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年前，周志兴受邀参加腾讯传媒组织的总编沙龙活动，一行人等去了一趟泰国，他们浮光掠影般在泰国三个城市小住、开会、游玩。清迈，是他们选择的城市之一，邓丽君辞世前，与法国男友在这里的湄宾酒店住了一年。“斯人已去，此地尚留绕梁余音？”周志兴一行人等特地住进了湄宾酒店，“这是邓丽君香消玉殒的地方”。那天的会议，他还特地将会场选在了邓丽君当年住的房间。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以后，沙叶新的邓丽君剧本能够在自己的家里—共识堂，由一群非专业演员串演成功。和别的大型企业家俱乐部不一样，他已经将共识堂办成了一种以社会精英为主体的家庭聚会平台，这里有官产学三界的人士汇聚一堂，也有苗族志愿者的震撼表演。裂痕越小，共识越多，他要做的，正是“达成共识”平台，“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上的共识，而且要在消弭裂痕上做出贡献，这个裂痕，也许是阶层之间，也许在官民之间，也许在城乡之间。”
记者：记得邓丽君纪念演唱会的时候你提过，办这个活动除了表面上让大家一起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年代的一种怀念和纪念，你同意这样的理解吗？
周志兴：其实没有那么政治化。我觉得用一种轻松的方式结合起一群人来，而且他们都是心甘情愿地来，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流方式。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结社一样的活动，小团体化了。现在企业家的这种结合体比较多，不管是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也好，阿拉善也好，还有再高端一点的，比如马云的江南会，这些都是精英组织，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大多数都是企业家。
如果我现在再去做一个类似江南会一样的企业家组织，肯定做不起来。我是要另辟蹊径，用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结合一群喜欢读书的、有思考的人，总比天天酗酒、唱卡拉OK强。这些人都是有思想的人，他们的思考跟一般的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记者：这是你们家庭周末聚会模式的拓展和延续？
周志兴：我们这个地方讨论的问题多一点。前不久我们跟德国伯尔基金来谈可持续发展。我们有一个青年学者沙龙定期在那儿举行，我们讨论中美关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亚洲顾问李侃如到北京来，我说你去我们那里参加一下青年学者沙龙吧，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不久前我们讨论互联网管理，邀请业内的一些青年学者来讨论怎样管理互联网，分析谣言的产生，这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问题，但是参加的人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
记者：一般共识堂的客人大致都有哪几类？什么样的人才能到共识堂吃饭、活动？
周志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共识堂吃饭？我说很简单，三条有一条就够了—有钱，有权，有思想，这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实质上就是官产学，官员、企业家、学者，左中右，左派、右派、中间派都可以。另外，现在我们发展到中外，中国人和外国人。再就是专业和业余。比如说专业演员戴玉强在共识堂唱过歌，吕思清也去过，当然更多还是业余的，像我们这次纪念邓丽君的活动。我们很多时候专业和业余是放在一起的，我们想呈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组合，而不是单一的什么人。不过这些组合也是经过我们选择的。因为有的时候非常极端的人参加以后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极左的、极右的，可能会吵架，我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记者：企业家是参与共识堂活动的主体，他们喜欢这样的平台吗，对你们是怎么评价的？
周志兴：他们当然是非常喜欢的。有的企业家非常有钱，但是很多事情他们却做不起来。有企业家看到共识堂后跟我说，我在某某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几千平米，我也想把它装修起来做这样一个地方，请大家来玩。我后来跟他讲，地方不是问题，但是要能够请到这么多有分量的、有一定的权力、有一定的思想的人来可能是比较难的，这要有很长时间的积累。
我也一直在讲，这里是我家，不是一个会所，会所一般都会修得富丽堂皇，但是会让人感觉不自在。有的时候我上朋友家去看到装修得富丽堂皇，我就觉得不自在。所以我经常跟来我们家的人说，我有两个原则，第一是不脱鞋，永远都不脱鞋，第二是男生可以上山去尿点尿。我们夏天的时候都在葡萄树下坐着聊天，有一次一大堆非常著名的企业家坐在一起，有个人就说想去上厕所，后来我说山上去尿吧，找一棵树，我说我相信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经验了。确实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经验，走到哪都是一些很豪华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种体验。
记者：你刚才提到，共识堂从一开始包罗国内的万象，到现在把中外的友人联系在一起，寻求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共识，这个跨度是很大的。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请到克林顿智囊的故事？
周志兴：情况并不复杂。2013年5月份我去了一趟美国，我在美国见了很多美国顶尖的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我跟他们交流以后，关系处得非常好，谈得也非常好。我给他们提了两个意见，我说我在美国见到你们后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觉得这些学者岁数太大了，很多人都七八十岁了，不是说没有年轻的人，而是这些年轻的人被这些老人压得根本出不了头。第二，我说美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得了中国病，所谓中国病就是眼睛往官府看。美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和中国人一样，变得非常亲近政府起来。他们会炫耀说我见了某国领导某某某了，觉得很自豪，这当然不能怪他们。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非常强势的国家，很多事情必须要找政府，不找政府就做不成。在这，他想找政府可是找不着，中国的民间人士这么多年很少跟外国人交流了。
