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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在这个母亲节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他常常直呼之为“老头儿”： 老头儿在家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每天为家人买菜做饭，从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早上起来，给自己做一碗改良版的高邮阳春面，喝一杯茶便开始写作。“虽然今天是母亲节，但我在这里谈起父亲也是满满的爱。”母亲节后再过两天，就是汪老辞世20周年的日子了。
高邮
这种平等，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往往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老子还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在旁边跟着瞎出主意。“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家其实规矩很大，汪曾祺66岁那年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拜望继母（任氏娘），还没进家门，老头儿在门外的水泥台阶就跪下了，要给任氏娘行跪拜礼。继母一把挽住他说，“曾祺，不可，你也是见孙子的人了。”汪曾祺却很坚持：“那不行，这是汪家的规矩。”
汪曾祺祖籍安徽，出生在高郵，汪家大院在高邮很有名气，祖父汪嘉铭在当地做药材生意，“万全堂”和“保全堂”口碑都很好，汪曾祺小时候几乎天天都要去祖父的药铺玩耍，他的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
汪曾祺的祖父在清代末次科举里中了“拔贡”，废除科举后，功名道断。汪曾祺的父亲则在南京上过十年一贯制的旧制中学，“旧制中学生”也算功名，用泥金扁宋字写在汪曾祺亡母出殡的铭旌之上。汪曾祺幼从家学，练字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等，都是初拓的珍本，来自祖父的收藏。晚年汪曾祺鼓励后辈学作近体诗，还常用当年老太爷的原话，“文从胡画起，诗从放屁来。一开始总写得不成样子，写写就好了。”
汪曾祺上的是新式小学堂，但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习古典诗文，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他的父亲。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如果此说成立，那汪曾祺和他的父亲，都是一身癖好、用情极深之人。父亲是眼科医生，年轻时是运动员，田径好手，同时习武、骑马，水性好，笙箫管笛、琵琶、月琴、胡琴、扬琴，无一不会，同时画画、刻章，一双巧手，还会给孩子做灯笼和扎风筝。汪曾祺的生母过世，他亲手为她糊了一箱子纸衣服，单夹皮棉，甚至糊了几可乱真的皮衣，分得清滩羊、灰鼠，好让自己的太太在九泉之下四时不缺时髦又暖和的衣衫。妻子死得早，他因此格外疼爱她留下的这个孩子，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少年时外出考学，父亲送他去，旅馆床铺有跳蚤，父亲一宿没睡，拿着蜡烛在旁边守着他，发现一只跳蚤，就用蜡油滴死一只。汪曾祺醒来一看，席子上满满全是蜡油点子，自己却美美地睡了一整夜。
在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金石篆刻、曲艺乐器，样样精通，对他来说，这都是玩儿，“生活，是很好玩儿的。”晚年自娱是做菜，也爱写吃食。当时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焖葱固然让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贝吊小萝卜，也让远道而来的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
联大
如果给汪曾祺的写作设几个关键词的话：高邮、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是四个绕不过去的坐标。此人念旧，而且长情。写来写去，皆是故乡、故人。
战时的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最一流的大脑，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活，对汪曾祺来说刻骨铭心，他称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为“第二故乡”。沈从文、闻一多和杨振声都很器重他，尤其是沈从文，视他为得意门生。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于中文系，在校时他并不用功，自由散漫，常常逃课去逛翠湖，但是阅读极广，颇富文名。他与穆旦、鹿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也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某次写了篇小说，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是沈从文却批评他：“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汪曾经写过不少怀念沈先生的文章，尤其记到一个细节，他常常从沈先生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这一师一徒徒劳心事，均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晚年汪曾祺写出他的代表作《受戒》后承认，在他写小英子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脑子常常想的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农村女性：三三、翠翠、夭夭。
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战时，物力艰难，最初，汪曾祺还有带去的一点钱，可以吃馆子、骑马，过浪漫主义的生活，后来就穷得叮当响。为生活计，汪曾祺曾在昆明北郊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了几年书。他专门写过这段囚首垢面、食不果腹的贫穷时光，他没有说出来的是，也正是在这几年中，他结识了同在建设中学教书，也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施松卿，两人此后相伴一生。施是外文系的毕业生，父亲是马来亚的侨领。跟汪家相仿，施松卿的父亲也做药房生意。汪曾祺的子女曾经打趣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土得很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幸运，汪曾祺的家庭和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长时间不能见到孩子，回家后，子女跟他依然很亲。母亲有时出于爱护子女前途，策略性地让孩子跟爸爸“划清界限”，孩子就反过来揭穿妈妈：“那你怎么还给爸爸打酒喝？” 右派
汪曾祺曾在随笔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58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批判会一开再开。“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他曾经发表过一组短诗，里面有一首《早春》，描摹新绿朦胧，有“远处绿色的呼吸”这样的词句。不讴歌红而讴歌绿，这也成了罪状。
