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说”。而“境界说”的内核则为“真”、为“自然”、为“不失赤子之心”。他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之所长处。”又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在论纳兰容若时又赞他：“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所谓“赤子之心”“自然之眼”“自然之舌”都是描写真景物、真感情所必须的主观条件。其实“真”字与作者的地位大体是无关的。李后主尊为帝王，纳兰容若贵为公子，都不失其“真”。而侵蚀“真”者，或曰“真”的天敌乃为“伪”。“伪”与难填的欲壑和污浊的心机、鄙薄无行和卑微乡愿结下不解之缘。即使位高才赡，其文或亦华美，但惜殊少真味。刘勰《文心雕龙》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所感发而归为自然方称上乘，正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意也。
　　历代文论中，重自然而反雕饰者，大多思想渊源自庄子：“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而自然在庄子眼中则可概括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艺术家苟能与此天地精神邂逅，则其情必真，其所描述抒发亦必自然。
　　最可怕者理念先行，必先有一标新立异之意念或主义横亘于胸，当此之时跃然于胸次者无非后期印象派、马蒂斯之野兽派、毕加索之立体派、康定斯基之表现主义、杜桑之达达派、达利之超现实主义以至于行动画派、波普主义等。西洋美术之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其间是非曲直，先置而不论。而此类主义于中国本无其繁衍之适宜土壤。而于西方则已早是昔日花黄、陈腐观念。而设有一人抱其残而守其缺，在西方已视为保守主义，而彼则犹沾沾自喜谓：此创新也，此自耕之苦果也，此横跨于中西也。此徒自炫其无知无识，获笑大雅，势在必然。明代徐渭对自然之性有极精辟之论述：“人心之惶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
　　而上述以主义为作画之追逐，正“有思虑以启之”者；作画必欲以炫人，是“有作为以助之”者。第一步便与自然相背离，无论表现为何种惊世之语，都仅是语言本身的构架，而非心灵的展示。严羽对这种不以自然为回归目标，仅以构架语言为终极追逐者，讽之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所可怜者，此“文字”必浮泛空洞，此“议论”必拾人牙慧，此“才学”必疏漏浅薄，不足为天下重。
　　不作伪态、不作忸怩态、不作高岸态、不作殉道态，唯真是求，唯自然是归宿，则赤子之心在焉。虽诗有高低雅郑，然皆可为佳作。王国维对“淫鄙之尤”者，如“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但觉其真，而不觉其为淫词鄙词。反是声名震耳如龚定庵，有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此荡子凉薄无行之诗，其情伪而鄙，何能与前倡家女之真切感人同年而语。
　　画此夏塘则忆及童时家贫，然别有清趣。家翁于天井移一旧缸植荷。夏雨之后，门巷水盈为患，而碧色小蛙纷出，与邻童捕捉而嬉。贫中之乐，有非富家儿可想象者。荷谢莲壮，家翁必挑一大者归我，真稼轩所谓“最喜小儿无赖”矣！其实并无莲塘、亦无神蟾，然赤子之心当与画中童子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