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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7年，拉美政局持续动荡，“右攻左守”斗争激烈，腐败案引发地区政坛强震。经济初显复苏，但仍面临多重掣肘，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美拉关系滑入低谷，刺激地区各国在继续拓展多元外交的同时积极抱团取暖。在此背景下，拉美对华合作倚重上升，双方整体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 拉美地区形势；拉美经济；拉美外交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2.016
2017年，拉美政局乱象丛生，经济复苏缓慢，外交更趋多元，一体化曲折前行，有关动向引人关注。
政党政治“右进左退”趋势
进一步巩固
继右翼力量在巴西、阿根廷上台执政后，智利右翼反对派联盟候选人、前总统皮涅拉赢得大选，右翼力量在拉美地区执政版图进一步扩大。同时，洪都拉斯右翼执政党国民党蝉联执政，阿根廷中右翼执政联盟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全面获胜，执政地位更为巩固。但巴西、阿根廷政府推行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对劳工、养老金的改革，触及广大劳工和中下阶层利益，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民意基础受损。地区左翼总体实力下降，执政困难增多，但仍有较强控局能力。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虽赢得大选，却因现总统莫雷诺派同前总统科雷亚派矛盾激化而彻底分裂。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虽最终获得2019年连选资格，但付出较大民意成本。委内瑞拉内外交困，但马杜罗政权通过强设制宪大会架空由反对派控制的议会，并赢得地方州市长选举，朝强野弱局面进一步巩固。此外，巴西反腐风暴外溢效应明显，波及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等多国首脑政要，引发政坛地震。秘鲁总统库琴斯基险遭弹劾，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被判六年监禁。传统政党名誉扫地，一批反建制、反传统、反腐败的新兴政党崭露头角，并可能成为新一轮大选中的“黑马”。
经济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但脆弱性犹存
随着世界经济逐渐复苏，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回升，地区各国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主要经济体积极实施宏观调控，加速推进结构性改革，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带动地区经济止跌回升。南美国家贸易条件持续改善，中美洲国家贸易量上升，次地区及国家间增长差异缩小。地区通胀得到控制，经济稳定性增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计，2017年拉美经济增长1.3%，进出口分别增长8%和11%，地区主要国家除委内瑞拉负增长9.5%外，其余均为正增长。[1]
尽管初现复苏迹象，但各国持续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平均增速低于全球增速，在发展中地区垫底，且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地区外债水平较高，外债风险敞口较大，加剧财政失衡，加之货币政策空间有限，逆周期政策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各国财政调控以应急性举措为主，结构性改革仍然滞后，短期内难以摆脱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发展模式。三是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或遭遇天灾，改革进程放缓，经济复苏缺乏后劲。四是美西方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投资双减，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鼓励跨国公司资本回流以及美联储加息等举措，使拉美各国贸易、投资和侨汇受到影响，经济复苏遭到抑制。长远看，拉美国家仍需着眼提升生产率和竞争力，加大对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应对“美国优先”新政积极
推进多元化外交战略
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新政，孤立主义、功利主义和保守主义凸显，对拉政策务实重利，重在推行美民主价值观、维护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一是以邻为壑，在修建边境墙、重谈自贸协定、遣返非法移民、加征边境进口税等问题上对墨西哥蛮横示强，双方利益激烈碰撞。二是收紧对古政策，保持对古封锁，同时加大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制裁，并借地区中右翼国家加大干涉力度，以期达到“倒马”目的。三是依据同美自身利益相关度决定同拉方合作度，在安全、禁毒等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美洲、哥伦比亚等国的军事、执法援助，加强情报交换，但对远离上述议题的南美国家则持续降低投入。
拉美国家对美不信任和疏离感大增，处理对美关系的主动性、独立性有所增强，在美扬言对委采取军事行动时敢于反对和谴责，在朝核、涉恐等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总的看，美拉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总体滑向低谷，不确定性增加。但美拉关系渊源深厚，地缘联系和经贸、军事、人文纽带紧密，美国不会真正放松对“后院”控制。拉美国家对美依赖深重，亦不会对美彻底“翻脸”，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注意把握斗争尺度，同美维系和发展各领域合作。美拉关系中美方主动、拉方被动应对，总体力避对抗并力求平稳的态势短期内不会发生实质改变。