中国跟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是一个旋转门制度的国家，今天的民间的，可能也是官方的，中国没有这个旋转门，中国的民间永远是民间。所以美国的民间和官方话语是差不多的，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差得太多了，老百姓说的话跟官方说的话，民间学者说的话跟官方说的话都差太多。所以我跟美国人说，如果你们只跟官方接触，不跟民间接触就不能了解完整的中国。
2013年5月，美国学者到了中国后，很多都到我们家来，他们因为我说他们年龄老化，就干脆带了10个美国的中青年学者，他们说，你不是说我们青年学者少吗，今天就带了10个中青年学者来你家。每次我都会找相对年轻的一些中国学者跟他们聊，他们也觉得很好，他们到北京来就是跟官方正襟危坐。
李侃如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亚洲顾问，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他关于中美关系的观点。那天他到我家去，我跟他讲，你不要穿西服。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又跟他说，今天你是在我家吃饭，不许打官腔，于是，大家的聊天很轻松愉快。我觉得有的时候外国人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你想跟他交个朋友，他就会跟你谈一些轻松的话题，而不会拿着端着。中美两国的政府关系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民间的交往也很重要，如果老百姓之间能够成为朋友，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会好很多，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上去，如果美国的老百姓都认为中国好，那么美国的国会对中国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记者：邓丽君让人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毛时代、邓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做对比的话，你更喜欢身处在哪个时代？
周志兴：我肯定更喜欢身处现在的这个时代，过去已经回不去了，就没必要去想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不能简单地说哪个时代好，哪个时代不好，每个时代都有好与不好。就像我现在经常说的，我反对把民国说得那么好，说得民国好像是天堂一样，也反对把蒋介石时期说得那么好，否则，他们不会那么快就垮台了。
上世纪80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解放。上世纪9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发展。也不能说现在不好，像我们这一代人还在探索。我们的经历比你们多多了，你们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就出来工作。我们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有的人去工厂当工人，像我去当了兵。我们经历了国家更多的转型，我觉得有这些经历并不算坏。也有人觉得我们很不幸，没有上完学，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没有了前途。所以我说这个话，肯定有人会骂。现在我们对成功的概念不太一样，总觉得升官发财才是成功的，其实有的时候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能够写出很好的东西都是成功的。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以后，沙叶新的邓丽君剧本能够在自己的家里—共识堂，由一群非专业演员串演成功。和别的大型企业家俱乐部不一样，他已经将共识堂办成了一种以社会精英为主体的家庭聚会平台，这里有官产学三界的人士汇聚一堂，也有苗族志愿者的震撼表演。裂痕越小，共识越多，他要做的，正是“达成共识”平台，“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上的共识，而且要在消弭裂痕上做出贡献，这个裂痕，也许是阶层之间，也许在官民之间，也许在城乡之间。”
记者：记得邓丽君纪念演唱会的时候你提过，办这个活动除了表面上让大家一起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年代的一种怀念和纪念，你同意这样的理解吗？
周志兴：其实没有那么政治化。我觉得用一种轻松的方式结合起一群人来，而且他们都是心甘情愿地来，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流方式。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结社一样的活动，小团体化了。现在企业家的这种结合体比较多，不管是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也好，阿拉善也好，还有再高端一点的，比如马云的江南会，这些都是精英组织，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大多数都是企业家。
如果我现在再去做一个类似江南会一样的企业家组织，肯定做不起来。我是要另辟蹊径，用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结合一群喜欢读书的、有思考的人，总比天天酗酒、唱卡拉OK强。这些人都是有思想的人，他们的思考跟一般的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记者：这是你们家庭周末聚会模式的拓展和延续？
周志兴：我们这个地方讨论的问题多一点。前不久我们跟德国伯尔基金来谈可持续发展。我们有一个青年学者沙龙定期在那儿举行，我们讨论中美关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亚洲顾问李侃如到北京来，我说你去我们那里参加一下青年学者沙龙吧，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不久前我们讨论互联网管理，邀请业内的一些青年学者来讨论怎样管理互联网，分析谣言的产生，这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问题，但是参加的人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
记者：一般共识堂的客人大致都有哪几类？什么样的人才能到共识堂吃饭、活动？
