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適逢香港公众假期，“茶水阿姐”杨容莲得以休息一天。她约了子女外出喝茶，从正午直到太阳落山，时间飞速流逝，仍好似开工那样满满当当，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忙着享受天伦之乐”。
　　杨容莲已有两个多月未能品尝这份天伦之乐了，而十几个小时后，她又将进入常规的忙碌状态，“半夜三更开工，半夜三更收工”，她早已没有“周末”的概念。除非剧组说可以休息，那才真正意味着放假。对于在电影片场谋生的人来说，类似的经历多到稀松平常，并不值得特别提起。
　　但也有极端情况。拍《九一神雕侠侣》和《机Boy小子》时，她跟着剧组“连轴转”了七天七夜，靠不停做事保持头脑清醒之余，总想着能快点回家，或者什么人能给张床睡。千呼万唤的收工时刻终于来临，她一进家门，未及走到床边，便一头倒在沙发上昏睡过去，连洗澡也没顾上，两天两夜后才重新有了知觉，“讲起来都笑死人啊”。
　　得知自己拿到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时，杨容莲在心里这样自问：你一个茶水，辛苦做足三十几年，怎么会知道自己挨到最后有奖拿？
　　她不明白。

做茶水就是要知时知候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流程中，茶水的职责范围，是照顾包括导演、演员、摄影等在内的整个拍摄团队，为其斟茶递水、派饭、递面巾擦汗等。由于技术含量不高，茶水被称作“幕后中的幕后”，通常只在演职人员名单的最末端出现。在内地，一些剧组出于控制预算考虑，已经不再专门雇佣茶水，而是改由场工轮流负责相关工作。
　　杨容莲不识字，又自认为记性不大好，“每天一开工就煮开水，冲茶包，人家忙就放在那里准备着，人家要喝就递上去”。这是她觉得力所能及的工作形式，但亲力亲为，了解到“知时知候”的微妙，方才知道斟茶递水一样是四两拨千斤的技术活。
　　原来，片场的每一只茶杯，都对应特定的演职人员，每个演职人员对于饮品种类、甜度、冷热的喜好，又都各不相同，递错茶杯或者冲错饮品，都是让服务对象心里犯膈应的事情，甚至可能招来批评。
　　刚入行时，杨容莲就曾在冲茶时弄错了茶杯。看着服务对象将整杯茶喝尽，她猛然发觉有异，心中惊呼“不好”。尽管服务对象并没有任何察觉，一个无心之失因而被掩盖过去，但自责感还是困扰了她许久，既对服务对象，也对弄乱茶水的自己：“怎么连这样简单的事情也能做错？！”
　　导演、摄影和演员们往往工作强度极高，所以茶水只能在自己估计合适的时机，将茶杯见缝插针地递过去，如果恰好赶上服务对象忙得不可开交，或许会在无形中对对方构成一种骚扰。
　　但主动递水，却又是做这一行心照不宣的规矩，如果等到服务对象发现杯中茶尽，或口渴叫人冲茶时才上去招呼，都会被视作疏忽。遇上动作片，演员、武行打得辛苦，汗流浃背，口干舌燥，茶水便要表现得更加殷勤周到。“看见演员差不多闲下来了，就应该起身拿茶杯做好准备了。事事都要人叫？没理由的。”

将心比心

　　三十年前，片场中尚能见到老牌电影明星做派传统，多少有些傲气，递水可能不接，问话可能不搭腔，甚至并不理睬茶水的存在。在杨容莲的记忆里，这也许是唯一符合“受气”“被人给脸色”描述的经历，但这一切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
　　“都无所谓啦。你不睬我我就不多同你说话，你觉得我妨碍你工作我就站开些，你不想看到我我就少同你接触。说到底，我工作就是斟茶递水，被人给气受也是应该。况且给别人气受的时候，自己也不舒服吧？大家都是出来开工，将心比心。”
　　如今的杨容莲，已然锤炼出一副宠辱不惊的脾性：进片场从导演、演员到幕后工作人员逐个热情问候，一圈“早晨”“食咗未”打开局面，心中已当他们是自己人；拍戏休息时挎着篮子从容穿梭在熠熠星光间，多大的腕儿接过茶杯，都不会令她觉得紧张；无论空气中的负面情绪多么令人窒息，疲惫也好，焦虑也好，暴躁也罢，都不会扰乱她的心情。
　　杨容莲把自己的游刃有余归结为时代的变化：“和我同龄的这辈人说到底读书都少些，但现在这班出来拍戏的年轻人就不一样，很有礼貌，而且很热情。加上我年纪大了，自然而然地就被当作长者尊敬。”但相比于工作环境，她还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些：“别人不开心发火始终是别人的事，先问问你该做的都做到了没。”“在香港找份工作从来都不易，但好处是你肯做就有得吃。”
　　拍摄《古惑仔》时，杨容莲第一次尝试客串。导演刘伟强叫“就位”，她答声“好”，见着镜头仍是忍不住脚软。
　　后来或许是因为习惯了，听到“就位”，她不再惊慌失措。加上台词又少，易于把控，一来二去，“戏路”渐渐打开，她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经典港片中，大多数时候，都是“本色出演”清洁阿姨，但亦不乏神来之笔。