定为右派之后，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接受劳动改造，一开始，他被分派去起猪圈、刨冻粪，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最常干的活儿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一段经历，他后来大多写进了自己的小说，比如《七里茶坊》《羊舍一夕》。
农民工友都喜欢老汪，因为“老汪干活不藏奸”，跟群众关系好，而且，他还是个文艺骨干，能写能画还会唱，“人性不错”。下放一年多，所领导就宣布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暂时没有接收单位，就在农科所协助工作。主要任务是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这段生涯自由而愉快，没有领导，不用开会，每天自我管理，开花的时候画花，结实的时候画实，每天到田里掐一把花来对着描画，“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完马铃薯，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这份差事相当不坏了——那是什么年份啊？1961年。
汪曾祺是不难了解的，他的生活在他的小说里几乎处处有迹可循：《黄油烙饼》里面的儿童萧胜，在奶奶死后被父亲接到张家口之外的马铃薯研究站，虽然挨饿，总还有马铃薯和红高粱饼子吃。终于有一天，萧胜吃上了奶奶生前舍不得吃的黄油烙饼，儿童一下子醒悟了：奶奶是饿死的。
“御用文人”
到了1966年，“文革”刚开始，汪曾祺就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爪牙”、“小邓拓”，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
但到了1966年7月，被关进牛棚的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当天下午收拾干净去剧院军代表办公室。军代表严肃地对他宣布给他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被带上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开到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领受江青的接见。
早在前两年，汪曾祺就作为主创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了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当时演出很成功，也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的接见。江青对这出戏印象很深，赏识汪曾祺的才华，所以，当她想要主抓样板戏《沙家浜》的时候，她马上就想到了汪曾祺。
江青接见之后，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主攻京剧《沙家浜》的剧本写作。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广和剧场”，汪曾祺等人需隨时听从江青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沙家浜》即改编自《芦荡火种》，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阿庆嫂和胡传魁《斗智》选段唱词，据说就出自汪曾祺之手。在1970年，汪曾祺因为参与京剧《沙家浜》修改有功，甚至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期间，作家们基本搁笔，但汪曾祺却因命运眷顾，依然可以从事创作，在外人看来，几乎可说是受江青宠幸。人们倾向于把汪曾祺归为“受益者”，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汪曾祺或许是的“双重受害者”。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打倒四人帮”之后，汪被列为“说清楚”的对象，还立了专案，“悬空”两年，写了17万字的交待材料。汪曾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非议和压抑，他写道：“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
暮年
1979年，汪曾祺终于获得平反。有人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汪老回答：随遇而安。
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汪曾祺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人。
他其实写过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温和含讽的笑意。比如《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平时是个鞋匠，天天挨完批斗回家修鞋，生意还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他在《皮凤三楦房子》里借中国老百姓说出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是很讲恕道的。”
他行文中有大恸，但都藏在淡然悠远的白描背后，比如《天鹅之死》和《黄油烙饼》。这不是任何写作技巧所能赋予的，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做不得假。用情至深，而鲜少形于辞色，汪曾祺的动人，亦在此处。
从民国到解放到“文革”到1980年代，汪曾祺是罕见的在每个阶段都保持了创作水准的跨时代作家，国学传统和现代因子，在他身上结合得浑成。据邓友梅回忆，1950年代初汪曾祺突然拿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给北京市文联的同事们看，“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现在普遍把汪曾祺归为“最后的京派”，因为确实在北京他的创作进入了全盛期，赵树理和老舍先后主编的《说说唱唱》杂志，他是编辑部主任，此后从事京剧创作又广为人知，跟京剧大师裘盛戎过从甚密，虽然他写过大量的乡土作品、现代派小说和美食随笔，但把他归为“京派”，他自己是认账的。
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之后，汪曾祺声名鹊起，被称为“晚年大放异彩”的作家。某次受邀讲学，观众席里递上来一个条子：“汪曾祺同志：你近年写了一些无主题小说，请你就这方面谈谈看法。”汪曾祺后来专门应此写了一篇文章作答：“我没有写过‘无主题小说’，我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不过，主题最好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他进一步列举自己喜欢的思想者和文学家，来阐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艺趣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他也曾经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分析自己的祖父。他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祖父幼读孔孟之书，思想基础当然是儒家。但他同时又学佛，是印光法师的弟子，桌上常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可又有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订了份杂志：邹韬奋的《生活周刊》！”
