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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红顶商人，大家一定会立刻想到清朝的那个胡雪岩。但是胡雪岩商人的帽子货真价实，红顶子却是买来的，成色自然差了很多。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桑弘羊，买卖做的比胡雪岩要大不知道多少倍，“红顶子”吗，那更是成色十足。御史大夫，托孤大臣，比这还大的官，好像还真没有几个。
在汉武帝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南亚次大陆已因孔雀王朝的衰亡而分裂；中亚的巴克特利亚王国也臣服于大月氏；两河流域塞琉王朝和尼罗河流域的托勒密王朝也都处于衰落之中；西方的马其顿、希腊已被罗马所统治，而罗马自身又陷入了不断的奴隶起义和民主、独裁两派的斗争之中。中国的西汉王朝，则在汉武帝的统治下，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打败军事强国匈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从这时开始以一流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
但看看西汉王朝对四夷的军事行动，平定两越、通西南夷、攻灭朝鲜和出击匈奴，哪一项不是耗资巨万。仅七次出击匈奴，就先后共动员了上百万人次的军队出征，二三百万人的民夫运输兵器盔甲和粮饷，这些人都要由政府供养。在战斗中，汉军也损失了十余万士兵和二三十万匹战马。 每次大规模出征归来，奖赏斩杀敌人首级的将士的赏金，动辄数十万斤黄金 。被俘虏和投降的匈奴人“衣食皆仰给县官”，都要由政府安置。另外，在攻取的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建立朔方、酒泉等郡，迁徙内地数十万人去筑城戍边，供养这些人都需要从函谷关以东转运粮食，“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西汉中央政府的财政承受住了“岁费凡百余巨万”的巨额支出（巨万：指万万，即一亿），保证了各项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可以说，西汉王朝的一流强国地位，是依靠雄厚的财政支柱支撑起来的。而这个支柱的打造者，就是汉武帝所最依仗的财政大臣——桑弘羊。
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是洛阳有名的大富豪桑家的公子，少年时代就“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而享有盛名。13岁就担任了侍中，开始在汉武帝身边侍御。33岁时，与东郭咸阳、孔仅“三人言利析秋毫”，对经济的分析十分深刻，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到了公元前115年，孔仅升为大农令，桑弘羊接替他担任大农丞，掌管会计事务。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成为搜粟都尉，同时兼任大农令，掌管全国的租税财政。汉武帝末年任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仍兼管财政，一直到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被杀为止。
桑弘羊一生从政60年，早年在宫中担任侍中时，就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决策有所影响，后来直接掌管财经大权长达30年，在西汉社会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汉武帝经济改革的绝大部分措施都是由桑弘羊提出并负责具体实施的，他以商人一样的经济头脑，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开创了均输平准、统一了货币体制，改革了财政机构，解决了汉王朝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史记》和《汉书》虽然都因为桑弘羊的商人出身，未给他立传，但却都不得不承认他“为国兴大利”，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想境界。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这都离不开桑弘羊改善政府财政的功劳。汉武帝能成就一代文治武功，也离不开桑弘羊组织的雄厚财政的支持。孙中山曾赞扬桑弘羊“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工商富国
桑弘羊在任侍中的长达26年中，深知开疆拓土的王朝正在陷入不断加剧的财政危机之中：战争使国库空虚，广大农民承担着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农民大量流亡，富商大贾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为了维持正在节节胜利的战争，同时又缓和社会矛盾，汉武帝刘彻决定在不断重用“兴兵之臣”时，也起用一批“兴利之臣”。公元115年，“能言利、析秋毫”的桑弘羊出任大農丞，担任了最高财政长官大农令的副手。几年之后又代理了大农令并提升为治粟都尉。这样，他就不但掌握了西汉王朝的财政大权，而且主持了全国的经济工作。