與此同时，拉美国家加速推进多元化外交战略，更加积极地同欧盟、俄罗斯、亚太国家开展政治对话与经贸合作，努力寻找外部伙伴以填补美在拉政策收缩空间，减少对美依赖，增强对美拉关系变局的应变能力。拉美对外合作更加聚焦贸易、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务实领域，融入双多边开放经济体系，对冲美保护主义的诉求更趋强烈。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着力推进同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自贸谈判，并重新探讨同韩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商签自贸协议的可行性。墨西哥同欧盟升级自贸协定，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正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巴西正式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地区国家合作意愿上升
但一体化进展曲折
美对拉政策调整激发拉美国家联合自强意识，各国在贸易、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团结一致、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愿与行动能力增强，在跨区域新兴经济体协调行动和开展“南南合作”等领域姿态更为积极。拉共体召开第五届领导人峰会，号召成员国加强团结，共谋发展。南共市召开第50届领导人峰会，就加强经贸融通、对外开放和一体化合作达成共识。拉美太平洋联盟同南共市举行对话会以相互靠拢。
但是，随着拉美政治格局转换，地区国家左、右翼政府围绕委内瑞拉问题选边站队、针锋相对，意识形态分歧和争斗加剧，损害了地区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氛围，有关地区组织内部矛盾加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体化迈出新步伐。南共市创始成员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决定终止委内瑞拉成员国资格，招致委、玻等国强烈抗议。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因委内瑞拉局势动荡少有作为。拉共体被涉委议题“绑架”，欧盟—拉共体峰会被迫推迟，欧拉深化合作受到一定影响。
拉美格局转换，乱象频出，中国开展对拉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拉美左右翼矛盾上升，内部协调效率低下，增加了中国推动中拉整体合作的难度，且地区局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恐将干扰双多边合作，甚至损害中国重大利益。同时，拉美经济复苏对初级产品、外部资金和对华合作依赖同步上升，部分国家对同中国贸易逆差的担忧突出，某些业界惧怕同中国竞争，阻挠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此外，美西方对中国在拉实力做大心存疑虑，不时炒作“中国威胁论”和中美竞争论，对中拉合作进行牵制干扰。
另一方面，拉美政治经济困难增多，地区国家视中国为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选项，钦羡中国道路，倚重中国机遇，渴盼与中国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积极性高涨，中拉利益融合和发展联动性更加凸显。2018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召开。会议推动中拉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战略对接，必将进一步提升双方整体合作水平，为中拉关系发展打开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局）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7”， P.10，P.99.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2651/19/S1701178_es.pdf.
关键词 拉美地区形势；拉美经济；拉美外交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2.016
2017年，拉美政局乱象丛生，经济复苏缓慢，外交更趋多元，一体化曲折前行，有关动向引人关注。
政党政治“右进左退”趋势
进一步巩固
继右翼力量在巴西、阿根廷上台执政后，智利右翼反对派联盟候选人、前总统皮涅拉赢得大选，右翼力量在拉美地区执政版图进一步扩大。同时，洪都拉斯右翼执政党国民党蝉联执政，阿根廷中右翼执政联盟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全面获胜，执政地位更为巩固。但巴西、阿根廷政府推行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对劳工、养老金的改革，触及广大劳工和中下阶层利益，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民意基础受损。地区左翼总体实力下降，执政困难增多，但仍有较强控局能力。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虽赢得大选，却因现总统莫雷诺派同前总统科雷亚派矛盾激化而彻底分裂。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虽最终获得2019年连选资格，但付出较大民意成本。委内瑞拉内外交困，但马杜罗政权通过强设制宪大会架空由反对派控制的议会，并赢得地方州市长选举，朝强野弱局面进一步巩固。此外，巴西反腐风暴外溢效应明显，波及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等多国首脑政要，引发政坛地震。秘鲁总统库琴斯基险遭弹劾，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被判六年监禁。传统政党名誉扫地，一批反建制、反传统、反腐败的新兴政党崭露头角，并可能成为新一轮大选中的“黑马”。
经济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但脆弱性犹存
随着世界经济逐渐复苏，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回升，地区各国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主要经济体积极实施宏观调控，加速推进结构性改革，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带动地区经济止跌回升。南美国家贸易条件持续改善，中美洲国家贸易量上升，次地区及国家间增长差异缩小。地区通胀得到控制，经济稳定性增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计，2017年拉美经济增长1.3%，进出口分别增长8%和11%，地区主要国家除委内瑞拉负增长9.5%外，其余均为正增长。[1]