周志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共识堂吃饭？我说很简单，三条有一条就够了—有钱，有权，有思想，这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实质上就是官产学，官员、企业家、学者，左中右，左派、右派、中间派都可以。另外，现在我们发展到中外，中国人和外国人。再就是专业和业余。比如说专业演员戴玉强在共识堂唱过歌，吕思清也去过，当然更多还是业余的，像我们这次纪念邓丽君的活动。我们很多时候专业和业余是放在一起的，我们想呈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组合，而不是单一的什么人。不过这些组合也是经过我们选择的。因为有的时候非常极端的人参加以后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极左的、极右的，可能会吵架，我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记者：企业家是参与共识堂活动的主体，他们喜欢这样的平台吗，对你们是怎么评价的？
周志兴：他们当然是非常喜欢的。有的企业家非常有钱，但是很多事情他们却做不起来。有企业家看到共识堂后跟我说，我在某某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几千平米，我也想把它装修起来做这样一个地方，请大家来玩。我后来跟他讲，地方不是问题，但是要能够请到这么多有分量的、有一定的权力、有一定的思想的人来可能是比较难的，这要有很长时间的积累。
我也一直在讲，这里是我家，不是一个会所，会所一般都会修得富丽堂皇，但是会让人感觉不自在。有的时候我上朋友家去看到装修得富丽堂皇，我就觉得不自在。所以我经常跟来我们家的人说，我有两个原则，第一是不脱鞋，永远都不脱鞋，第二是男生可以上山去尿点尿。我们夏天的时候都在葡萄树下坐着聊天，有一次一大堆非常著名的企业家坐在一起，有个人就说想去上厕所，后来我说山上去尿吧，找一棵树，我说我相信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经验了。确实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经验，走到哪都是一些很豪华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种体验。
记者：你刚才提到，共识堂从一开始包罗国内的万象，到现在把中外的友人联系在一起，寻求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共识，这个跨度是很大的。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请到克林顿智囊的故事？
周志兴：情况并不复杂。2013年5月份我去了一趟美国，我在美国见了很多美国顶尖的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我跟他们交流以后，关系处得非常好，谈得也非常好。我给他们提了两个意见，我说我在美国见到你们后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觉得这些学者岁数太大了，很多人都七八十岁了，不是说没有年轻的人，而是这些年轻的人被这些老人压得根本出不了头。第二，我说美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得了中国病，所谓中国病就是眼睛往官府看。美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和中国人一样，变得非常亲近政府起来。他们会炫耀说我见了某国领导某某某了，觉得很自豪，这当然不能怪他们。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非常强势的国家，很多事情必须要找政府，不找政府就做不成。在这，他想找政府可是找不着，中国的民间人士这么多年很少跟外国人交流了。
中国跟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是一个旋转门制度的国家，今天的民间的，可能也是官方的，中国没有这个旋转门，中国的民间永远是民间。所以美国的民间和官方话语是差不多的，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差得太多了，老百姓说的话跟官方说的话，民间学者说的话跟官方说的话都差太多。所以我跟美国人说，如果你们只跟官方接触，不跟民间接触就不能了解完整的中国。
2013年5月，美国学者到了中国后，很多都到我们家来，他们因为我说他们年龄老化，就干脆带了10个美国的中青年学者，他们说，你不是说我们青年学者少吗，今天就带了10个中青年学者来你家。每次我都会找相对年轻的一些中国学者跟他们聊，他们也觉得很好，他们到北京来就是跟官方正襟危坐。
李侃如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亚洲顾问，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他关于中美关系的观点。那天他到我家去，我跟他讲，你不要穿西服。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又跟他说，今天你是在我家吃饭，不许打官腔，于是，大家的聊天很轻松愉快。我觉得有的时候外国人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你想跟他交个朋友，他就会跟你谈一些轻松的话题，而不会拿着端着。中美两国的政府关系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民间的交往也很重要，如果老百姓之间能够成为朋友，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会好很多，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上去，如果美国的老百姓都认为中国好，那么美国的国会对中国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记者：邓丽君让人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毛时代、邓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做对比的话，你更喜欢身处在哪个时代？
周志兴：我肯定更喜欢身处现在的这个时代，过去已经回不去了，就没必要去想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不能简单地说哪个时代好，哪个时代不好，每个时代都有好与不好。就像我现在经常说的，我反对把民国说得那么好，说得民国好像是天堂一样，也反对把蒋介石时期说得那么好，否则，他们不会那么快就垮台了。
上世纪80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解放。上世纪9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发展。也不能说现在不好，像我们这一代人还在探索。我们的经历比你们多多了，你们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就出来工作。我们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有的人去工厂当工人，像我去当了兵。我们经历了国家更多的转型，我觉得有这些经历并不算坏。也有人觉得我们很不幸，没有上完学，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没有了前途。所以我说这个话，肯定有人会骂。现在我们对成功的概念不太一样，总觉得升官发财才是成功的，其实有的时候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能够写出很好的东西都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