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可以说和先秦时代辅佐了“春秋首霸”齐桓公的管仲一脉相承，就是大力提倡、强调以“工商富国”。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固然可以富国，但却并非仅有农业才能富国。因为和农业相比，工商业，尤其商业，更可以创造巨大财富，所以他明确否定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看法，而强调工商业也是财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业的落后还将制约着农业发展。正所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这一说法，比较起管子、范蠡和白圭等人，显然更进了一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商业才是致富的根源！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概括起来，桑弘羊在开辟利源、调整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方面大体做了六件事。这些事桩桩件件都意义非同寻常，不但对当时西汉王朝收到强国固本的功效，就是对后人的治国理财也提供了一些借鉴和智慧。
第一件事不能算桑弘羊的“专利”，而是表现了他的执行力。这就是极认真地贯彻了汉武帝颁布的算缗、告缗法令。算缗（mín）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防止商人瞒产偷税的一种办法。算缗法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人与小手工业者加以区别。居前者的富人是每二缗（合两千钱）交一算（合120文钱）。居后者的老百姓是每四缗交一算。按照告缗法令，凡财产不报、漏报或少报的，除没收财产外，还要罚守边一年。告发者可奖励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规定，有市籍（“城市户口”）的商人及家属不得占用农田。两法贯彻执行收益极大，不仅财产税倍增，而且没收的财产也以亿计。桑弘羊用这些钱和田产一方面填补国库，一方面招募失地农民耕种，接着再收田赋。这样，不但让流失土地的农民重归土地，而且国家又增加了收入，社会也趋向了稳定。
第二件事是改革货币制度，把铸币完全归于中央。桑弘羊一上台，汉武帝就接受了他整顿币制的建议，禁止各郡和民间私铸钱币，朝廷动用10万人采铜，声势颇大。同时重新设计新钱币“五铢钱”，统一形状、统一重量。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从此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局面。 第三件事是全面实行盐铁官营。桑弘羊主掌财政经济大权之前，朝廷用两个大商人经营盐业和冶铁，这两个人除了利用国家资源“获利累千金”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桑弘羊主持财政之后，立即予以整顿。派数十人下到全国各地对原有的盐铁官进行整顿、甄别，又新设一批盐官。盐的生产销售由政府招民自备资金，供给煮盐工具和口粮，煮成的盐全部由国家收购，然后再由国家卖给个人。铁的生产销售也大体如此。盐铁官营从经济上削弱了各地豪富的诸侯王的实力，保证了国家财力的稳定增长。
第四件事是创建“酒榷法”，实行酒类专卖。汉代酒风极盛，销售酒的利润也高。公元前98年，桑弘羊支持实施“酒榷法”，报请汉武帝批准。此法规定，由官府向私营酿酒作坊提供原料和酒曲，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专设榷酒官进行管理。仅此一项专卖，国家就多了一大财源。
第五件事是创立与推行“均输法”。西汉前期，各郡国都要向朝廷定期上交贡物（即进贡）。贡物种类和数量是根据朝廷需要决定的。由于朝廷所需常常与各地的特产物产不一致，所以各地为满足朝廷需要往往要到外地采买。这样一来，不但给商人哄抬物价造成了机会，而且加上长途运输，运费与損耗也会大大加重，甚至运价要高上货价若干倍。各地官员再把这些费用摊派到百姓身上，就形成了乱摊派、乱涨价，百姓叫苦不迭，怨气怒气冲天！桑弘羊一上台，立刻首先解决这一弊端，创立了所谓的“均输法”。此法规定，各地应交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上交均输官。再由均输官把这些土特产负责运到缺少这些产品的地区去出售。政府就可以从产品的地区差价中获得一大笔利润。这样一来，既保证了朝廷所需贡品，又减少了运输困难，各地方也不必派人再四处采购。同时还把奸商从中得到的暴利一部分转为了国家收入。这是不是也有几分政府采购、物流畅通的味道呢？
第六件事则是创立“平准法”。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物资仓库，储存货物。当某些物资价格下跌时，官府就出面予以收购；当它们再呈价格上涨趋势时，官府再予以出售，以调节平衡物价。如此办理，国家不受损失，商人不能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既解决了多余货物的出售问题，又满足了国家与百姓对一些物资货品的需求，可见“平准法”于国于民的好处。由此“平准”二字也就显得用意准确与实在了。
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财政经济的改革措施，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
盐铁会议
由于汉武帝与桑弘羊的特殊情谊，桑弘羊才得以施展抱负。汉武帝一崩，靠山倒塌，桑弘羊的末日，也就到来了。为了推倒桑弘羊，代天子而摄政专权的霍光于始元六年（前81年）主持了一个会议，史称“盐铁会议”。
