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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喜亭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作为他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我有幸在三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学业上，还是生活上都得到了先生谆谆教诲和深切关爱。回想与先生27年的师生缘、师生情、师生故事，总有从心底涌出的无限感慨，无限感恩，无限敬仰。
在专业领域有重大建树和重要影响力，是知识分子区别于一般人的基本特征，也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领域问题发表见解和批评性意见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基础。先生是我国教育理论界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功力深厚，建树颇丰。一方面，无论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教育理论拨乱反正、重建对教育科学的话语权时期，还是90年代（包括21世纪初的几年）的探索深化时期，先生的文章都展示出他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缜密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并以严谨完整的逻辑形态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在先生的每一篇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先生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具有很高的站位和独特的视角。先生凭借他对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等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角度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观点和原理中发现问题，提出看法。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无论发表在哪里，都会引起广大教育学者和专家的高度关注和由衷敬佩。基于以上原因，先生在改革开放后直至患病的20多年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在教育理论界的重大影响力和话语权。由于先生的专业建树，因此他可以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西方学者称之为更“技术化”分析和批判，技术化的批判虽然不如价值批判或社会批判那么高调，却因为专业知识的参与而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这也是先生践行家国情怀、保持独立人格的基础和前提。
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密切关注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和问题，自觉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话语权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意见和看法，是知识分子区别于一般专家学者的重要特征。虽然教育领域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但教育领域本身就是一个与社会其他领域联系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公共领域。因此，一方面，先生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界和社会的“分拆”而形成的教育学科理论自身的探索和深化的态势下，满足于学院式的系统知识的再生产、做一位具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或学者，而是努力寻求超出教育学科自身的与其他公共领域的对话。例如，教育方针问题、教育本质问题、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教育与现代化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等，特别是他在患病前两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文章，已经完全超出了教育学科领域。在这些研究中，先生站在国家、民族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审视事关教育发展全局性、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在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是令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比如，他在对新教育方针问题探讨的同时，提醒人们要警惕在教育方针问题上“左”的倾向的“复燃”;在探讨和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发展问题上对教育发展中的重建设、重规模、重速度的同时，忽视教师队伍建设和师资质量提升的倾向的担忧;在全国上下为“素质教育”一片叫好，并纷纷出台各种经验的形势下，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干扰教育正常职能的发挥和学生正常系统知识学习，抑或反而加重学生负担的一些做法的担忧。20世纪末，先生就曾针对教育上的形式主义大有市场、误导的口号屡见不鲜的问题，借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表达了他的担心：“为振兴中华，必须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出发，认识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而全面审视我们的教育，改革我们的教育。否则，就会像邓小平预言的—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现代化水平拖住。”……体现出先生对教育以及相关公共领域问题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而这正是先生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深刻而浓烈的家国情怀鲜明真实的展示。正因如此，先生的学术研究才可能成为王元化先生所称道的那种“有思想的学术”。
先生的家国情怀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忧患意识层面。他在问题面前不是一味地抱怨和指责，而是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批判意识，以专业化或称之为“技术化”的理性方式，以严谨学人态度和严密的逻辑分析找出问题，提出主张和观点。先生绝大多数文章都有其鲜明的针对性，这不仅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问题，甚至涉及一些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固化为共识的思想方法和原则层面的问题。例如，他在回顾教育学50年发展历程的文章中，针对把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庸俗化，进而把教育理论研究说成是“抠概念”“从概念到概念”“是先验的东西”的指责，明确指出：不抠概念，就没有科学，不能把抠概念当作教条和理论脱离实际来鞭笞，理论研究在特定的含义下，是要脱离特定的实际的，是要远离具体的实际的;否则就不能更大范围地概括实际，就不能进行科学抽象，就不能形成概念。没有概念，也就没有理论，没有科学。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盲目的实践。盲目性、任意性看来很自由，但毫无自由。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认识必然性，就是揭示客观规律;要认识规律，就必须进行思维加工，就要抠“概念”，就要“从概念到概念”。直至2003年，他在《再谈基础教育的基礎何在》一文中，针对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各种新鲜时髦的提法，严肃地指出其背离基础教育宗旨，损害教育基本功能的发挥的危害性，并且坚定地提出，在21世纪的今日，我们留给学生的立身之本就是知识。知识是生命积极存在的基石，知识是人的真实的体现，人生的一切皆起源于知识。这是学校存在的客观基础。
先生的批判是“技术化”的批判，从先生的文章中，既可以看到先生的旁征博引，也可以看到他对问题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和梳理，更能感受到先生思想的强烈穿透力，“没有强大的思想力，就不会有深刻的问题意识”。
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始终保持着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独立。先生从事理论研究教书育人不是为稻粱谋，而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践行。先生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勇气曾使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遭遇了不公正待遇，但先生始终坚持严谨治学，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信念支撑自己在教学、科研中讲真话、讲实话、讲负责任的话。那时我恰好有幸在先生身边学习，从先生那里，不仅体会到“学也有涯，知也无涯”的内涵，更为先生一身傲骨正气所震撼。从先生身上学习的严谨和坚持，使我懂得了如何在日后的工作中做一个有思想、有勇气的人。
先生是河北人。韩愈说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苏东坡也曾说：“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古籍中描述，燕地“民尚气节”，“人性多敦厚”;幽燕之民“耐劳苦”。回顾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先生的家国情怀、批判理性、独立人格，先生待人的诚恳、善良，先生对学术的严谨、投入，对功利的淡漠、潇洒，无不诠释着这些优秀品格，无不践行着当代知识分子担当、使命和风骨。
