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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恩格斯晚年撰写的一篇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论著。近来有人曲解这篇论著的基本观点，声称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旧策略”进行了“重要修改”，“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说恩格斯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既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应当指出，恩格斯在文中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目标，强调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根本任务。恩格斯在《导言》中一开始就阐明了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价值，指出：“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提出的“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的重要论断，指出这是“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既然恩格斯在文中如此明确地把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怎么能说他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恩格斯在《导言》中还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引下，现在有了“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纪律、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论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怎么能断言他“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呢”?
其次，恩格斯在《导言》中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论述。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重新审视了1848年革命时期他和马克思对革命形势所作的判断和预测。当时他们曾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证明，“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由于资本主义统治力量还在日益增长，由于资产阶级不断强化对工人革命的军事镇压手段，因此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进行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基于这种分析，恩格斯以革命家的胸怀坦率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十分清楚，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他们对1848年革命形势的判断有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而绝非意味着要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目标。
恩格斯在《导言》中根据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阐述了自己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前景和斗争策略的新思考。他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由于斗争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首先要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使群众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怎样进行斗争，自觉自愿地参加战斗。恩格斯高度评价工人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和议会讲坛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积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包括资产阶级用来实施其统治的一些法规和机构，来同资产阶级进行韧性的、巧妙的斗争。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证明，普选权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通过卓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正确理解恩格斯的上述策略思想，有几点必须澄清。第一，恩格斯根本没有一厢情愿地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恰恰相反，《导言》通篇贯穿着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辩证思维和基本方针。由于当时德国政府正力图在国会通过针对社会党人的《防止政变法草案》，所以恩格斯在《导言》中没有直接论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而只限于探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策略。但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强调，“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并且警告统治阶级：“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在《导言》公开发表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国会正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为由，要求恩格斯把一些使他们感到“担忧”的词句删去。恩格斯对他们的合法主义思想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写道：“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他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第二，恩格斯虽然肯定了普选权在工人阶级政党斗争中的作用，但并没有把议会斗争当作惟一手段，更谈不上期望当时仍处于半专制统治下的德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党可以“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也就是说，党可以把普选权看作一种积蓄革命力量、逐步扩大阵地的手段。他主张把议会斗争、日常工作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并一再强调利用普选权的策略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他在1895年4月3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明确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恩格斯关于革命策略的这些论述，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第三，利用普选权的策略是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未来决战作准备的。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革命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这里所说的“决战”，就是指无产阶级最终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恩格斯晚年不仅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宗旨和策略原则，而且进一步引导工人阶级政党分析研究新情况，根据变化了的条件用符合新形势要求的斗争形式、斗争手段来丰富和发展党的传统策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事实证明，恩格斯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典范。
[责任编辑：文心]
首先，应当指出，恩格斯在文中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目标，强调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根本任务。恩格斯在《导言》中一开始就阐明了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价值，指出：“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提出的“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的重要论断，指出这是“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既然恩格斯在文中如此明确地把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怎么能说他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恩格斯在《导言》中还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引下，现在有了“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纪律、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论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怎么能断言他“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呢”?
其次，恩格斯在《导言》中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论述。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重新审视了1848年革命时期他和马克思对革命形势所作的判断和预测。当时他们曾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证明，“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由于资本主义统治力量还在日益增长，由于资产阶级不断强化对工人革命的军事镇压手段，因此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进行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基于这种分析，恩格斯以革命家的胸怀坦率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十分清楚，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他们对1848年革命形势的判断有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而绝非意味着要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目标。
恩格斯在《导言》中根据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阐述了自己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前景和斗争策略的新思考。他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由于斗争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首先要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使群众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怎样进行斗争，自觉自愿地参加战斗。恩格斯高度评价工人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和议会讲坛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积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包括资产阶级用来实施其统治的一些法规和机构，来同资产阶级进行韧性的、巧妙的斗争。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证明，普选权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通过卓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正确理解恩格斯的上述策略思想，有几点必须澄清。第一，恩格斯根本没有一厢情愿地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恰恰相反，《导言》通篇贯穿着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辩证思维和基本方针。由于当时德国政府正力图在国会通过针对社会党人的《防止政变法草案》，所以恩格斯在《导言》中没有直接论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而只限于探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策略。但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强调，“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并且警告统治阶级：“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在《导言》公开发表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国会正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为由，要求恩格斯把一些使他们感到“担忧”的词句删去。恩格斯对他们的合法主义思想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写道：“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他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第二，恩格斯虽然肯定了普选权在工人阶级政党斗争中的作用，但并没有把议会斗争当作惟一手段，更谈不上期望当时仍处于半专制统治下的德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党可以“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也就是说，党可以把普选权看作一种积蓄革命力量、逐步扩大阵地的手段。他主张把议会斗争、日常工作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并一再强调利用普选权的策略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他在1895年4月3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明确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恩格斯关于革命策略的这些论述，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第三，利用普选权的策略是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未来决战作准备的。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革命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这里所说的“决战”，就是指无产阶级最终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恩格斯晚年不仅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宗旨和策略原则，而且进一步引导工人阶级政党分析研究新情况，根据变化了的条件用符合新形势要求的斗争形式、斗争手段来丰富和发展党的传统策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事实证明，恩格斯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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