会议的参加者，除“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外，还有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的属官丞相史，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在这个会议上，以桑弘羊作为一派代表，而以另外一派“文学”作为代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其争论的焦点，就是要废除桑弘羊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商主义”的政策，尤其是国家参与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的强硬措施。几十年后，有一个叫做桓宽的人，对这个会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写成一部传世名作，就是《盐铁论》。
然而，尽管这此会议，主要是针对桑弘羊而来。但是辩论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桑弘羊舌战群儒，一人大战60多名儒生，且在辩论中一直占上风，使贤良文学们“恧然不能自解”。这次会议，由于桑弘羊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仅废除了酒类专卖，盐铁仍由朝廷专利，其他的政策也得以继续施行。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思想，作为成功范例被后世许多王朝所继承。“晋、魏、隋、唐以来，皆沿而为法。”
不过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在朝中的处境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之间的怨隙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烈。而桑弘羊在这场斗争中又是失利的，最终难逃厄运，被霍光冠以“谋反”罪名，满门抄斩。一代理财大师最终死于非命。
作为出身洛阳、殷民后裔的桑弘羊，很好地继承了先人的“商业”哲学和思想，并且在国家层面上，施展得淋漓尽致。只可惜，作为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又有着其本身的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商人的地位，注意了商业的财富创造功能，却没有注意对商业的主体商人和商业的引导与组织，只以一个封建制度的政府来参与经营，桑弘羊的失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编辑 周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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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南亚次大陆已因孔雀王朝的衰亡而分裂；中亚的巴克特利亚王国也臣服于大月氏；两河流域塞琉王朝和尼罗河流域的托勒密王朝也都处于衰落之中；西方的马其顿、希腊已被罗马所统治，而罗马自身又陷入了不断的奴隶起义和民主、独裁两派的斗争之中。中国的西汉王朝，则在汉武帝的统治下，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打败军事强国匈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从这时开始以一流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
但看看西汉王朝对四夷的军事行动，平定两越、通西南夷、攻灭朝鲜和出击匈奴，哪一项不是耗资巨万。仅七次出击匈奴，就先后共动员了上百万人次的军队出征，二三百万人的民夫运输兵器盔甲和粮饷，这些人都要由政府供养。在战斗中，汉军也损失了十余万士兵和二三十万匹战马。 每次大规模出征归来，奖赏斩杀敌人首级的将士的赏金，动辄数十万斤黄金 。被俘虏和投降的匈奴人“衣食皆仰给县官”，都要由政府安置。另外，在攻取的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建立朔方、酒泉等郡，迁徙内地数十万人去筑城戍边，供养这些人都需要从函谷关以东转运粮食，“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西汉中央政府的财政承受住了“岁费凡百余巨万”的巨额支出（巨万：指万万，即一亿），保证了各项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可以说，西汉王朝的一流强国地位，是依靠雄厚的财政支柱支撑起来的。而这个支柱的打造者，就是汉武帝所最依仗的财政大臣——桑弘羊。
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是洛阳有名的大富豪桑家的公子，少年时代就“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而享有盛名。13岁就担任了侍中，开始在汉武帝身边侍御。33岁时，与东郭咸阳、孔仅“三人言利析秋毫”，对经济的分析十分深刻，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到了公元前115年，孔仅升为大农令，桑弘羊接替他担任大农丞，掌管会计事务。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成为搜粟都尉，同时兼任大农令，掌管全国的租税财政。汉武帝末年任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仍兼管财政，一直到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被杀为止。
