杨筱怀社长看完后忍不住了，立即给梁衡打电话：“这篇东西我们一定要用。我敢断定在百年纪念活动中，这是最轰动的一篇。”
《大无大有周恩来》约13000多字，成为当年周恩来百年纪念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总理的家属专门请梁衡吃饭，送上一个大纪念封，上书：“感谢了”。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请他参加一年一度的西花厅聚会。直到现在，文章发表已经有十多年，每年周恩来的诞辰、忌日都还有刊物在转载。
这些年来，梁衡力作频出。2008年，《大无大有周恩来》首发10年之后，梁衡再蘸激情之墨，写就姊妹作《二死其身的彭德怀》，又交给《中华儿女》首发。这篇文章发表5年来，不断被刊物、网站轉载，被公认为写彭德怀的文章中最深刻的一篇。
梁衡曾有一首关于写作的自警自励诗：“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著作必得传后世，立言要得空前谋。”此语无疑过于苛刻，但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追求一个境界”
梁衡虽是散文大家，但不是专职作家；他的新闻理论著作等身，学生桃李无数，但不是专职研究的学者。在25岁直到41岁的16年里，他的职业身份是记者；此后又是身居要职的官员。作家、学者、记者、官员，四个身份集于一身，他长袖善舞，苦心孤诣，把每个身份都履行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1946年，梁衡降生在山西霍州的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里，母亲、爷爷都是农民。8岁那年，因父亲工作调动，梁衡随父母迁至太原。后来，每年暑假，梁衡都要回老家割草、打柴、放羊。
他回忆说：小的时候，我很调皮，印象最深的是放羊的时候，会趴在地上，嘴直接含在奶山羊的奶头上吃奶，一半是劳动，一半也是玩。
在太原，少年梁衡流连于晋祠古朴之美，也痴狂于太原的夜色之美。多年以后，这些美景在他的笔下得以流传，得以永恒。
梁衡说，他的文学素养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父亲密不可分。他说，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前在解放区根据地教书.解放后作了霍州县长，然后又去太原做教育工作。他的文学功底很厚。一边工作，一边做学问。这给了他一个示范。
1964年，18岁的梁衡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梁衡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很鼓舞人心的，虽然也有各种运动，可那时他年龄小，所受的冲击不大。他知道的是原子弹爆炸，学雷锋，学焦裕禄，感受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这种政治气候，使他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主流的、建设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化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日后在挫折和困顿面前仍能保持一种淡泊、一种平静。
1968年12月，梁衡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一个小县——临河县。当时正值动荡岁月，梁衡被派往农村劳动，挖沟、种地。梁衡说，那时候下雨天不出工，就躺在热炕上看书；有时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映着炉火看书。
在农村劳动了一年之后，梁衡来到县委工作。不久，命运之手又把他推进了记者的行列，成为《内蒙古日报》驻基层的记者。在祖国偏远的角落，梁衡开始了他16年的新闻记者生涯。
1980年，此时梁衡已是《光明日报》的驻地记者。那年，他到山西忻县采访，听说有一个农村青年叫岳安林的养猪很在行，就到村里去访问他，他却进城了。梁衡看了他的猪场，又看了他的院子。并知道这个人的遭遇实在坎坷，就因一个“富农子弟”的成份，考上大学后又被退回，在村务农，总遭人白眼。家境贫寒到拆着卖房椽过日子。当晚回到县城，梁衡晚饭后约岳安林来招待所谈了一个小时。岳安林走后，梁衡即草成一篇1800字的通讯。
1980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二版发表了梁衡采写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这篇稿子的影响之大，连梁衡自己都始料未及。见报不几天即收到电话来信，反响极强烈，近半年而不衰。这时报社来电话说，这篇稿已被选为1980年全国好新闻。
此后，梁衡马不停蹄，就岳安林的故事写了报告文学、通讯、消息、人物介绍、记者来信、问答、连环画等，先后在8种报、刊、书上发表。其中报告文学还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这成为梁衡的成名作。
干过16年记者。梁衡说，记者这个职业是最好的人生平台，他可以充分地调研学习，观察社会、吸收营养，长成自己。自己就是因为在采访中不断得到素材、发现问题、进行思考，才有了这些理论探讨和文学作品。
1987年3月，梁衡正在黄河壶口瀑布现场采访，一个电话打来，从此梁衡奉调来到北京，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担任重要任务，开始了从政之路。十余年间，梁衡在风口浪尖上亲历了中国报海波澜起伏，为中国报业改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此后，梁衡又到人民日报担任领导职务。
尽管政务缠身，梁衡却不断有美文问世、不断有新论提出。当官与写作、研究之间，他做到了统一。他说，当官是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平台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这些工作一方面提供了鲜活的只有在这个高级层面上才能获得的素材，另一方面锻炼了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思想高度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是难得的条件。当官的不利因素就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
他说：我要编织一张细密的网，把时间之鱼网住，不让它溜走。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一点点构思出来的，再见缝扎针地写下来，最后反复打磨推敲。
梁衡说，政治舞台给一个官员提供的不仅仅是权力，更是观察社会、研究问题的制高点，是磨练人格的砥石、培植业务之树的土壤和酿造思想的工场。凡一个好的官员，他最后必定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章家。
在梁衡身上，记者的现实目光、作家的思想深度、官员的政治高度与学者的思辨精神，得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
已故国宝季羨林先生曾为梁衡散文集作序，题目就是《追求一个境界》。季老说：“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报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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