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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中国星官与西方星座的不同，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星图的演变历程。透过这些艺术作品，相信大家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古人的“天空遐想”，发掘古代天文学的辉煌。
河南濮阳新石器时代古墓出土的由蚌壳拼合而成的龙虎北斗星图，距今约有6500年，可谓“最古老的星图”。龙虎北斗星图是以图案的摆放来达到装饰和祭祀目的的示意性星图，这类星图在创作的时候更追求艺术性，对精确度的要求较低。
关于二十八星宿的形成，最早写以追溯到战国时期。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箱。这个漆箱上绘制了二十八星宿的图像，上面还用篆书刻了二十八皇宿的名称。
西安交通大學内的西汉古墓弯顶星图绘制于西汉晚期，十分精美，是难得的汉代艺术精品。这幅星图虽然也有装饰墓穴穹顶的意味，但已经开始由示意性星图向写实星图过渡。在这幅星图的中间绘有日月、祥云和振翅高飞的仙鹤、雀鸟。环带内绘有代表二十八星宿的星点80余个，其数量与方位都和当时的二十八星宿一致。在80余个星点中，除1个为红色外，其余均为墨线勾勒、白色渲染，每个星点之间有线相连，显然已经划分成一组组星座。在这些星官间，又配以人物、苍龙、牛、兔、朱雀等象征性的图案。这幅星图已与后世用于科学观星的星图相近。此后的中国星图开始向科学星图转变，所谓科学星图即是为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士所用的星图，也是我们现在了解古人天文观测成果的重要资料。
同样是壁画墓，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榆林市靖边县渠树壕汉墓群发掘了一座东汉中晚期壁画墓，在该壁画墓里发现的星图其内容比西安交通大学内西汉古墓弯顶星图更为丰富。靖边渠树壕星图正是处于从示意性星图转为科学星图的过渡期。在这幅星图上，我们既能看到大量装饰性的星官图案，还有非常写实的二十八星宿，以及北斗、三台、天市、天牢、五车等星官名，更令人人惊讶的是，该星图上还绘制了银河（也有学者认为是黄道带）。
洛阳北魏墓星图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向阳村北魏墓顶上，绘制于公元526年。这幅星图绘有300余颗星星，每颗星用小圆圈表示，其中有一部分用线连接，表示星宿。但这幅图中的星宿与汉族的星图相比略有不同，它打破了二十八星宿的限制，除了连线所表示的星宿，其余圆点只是装饰，并不表示实际的恒星位置。图中同样绘有银河，以一条宽带示之，它与实际星空是相对应的，所表示的是正月或七月时的星象。北魏是鲜卑族统治的王朝，因为这一时期鲜卑族的当政者十分重视天文学，因此有了这张星图。
张家口辽墓呈图装饰在辽墓后室的穹顶中央。它绘制于公元1116年左右，是个直径2.17米左右的圆形，在圆形的正中央嵌入了一面铜镜，铜镜的周围绘有莲花纹。在莲花的周围又绘有北斗七星，并且四周各绘有五颗红星、四颗蓝星。其中，一颗红星里绘有金乌（古代神话中的神鸟），表示太阳，这九颗星就是印度天文学中提及的“九曜（yao）”。在“九曜”之外是二十八星宿的星象，以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为四方，各七宿这样排列。再往外一圈是黄道十二宫的图像。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最早发源于两河流域，后传入希腊，再由希腊传入印度，大约在公元6世纪，又从印度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因此黄道十二宫的图像在中国也留下了身影。张家口辽墓星图既绘有西方的黄道十二宫，又有与之配合的二十八星宿，这在现存的星图中是非常珍贵的，再加上图中各宫的图形又已高度汉化，所以这幅星图可谓中西合璧，体现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此外，这也说明了契丹族的天文学是同时吸收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天文知识而发展起来的。
敦煌星图是天文学历史上最让人·晾叹的文献资料，它详细记录了肉眼可见的星星共达1300颗以上，并且用肉眼对星与星之间的距离做出了预估并进行描绘。另外，星图的绘制方法也十分现代，敦煌星图从12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所在的位置把赤道带附近的天区分成了12份，每一份画在一张长方形的平面图上。每月星图下方配有文字，说明了太阳在二十八宿的宿次，每月星图之间的文字说明了12次起点和终点的度数。
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根据实测绘制的全天石刻星图。它的观测年代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一1085年），由黄裳于南宋光宗元年（公元1190年）进行绘图、王致远于南宋淳祜七年（公元1247年）刻制而成，保存于苏州文庙之中。
蘇州石刻星图的石碑高2米多，上部刻着圆形的星图，以北天极为圆心，刻画出三个同心圆。图中外圆是南天可见星的界限，包括赤道以南约55度以内的恒星：中圆则是天赤道，是直径为52.5厘米的圆形：而永不下落的常见星则用一个直径为19.9厘米的小圆划分。与赤道相交的圆表示的是太阳视运动的轨迹，内圈和外圈间隔不等的放射状经线划开的区域就是二十八宿的各自范围，每条经线的端点处注有二十八宿的宿度。星图上共有1464颗恒星.并刻有清晰的银河，河汉分叉，刻画细致。在石碑下部是两千字左右的说明文字。
宋代苏颂所著的（《新仪象法要》中，附有5幅星图，完整地记录了公元1078年至1085年间天文学家的实际观测成果。这5幅星图分别是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星官图、浑象西南方中外星官图、浑象北极图和浑象南极图。
1634年，一架八面屏风被进献给明朝的崇祯皇帝，上面绘制的图案是大大小小的18幅星图和天文仪器图，因此被称为“恒星屏障”。这架屏障由礼部尚书徐光启领导的《崇祯历书》编制组精心制作，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星图绘制中担任技术指导。
屏障上最大的两幅圆形星图“赤道北图”和“赤道南图”，各占三屏;屏障首尾有徐光启所撰《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和汤若望署名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因此该图又称为《赤到南北两总星图》 。围绕主图还绘有“赤道图”“黄道图”等小星图12幅，以及黄道经纬仪等天文仪器4幅。《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上共绘恒星1812颗，打破了中国传统星官体系1464颗星的惯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南天极附近的星空，已不似《新仪象法要》星图中的一片空白，而是依据西方星图和星表补充了126颗星，大麦哲伦星系、小麦哲伦星系也标注在了星图上。
该星图继承了我国传统星图的内容和特点，又融合了欧洲天文学知识中的有益成果，在我国星图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明末战乱中，徐光启的“恒星屏障”不知所终，万幸的是，清初汤若望进呈《西洋新法历书》时，将崇祯年间的星图刻本改刊，以绢本印制装裱成8卷立轴进呈清朝顺治皇帝。目前这一版本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珍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