这大概就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时代里一个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精神画像，而祖父的这种文化道统，也构成汪曾祺反观自照的镜像。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在这个母亲节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他常常直呼之为“老头儿”： 老头儿在家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每天为家人买菜做饭，从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早上起来，给自己做一碗改良版的高邮阳春面，喝一杯茶便开始写作。“虽然今天是母亲节，但我在这里谈起父亲也是满满的爱。”母亲节后再过两天，就是汪老辞世20周年的日子了。
高邮
这种平等，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往往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老子还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在旁边跟着瞎出主意。“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家其实规矩很大，汪曾祺66岁那年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拜望继母（任氏娘），还没进家门，老头儿在门外的水泥台阶就跪下了，要给任氏娘行跪拜礼。继母一把挽住他说，“曾祺，不可，你也是见孙子的人了。”汪曾祺却很坚持：“那不行，这是汪家的规矩。”
汪曾祺祖籍安徽，出生在高郵，汪家大院在高邮很有名气，祖父汪嘉铭在当地做药材生意，“万全堂”和“保全堂”口碑都很好，汪曾祺小时候几乎天天都要去祖父的药铺玩耍，他的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
汪曾祺的祖父在清代末次科举里中了“拔贡”，废除科举后，功名道断。汪曾祺的父亲则在南京上过十年一贯制的旧制中学，“旧制中学生”也算功名，用泥金扁宋字写在汪曾祺亡母出殡的铭旌之上。汪曾祺幼从家学，练字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等，都是初拓的珍本，来自祖父的收藏。晚年汪曾祺鼓励后辈学作近体诗，还常用当年老太爷的原话，“文从胡画起，诗从放屁来。一开始总写得不成样子，写写就好了。”
汪曾祺上的是新式小学堂，但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习古典诗文，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他的父亲。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如果此说成立，那汪曾祺和他的父亲，都是一身癖好、用情极深之人。父亲是眼科医生，年轻时是运动员，田径好手，同时习武、骑马，水性好，笙箫管笛、琵琶、月琴、胡琴、扬琴，无一不会，同时画画、刻章，一双巧手，还会给孩子做灯笼和扎风筝。汪曾祺的生母过世，他亲手为她糊了一箱子纸衣服，单夹皮棉，甚至糊了几可乱真的皮衣，分得清滩羊、灰鼠，好让自己的太太在九泉之下四时不缺时髦又暖和的衣衫。妻子死得早，他因此格外疼爱她留下的这个孩子，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少年时外出考学，父亲送他去，旅馆床铺有跳蚤，父亲一宿没睡，拿着蜡烛在旁边守着他，发现一只跳蚤，就用蜡油滴死一只。汪曾祺醒来一看，席子上满满全是蜡油点子，自己却美美地睡了一整夜。
在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金石篆刻、曲艺乐器，样样精通，对他来说，这都是玩儿，“生活，是很好玩儿的。”晚年自娱是做菜，也爱写吃食。当时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焖葱固然让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贝吊小萝卜，也让远道而来的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
联大
如果给汪曾祺的写作设几个关键词的话：高邮、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是四个绕不过去的坐标。此人念旧，而且长情。写来写去，皆是故乡、故人。
战时的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最一流的大脑，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活，对汪曾祺来说刻骨铭心，他称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为“第二故乡”。沈从文、闻一多和杨振声都很器重他，尤其是沈从文，视他为得意门生。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于中文系，在校时他并不用功，自由散漫，常常逃课去逛翠湖，但是阅读极广，颇富文名。他与穆旦、鹿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也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某次写了篇小说，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是沈从文却批评他：“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汪曾经写过不少怀念沈先生的文章，尤其记到一个细节，他常常从沈先生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这一师一徒徒劳心事，均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晚年汪曾祺写出他的代表作《受戒》后承认，在他写小英子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脑子常常想的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农村女性：三三、翠翠、夭夭。
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战时，物力艰难，最初，汪曾祺还有带去的一点钱，可以吃馆子、骑马，过浪漫主义的生活，后来就穷得叮当响。为生活计，汪曾祺曾在昆明北郊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了几年书。他专门写过这段囚首垢面、食不果腹的贫穷时光，他没有说出来的是，也正是在这几年中，他结识了同在建设中学教书，也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施松卿，两人此后相伴一生。施是外文系的毕业生，父亲是马来亚的侨领。跟汪家相仿，施松卿的父亲也做药房生意。汪曾祺的子女曾经打趣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土得很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幸运，汪曾祺的家庭和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长时间不能见到孩子，回家后，子女跟他依然很亲。母亲有时出于爱护子女前途，策略性地让孩子跟爸爸“划清界限”，孩子就反过来揭穿妈妈：“那你怎么还给爸爸打酒喝？” 右派
汪曾祺曾在随笔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58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批判会一开再开。“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他曾经发表过一组短诗，里面有一首《早春》，描摹新绿朦胧，有“远处绿色的呼吸”这样的词句。不讴歌红而讴歌绿，这也成了罪状。
定为右派之后，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接受劳动改造，一开始，他被分派去起猪圈、刨冻粪，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最常干的活儿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一段经历，他后来大多写进了自己的小说，比如《七里茶坊》《羊舍一夕》。