孙喜亭先生，学人中燕赵之豪杰也！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胡玉敏
[email protected]
在专业领域有重大建树和重要影响力，是知识分子区别于一般人的基本特征，也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领域问题发表见解和批评性意见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基础。先生是我国教育理论界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功力深厚，建树颇丰。一方面，无论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教育理论拨乱反正、重建对教育科学的话语权时期，还是90年代（包括21世纪初的几年）的探索深化时期，先生的文章都展示出他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缜密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并以严谨完整的逻辑形态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在先生的每一篇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先生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具有很高的站位和独特的视角。先生凭借他对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等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角度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观点和原理中发现问题，提出看法。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无论发表在哪里，都会引起广大教育学者和专家的高度关注和由衷敬佩。基于以上原因，先生在改革开放后直至患病的20多年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在教育理论界的重大影响力和话语权。由于先生的专业建树，因此他可以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西方学者称之为更“技术化”分析和批判，技术化的批判虽然不如价值批判或社会批判那么高调，却因为专业知识的参与而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这也是先生践行家国情怀、保持独立人格的基础和前提。
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密切关注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和问题，自觉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话语权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意见和看法，是知识分子区别于一般专家学者的重要特征。虽然教育领域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但教育领域本身就是一个与社会其他领域联系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公共领域。因此，一方面，先生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界和社会的“分拆”而形成的教育学科理论自身的探索和深化的态势下，满足于学院式的系统知识的再生产、做一位具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或学者，而是努力寻求超出教育学科自身的与其他公共领域的对话。例如，教育方针问题、教育本质问题、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教育与现代化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等，特别是他在患病前两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文章，已经完全超出了教育学科领域。在这些研究中，先生站在国家、民族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审视事关教育发展全局性、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在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是令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比如，他在对新教育方针问题探讨的同时，提醒人们要警惕在教育方针问题上“左”的倾向的“复燃”;在探讨和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发展问题上对教育发展中的重建设、重规模、重速度的同时，忽视教师队伍建设和师资质量提升的倾向的担忧;在全国上下为“素质教育”一片叫好，并纷纷出台各种经验的形势下，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干扰教育正常职能的发挥和学生正常系统知识学习，抑或反而加重学生负担的一些做法的担忧。20世纪末，先生就曾针对教育上的形式主义大有市场、误导的口号屡见不鲜的问题，借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表达了他的担心：“为振兴中华，必须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出发，认识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而全面审视我们的教育，改革我们的教育。否则，就会像邓小平预言的—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现代化水平拖住。”……体现出先生对教育以及相关公共领域问题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而这正是先生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深刻而浓烈的家国情怀鲜明真实的展示。正因如此，先生的学术研究才可能成为王元化先生所称道的那种“有思想的学术”。
先生的家国情怀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忧患意识层面。他在问题面前不是一味地抱怨和指责，而是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批判意识，以专业化或称之为“技术化”的理性方式，以严谨学人态度和严密的逻辑分析找出问题，提出主张和观点。先生绝大多数文章都有其鲜明的针对性，这不仅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问题，甚至涉及一些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固化为共识的思想方法和原则层面的问题。例如，他在回顾教育学50年发展历程的文章中，针对把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庸俗化，进而把教育理论研究说成是“抠概念”“从概念到概念”“是先验的东西”的指责，明确指出：不抠概念，就没有科学，不能把抠概念当作教条和理论脱离实际来鞭笞，理论研究在特定的含义下，是要脱离特定的实际的，是要远离具体的实际的;否则就不能更大范围地概括实际，就不能进行科学抽象，就不能形成概念。没有概念，也就没有理论，没有科学。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盲目的实践。盲目性、任意性看来很自由，但毫无自由。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认识必然性，就是揭示客观规律;要认识规律，就必须进行思维加工，就要抠“概念”，就要“从概念到概念”。直至2003年，他在《再谈基础教育的基礎何在》一文中，针对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各种新鲜时髦的提法，严肃地指出其背离基础教育宗旨，损害教育基本功能的发挥的危害性，并且坚定地提出，在21世纪的今日，我们留给学生的立身之本就是知识。知识是生命积极存在的基石，知识是人的真实的体现，人生的一切皆起源于知识。这是学校存在的客观基础。
先生的批判是“技术化”的批判，从先生的文章中，既可以看到先生的旁征博引，也可以看到他对问题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和梳理，更能感受到先生思想的强烈穿透力，“没有强大的思想力，就不会有深刻的问题意识”。
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始终保持着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独立。先生从事理论研究教书育人不是为稻粱谋，而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践行。先生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勇气曾使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遭遇了不公正待遇，但先生始终坚持严谨治学，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信念支撑自己在教学、科研中讲真话、讲实话、讲负责任的话。那时我恰好有幸在先生身边学习，从先生那里，不仅体会到“学也有涯，知也无涯”的内涵，更为先生一身傲骨正气所震撼。从先生身上学习的严谨和坚持，使我懂得了如何在日后的工作中做一个有思想、有勇气的人。
先生是河北人。韩愈说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苏东坡也曾说：“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古籍中描述，燕地“民尚气节”，“人性多敦厚”;幽燕之民“耐劳苦”。回顾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先生的家国情怀、批判理性、独立人格，先生待人的诚恳、善良，先生对学术的严谨、投入，对功利的淡漠、潇洒，无不诠释着这些优秀品格，无不践行着当代知识分子担当、使命和风骨。
孙喜亭先生，学人中燕赵之豪杰也！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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