桑弘羊一生从政60年，早年在宫中担任侍中时，就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决策有所影响，后来直接掌管财经大权长达30年，在西汉社会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汉武帝经济改革的绝大部分措施都是由桑弘羊提出并负责具体实施的，他以商人一样的经济头脑，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开创了均输平准、统一了货币体制，改革了财政机构，解决了汉王朝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史记》和《汉书》虽然都因为桑弘羊的商人出身，未给他立传，但却都不得不承认他“为国兴大利”，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想境界。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这都离不开桑弘羊改善政府财政的功劳。汉武帝能成就一代文治武功，也离不开桑弘羊组织的雄厚财政的支持。孙中山曾赞扬桑弘羊“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工商富国
桑弘羊在任侍中的长达26年中，深知开疆拓土的王朝正在陷入不断加剧的财政危机之中：战争使国库空虚，广大农民承担着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农民大量流亡，富商大贾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为了维持正在节节胜利的战争，同时又缓和社会矛盾，汉武帝刘彻决定在不断重用“兴兵之臣”时，也起用一批“兴利之臣”。公元115年，“能言利、析秋毫”的桑弘羊出任大農丞，担任了最高财政长官大农令的副手。几年之后又代理了大农令并提升为治粟都尉。这样，他就不但掌握了西汉王朝的财政大权，而且主持了全国的经济工作。
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可以说和先秦时代辅佐了“春秋首霸”齐桓公的管仲一脉相承，就是大力提倡、强调以“工商富国”。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固然可以富国，但却并非仅有农业才能富国。因为和农业相比，工商业，尤其商业，更可以创造巨大财富，所以他明确否定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看法，而强调工商业也是财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业的落后还将制约着农业发展。正所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这一说法，比较起管子、范蠡和白圭等人，显然更进了一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商业才是致富的根源！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概括起来，桑弘羊在开辟利源、调整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方面大体做了六件事。这些事桩桩件件都意义非同寻常，不但对当时西汉王朝收到强国固本的功效，就是对后人的治国理财也提供了一些借鉴和智慧。
第一件事不能算桑弘羊的“专利”，而是表现了他的执行力。这就是极认真地贯彻了汉武帝颁布的算缗、告缗法令。算缗（mín）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防止商人瞒产偷税的一种办法。算缗法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人与小手工业者加以区别。居前者的富人是每二缗（合两千钱）交一算（合120文钱）。居后者的老百姓是每四缗交一算。按照告缗法令，凡财产不报、漏报或少报的，除没收财产外，还要罚守边一年。告发者可奖励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规定，有市籍（“城市户口”）的商人及家属不得占用农田。两法贯彻执行收益极大，不仅财产税倍增，而且没收的财产也以亿计。桑弘羊用这些钱和田产一方面填补国库，一方面招募失地农民耕种，接着再收田赋。这样，不但让流失土地的农民重归土地，而且国家又增加了收入，社会也趋向了稳定。
第二件事是改革货币制度，把铸币完全归于中央。桑弘羊一上台，汉武帝就接受了他整顿币制的建议，禁止各郡和民间私铸钱币，朝廷动用10万人采铜，声势颇大。同时重新设计新钱币“五铢钱”，统一形状、统一重量。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从此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局面。 第三件事是全面实行盐铁官营。桑弘羊主掌财政经济大权之前，朝廷用两个大商人经营盐业和冶铁，这两个人除了利用国家资源“获利累千金”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桑弘羊主持财政之后，立即予以整顿。派数十人下到全国各地对原有的盐铁官进行整顿、甄别，又新设一批盐官。盐的生产销售由政府招民自备资金，供给煮盐工具和口粮，煮成的盐全部由国家收购，然后再由国家卖给个人。铁的生产销售也大体如此。盐铁官营从经济上削弱了各地豪富的诸侯王的实力，保证了国家财力的稳定增长。