尽管初现复苏迹象，但各国持续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平均增速低于全球增速，在发展中地区垫底，且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地区外债水平较高，外债风险敞口较大，加剧财政失衡，加之货币政策空间有限，逆周期政策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各国财政调控以应急性举措为主，结构性改革仍然滞后，短期内难以摆脱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发展模式。三是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或遭遇天灾，改革进程放缓，经济复苏缺乏后劲。四是美西方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投资双减，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鼓励跨国公司资本回流以及美联储加息等举措，使拉美各国贸易、投资和侨汇受到影响，经济复苏遭到抑制。长远看，拉美国家仍需着眼提升生产率和竞争力，加大对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应对“美国优先”新政积极
推进多元化外交战略
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新政，孤立主义、功利主义和保守主义凸显，对拉政策务实重利，重在推行美民主价值观、维护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一是以邻为壑，在修建边境墙、重谈自贸协定、遣返非法移民、加征边境进口税等问题上对墨西哥蛮横示强，双方利益激烈碰撞。二是收紧对古政策，保持对古封锁，同时加大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制裁，并借地区中右翼国家加大干涉力度，以期达到“倒马”目的。三是依据同美自身利益相关度决定同拉方合作度，在安全、禁毒等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美洲、哥伦比亚等国的军事、执法援助，加强情报交换，但对远离上述议题的南美国家则持续降低投入。
拉美国家对美不信任和疏离感大增，处理对美关系的主动性、独立性有所增强，在美扬言对委采取军事行动时敢于反对和谴责，在朝核、涉恐等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总的看，美拉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总体滑向低谷，不确定性增加。但美拉关系渊源深厚，地缘联系和经贸、军事、人文纽带紧密，美国不会真正放松对“后院”控制。拉美国家对美依赖深重，亦不会对美彻底“翻脸”，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注意把握斗争尺度，同美维系和发展各领域合作。美拉关系中美方主动、拉方被动应对，总体力避对抗并力求平稳的态势短期内不会发生实质改变。
與此同时，拉美国家加速推进多元化外交战略，更加积极地同欧盟、俄罗斯、亚太国家开展政治对话与经贸合作，努力寻找外部伙伴以填补美在拉政策收缩空间，减少对美依赖，增强对美拉关系变局的应变能力。拉美对外合作更加聚焦贸易、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务实领域，融入双多边开放经济体系，对冲美保护主义的诉求更趋强烈。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着力推进同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自贸谈判，并重新探讨同韩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商签自贸协议的可行性。墨西哥同欧盟升级自贸协定，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正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巴西正式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地区国家合作意愿上升
但一体化进展曲折
美对拉政策调整激发拉美国家联合自强意识，各国在贸易、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团结一致、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愿与行动能力增强，在跨区域新兴经济体协调行动和开展“南南合作”等领域姿态更为积极。拉共体召开第五届领导人峰会，号召成员国加强团结，共谋发展。南共市召开第50届领导人峰会，就加强经贸融通、对外开放和一体化合作达成共识。拉美太平洋联盟同南共市举行对话会以相互靠拢。
但是，随着拉美政治格局转换，地区国家左、右翼政府围绕委内瑞拉问题选边站队、针锋相对，意识形态分歧和争斗加剧，损害了地区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氛围，有关地区组织内部矛盾加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体化迈出新步伐。南共市创始成员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决定终止委内瑞拉成员国资格，招致委、玻等国强烈抗议。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因委内瑞拉局势动荡少有作为。拉共体被涉委议题“绑架”，欧盟—拉共体峰会被迫推迟，欧拉深化合作受到一定影响。
拉美格局转换，乱象频出，中国开展对拉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拉美左右翼矛盾上升，内部协调效率低下，增加了中国推动中拉整体合作的难度，且地区局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恐将干扰双多边合作，甚至损害中国重大利益。同时，拉美经济复苏对初级产品、外部资金和对华合作依赖同步上升，部分国家对同中国贸易逆差的担忧突出，某些业界惧怕同中国竞争，阻挠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此外，美西方对中国在拉实力做大心存疑虑，不时炒作“中国威胁论”和中美竞争论，对中拉合作进行牵制干扰。
另一方面，拉美政治经济困难增多，地区国家视中国为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选项，钦羡中国道路，倚重中国机遇，渴盼与中国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积极性高涨，中拉利益融合和发展联动性更加凸显。2018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召开。会议推动中拉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战略对接，必将进一步提升双方整体合作水平，为中拉关系发展打开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局）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7”， P.10，P.99.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2651/19/S1701178_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