　　《算死草》中，以清朝大婶形象出镜的杨容莲坐在证人席上絮絮叨叨，那句洗脑的“但用支三节棍扑我个头，系咁扑呀扑，左又扑右又扑，系咁扑”（他用一支三节棍打我的头，像这样打呀打，左边打右边打，一直这样打）成了资深星迷间广为流传的“爆款”；《玻璃樽》中，她从海水中捞起成龙投下的表白玻璃瓶，淡淡一笑，远处的成龙对舒淇说“你们这里的女孩真漂亮”，这个镜头同样成为她的最爱，理由如出一辙———导演将她拍得“好靓女”。
　　但杨容莲从未对表演抱过更多幻想，一如由小到大从来对看电影不感兴趣。同她人生旅程中的任何一站都类似，她进入电影行业的初衷，其实只是“搵食”。 　　今年68岁的杨容莲出生在广东新会。早年时，父母和弟弟因为身染顽疾，在澳门治病，她和妹妹则留在老家相依为命，八九岁的时候，她才获得批准去澳门同父母团聚。连年的求医问药，加上各种吃穿用度造成的开销，掏空了家里的底子，更逞论拿出余钱供她读书。爸爸带些零工回家里做，她打下手帮忙，待到12岁，就獨自外出打工，3年后同当地认识的一个中山男孩结婚。辗转到香港那年，杨容莲16岁，第一个女儿刚刚满月。
　　彼时正值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塑胶制品大量外销，不少欧美玩具企业亦将生产转移至香港，与本地塑胶厂家以代工形式合作，加上上海、广东、福建移民带来的资本和劳动力，观塘海傍的工厂日渐密集。杨容莲一家在观塘安顿下来，老公进塑胶厂加工拖鞋，她便在家中照顾年幼的女儿，生活却一直入不敷出，最凄凉的时候，“别人吃饭，我们吃面包”。
　　最终，为了节省几十块钱的房租，她跟着老公转行去趸船上工作，负责做饭，一连十多年，吃住都在船上，见海比见人多；上岸之后，又做小贩卖早点，每日收入尚可，但与风险同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生意属于无牌经营，需要“走鬼”（在管理人员赶到的时候迅速收摊撤离），动作慢了便会被抓去罚款，物品全部充公。

　　如果没有遇上弟弟的工友、在剧组服装部门工作的萍姐，杨容莲与电影之间也许永远不会产生交集，但萍姐的努力、勤劳、乐于助人，以及一份“交出心来做事”的精神状态感染了她，也让之前的一系列颠沛流离归于安定：“其实在香港找份工作从来都是不易的，但有一点好处就是你肯做就有得吃。就是说，你不能怕辛苦，做事的时候不能有所保留，也不能挑。你不挑，什么都做，就不会饿到自己。”

电影像人的一辈子

　　《哥哥的情人》摄制期间，杨容莲有了自己的英文名Pauline。三十几年过去，因为觉得工作机会时有时无，不能保证稳定的经济来源，香港电影圈的茶水行始终人来人往，流动性极强，Pauline却扎根成一块活招牌。
　　对她而言，年纪大了可能于体力而言是一种负担，于精神而言却正好相反。儿女事业有成，令她不再有养家的负担，每多做一份工，便是纯粹多赚一份钱，轻松上阵，反而一路做得没有牵挂顾虑。