第四件事是创建“酒榷法”，实行酒类专卖。汉代酒风极盛，销售酒的利润也高。公元前98年，桑弘羊支持实施“酒榷法”，报请汉武帝批准。此法规定，由官府向私营酿酒作坊提供原料和酒曲，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专设榷酒官进行管理。仅此一项专卖，国家就多了一大财源。
第五件事是创立与推行“均输法”。西汉前期，各郡国都要向朝廷定期上交贡物（即进贡）。贡物种类和数量是根据朝廷需要决定的。由于朝廷所需常常与各地的特产物产不一致，所以各地为满足朝廷需要往往要到外地采买。这样一来，不但给商人哄抬物价造成了机会，而且加上长途运输，运费与損耗也会大大加重，甚至运价要高上货价若干倍。各地官员再把这些费用摊派到百姓身上，就形成了乱摊派、乱涨价，百姓叫苦不迭，怨气怒气冲天！桑弘羊一上台，立刻首先解决这一弊端，创立了所谓的“均输法”。此法规定，各地应交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上交均输官。再由均输官把这些土特产负责运到缺少这些产品的地区去出售。政府就可以从产品的地区差价中获得一大笔利润。这样一来，既保证了朝廷所需贡品，又减少了运输困难，各地方也不必派人再四处采购。同时还把奸商从中得到的暴利一部分转为了国家收入。这是不是也有几分政府采购、物流畅通的味道呢？
第六件事则是创立“平准法”。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物资仓库，储存货物。当某些物资价格下跌时，官府就出面予以收购；当它们再呈价格上涨趋势时，官府再予以出售，以调节平衡物价。如此办理，国家不受损失，商人不能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既解决了多余货物的出售问题，又满足了国家与百姓对一些物资货品的需求，可见“平准法”于国于民的好处。由此“平准”二字也就显得用意准确与实在了。
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财政经济的改革措施，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
盐铁会议
由于汉武帝与桑弘羊的特殊情谊，桑弘羊才得以施展抱负。汉武帝一崩，靠山倒塌，桑弘羊的末日，也就到来了。为了推倒桑弘羊，代天子而摄政专权的霍光于始元六年（前81年）主持了一个会议，史称“盐铁会议”。
会议的参加者，除“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外，还有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的属官丞相史，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在这个会议上，以桑弘羊作为一派代表，而以另外一派“文学”作为代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其争论的焦点，就是要废除桑弘羊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商主义”的政策，尤其是国家参与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的强硬措施。几十年后，有一个叫做桓宽的人，对这个会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写成一部传世名作，就是《盐铁论》。
然而，尽管这此会议，主要是针对桑弘羊而来。但是辩论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桑弘羊舌战群儒，一人大战60多名儒生，且在辩论中一直占上风，使贤良文学们“恧然不能自解”。这次会议，由于桑弘羊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仅废除了酒类专卖，盐铁仍由朝廷专利，其他的政策也得以继续施行。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思想，作为成功范例被后世许多王朝所继承。“晋、魏、隋、唐以来，皆沿而为法。”
不过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在朝中的处境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之间的怨隙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烈。而桑弘羊在这场斗争中又是失利的，最终难逃厄运，被霍光冠以“谋反”罪名，满门抄斩。一代理财大师最终死于非命。
作为出身洛阳、殷民后裔的桑弘羊，很好地继承了先人的“商业”哲学和思想，并且在国家层面上，施展得淋漓尽致。只可惜，作为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又有着其本身的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商人的地位，注意了商业的财富创造功能，却没有注意对商业的主体商人和商业的引导与组织，只以一个封建制度的政府来参与经营，桑弘羊的失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编辑 周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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