农民工友都喜欢老汪，因为“老汪干活不藏奸”，跟群众关系好，而且，他还是个文艺骨干，能写能画还会唱，“人性不错”。下放一年多，所领导就宣布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暂时没有接收单位，就在农科所协助工作。主要任务是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这段生涯自由而愉快，没有领导，不用开会，每天自我管理，开花的时候画花，结实的时候画实，每天到田里掐一把花来对着描画，“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完马铃薯，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这份差事相当不坏了——那是什么年份啊？1961年。
汪曾祺是不难了解的，他的生活在他的小说里几乎处处有迹可循：《黄油烙饼》里面的儿童萧胜，在奶奶死后被父亲接到张家口之外的马铃薯研究站，虽然挨饿，总还有马铃薯和红高粱饼子吃。终于有一天，萧胜吃上了奶奶生前舍不得吃的黄油烙饼，儿童一下子醒悟了：奶奶是饿死的。
“御用文人”
到了1966年，“文革”刚开始，汪曾祺就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爪牙”、“小邓拓”，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
但到了1966年7月，被关进牛棚的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当天下午收拾干净去剧院军代表办公室。军代表严肃地对他宣布给他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被带上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开到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领受江青的接见。
早在前两年，汪曾祺就作为主创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了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当时演出很成功，也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的接见。江青对这出戏印象很深，赏识汪曾祺的才华，所以，当她想要主抓样板戏《沙家浜》的时候，她马上就想到了汪曾祺。
江青接见之后，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主攻京剧《沙家浜》的剧本写作。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广和剧场”，汪曾祺等人需隨时听从江青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沙家浜》即改编自《芦荡火种》，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阿庆嫂和胡传魁《斗智》选段唱词，据说就出自汪曾祺之手。在1970年，汪曾祺因为参与京剧《沙家浜》修改有功，甚至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期间，作家们基本搁笔，但汪曾祺却因命运眷顾，依然可以从事创作，在外人看来，几乎可说是受江青宠幸。人们倾向于把汪曾祺归为“受益者”，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汪曾祺或许是的“双重受害者”。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打倒四人帮”之后，汪被列为“说清楚”的对象，还立了专案，“悬空”两年，写了17万字的交待材料。汪曾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非议和压抑，他写道：“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
暮年
1979年，汪曾祺终于获得平反。有人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汪老回答：随遇而安。
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汪曾祺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人。
他其实写过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温和含讽的笑意。比如《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平时是个鞋匠，天天挨完批斗回家修鞋，生意还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他在《皮凤三楦房子》里借中国老百姓说出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是很讲恕道的。”
他行文中有大恸，但都藏在淡然悠远的白描背后，比如《天鹅之死》和《黄油烙饼》。这不是任何写作技巧所能赋予的，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做不得假。用情至深，而鲜少形于辞色，汪曾祺的动人，亦在此处。
从民国到解放到“文革”到1980年代，汪曾祺是罕见的在每个阶段都保持了创作水准的跨时代作家，国学传统和现代因子，在他身上结合得浑成。据邓友梅回忆，1950年代初汪曾祺突然拿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给北京市文联的同事们看，“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现在普遍把汪曾祺归为“最后的京派”，因为确实在北京他的创作进入了全盛期，赵树理和老舍先后主编的《说说唱唱》杂志，他是编辑部主任，此后从事京剧创作又广为人知，跟京剧大师裘盛戎过从甚密，虽然他写过大量的乡土作品、现代派小说和美食随笔，但把他归为“京派”，他自己是认账的。
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之后，汪曾祺声名鹊起，被称为“晚年大放异彩”的作家。某次受邀讲学，观众席里递上来一个条子：“汪曾祺同志：你近年写了一些无主题小说，请你就这方面谈谈看法。”汪曾祺后来专门应此写了一篇文章作答：“我没有写过‘无主题小说’，我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不过，主题最好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他进一步列举自己喜欢的思想者和文学家，来阐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艺趣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他也曾经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分析自己的祖父。他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祖父幼读孔孟之书，思想基础当然是儒家。但他同时又学佛，是印光法师的弟子，桌上常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可又有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订了份杂志：邹韬奋的《生活周刊》！”
这大概就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时代里一个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精神画像，而祖父的这种文化道统，也构成汪曾祺反观自照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