　　所以，尽管不挂靠任何机构，想开工都只能自己去找，但业内人士间一句“需要茶水吗？介绍个Pauline给你啦”，令杨容莲不用等很久就能忙碌起来。她如今每天的工资都能达到1100港元，甚至超过不少白领。
　　杨容莲享受忙碌的感觉。处在“自由职业”的状态下，她还是宁愿每一天都没有荒废：“你要是光顾着休息，天天休息，你也没事做，会无聊，是不是？而且你年纪也到了，家里人已经没什么需要你操心的，肯定选择专心工作，多做事咯！”
　　得益于工作便利，杨容莲在三十多年中大量接触演员群体，这其中有人从青春偶像转型为实力派影星，比如谢霆锋、阿Sa，有当下香港影坛的顶梁柱梁朝伟、任达华、周润发、古天乐、吴镇宇，也有已成不朽传奇的梅艳芳和张国荣。过去，她把自己和这些明星的合照冲印出来保存在家里。数码技术普及以后，手机就成为她的“宝库”，还省去不菲的冲印费，点出来排开，张张都让人惊叹。
　　以这些合照作为线索，在接受采访时，杨容莲常会被问到明星们的个性、逸事。与此同时，因为吴镇宇在由金像奖发布的相关短片中提到“我以为茶水都叫Pauline”，阿Sa亦透露，如果没有莲姐在，大家都会口渴到开不了工，“凑（照顾）天王巨星的茶水阿姐”，成为香港报章提及杨容莲时所使用的前缀。
　　当媒体上出现某个已红透半边天却似曾相识的艺人名字时，杨容莲常常会想起，那是很多年前自己在开工时照顾过的一个新人。这时她会觉得很开心，就像看到自己的子女有了出息一样，“哇，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后生仔，终于也挨出头做成明星”。不过她常常认为，这份“凑大”的荣耀言过其实了。
　　“说到底别人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走出来，同我有什么关系？当演员真的很辛苦，大段台词一路背下去，好不容易可以拍了，结果位走得不对，全部推倒重来。我是经受不起的。”她坦言，明星们对外人这样描述自己是出于客气，但事实上不过是喝过她递的水，吃过她派的饭，离“凑大”显然差得远，况且那样大一个剧组，不会没了谁就不行。

与光怪陆离的名利场保持距离

　　同明星们一块儿开工做事，杨容莲秉承热情、真诚的风格，同时严格掌握着自己的分寸。她不大爱在外人面前揭短爆料，比起和明星攀谈，也更乐意将工友当作聊天对象。“工作时候寒暄几句，整个人很容易开朗起来。但是和明星说话终归还是要拘束点，不能像在工友面前那样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该讲的也讲，容易得罪人。‘怎么样’‘很辛苦吧’‘累不累’‘喝口水休息下吧’而已嘛，哪够得上聊天？而且无论怎么说，议论别人都是不好的，何况你们之间的交情也就到合了影为止。”
　　与当下主动认领“娱乐圈内部人士”头衔的风潮不同，杨容莲置身光怪陆离的名利场中，却更倾向于与之保持距离。只是连她也不可否认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已与香港电影的兴衰起落融为一体。
　　杨容莲入行的上世纪80年代，正是香港电影风格与商业运作全面成熟的时期，百花齐放，人才辈出，市场对明星云集、剧情浅并抓人的“快餐式”电影需求巨大，刺激各大电影公司竞相试水赚快钱。杨容莲那时忙到日日有工开，有时甚至会同时跑几个组，在无意中见证了“黄金时代”最后的繁华。 　　及至90年代中期，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香港电影业长期依赖的东南亚、台湾市场大幅缩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令这种困境雪上加霜。也正是在那一年，杨容莲暂别茶水工作，转行洗碗、倒垃圾，也试过去斋铺（向佛教徒供应素食的饭店）煮斋，最终又因为舍不得一群合作多年的同行，再做回茶水。辗转间，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于2003年签署，香港电影工作者开始北上进入内地寻找机会。得益于长时间积累的口碑，杨容莲的事业在“非典”期间反而迎来“小阳春”，并逐步走上正轨。但合拍片潮流的大背景下，是整个行业的从业者背井离乡的凄凉。

为握在手中的奖杯感到忐忑

　　杨容莲没想过去香港之外的地方開工。她也并不承认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已经逝去。在她看来，只要仍有观众进电影院看电影，只要还有剧组在拍戏，“黄金时代”就仍处在“进行时”之中：“电影是源源不断的，但可能有的时候像人的一辈子，人会一辈子倒霉吗？人会生来就有钱吗？有高有低，有顺有逆。但终究会好的。就像那些电影人，这两年兜兜转转，不是又想着回来了？终究香港是家嘛。”
　　在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发言环节，杨容莲向一众亲友、同事简单表达过谢意之后，便转身离去，没有更多发挥。之后照例去开工，有人认出她来：“咦？你不是那个拿奖的茶水Pauline？”她马上回应一番表达感激的言辞，往往复杂过那句简单的“恭喜”。
　　她想，在电影行业中，自己本就算不上重要环节，不如将时间和关注留给那些真正为香港电影业作出贡献的专业人士。想到那些工作同样兢兢业业的同行，她也为握在手中的奖杯感到忐忑，暗暗叮嘱自己必须继续努力，才对得起这份认同。
　　闲暇时间，杨容莲最喜欢旅游。她去过日本、韩国，也被内地千姿百态的风光吸引。尽管已年近吉古稀，但像许多迷恋背包游的大学生一样攒钱出行，仍是支持她继续工作的动力之一。只是这个期限究竟是什么时候，她说不准，也许是自己做不动的那天，也许是不再被人想起的那天。“但假使你还在做茶水，你就要用心做好这份工，是不是？‘专业精神’不是你自己夸自己的，要别人认同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