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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是民族村寨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客观评价乡村旅游对民族村寨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成效尤为必要。该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以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为例进行实地调研，结合乡村旅游行业专家学者意见，按照反映旅游问题和扶贫本质的原则，构建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效应、文化效应、居民感知的多层次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为衡量乡村旅游扶贫成效提供评价依据，为乡村旅游发展策略、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关键词：民族村寨;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31（2020）16-0016-03
乡村旅游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农村地区发展迅速，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村民就业和收入水平，进而实现村民的脱贫致富。截至2011年底，贵州贫困人口1149万人，贫困发生率33%，占全国近9.4%。同时，贵州也是旅游大省，资源禀赋丰厚，旅游发展迅速。截至2017年，贵州已开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村寨突破3000个，其中有517个村被国家列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点）27个。“十二五”时期，贵州乡村旅游收入705.9亿元，带动社会就业287.6万人，受益人数577万人。乡村旅游扶贫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成效显著。贵州安顺秀水村、江口县寨沙侗寨、江口县云社村是这些乡村旅游自然村寨的典型代表，为研究和构建乡村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提供了样板和实证基础。
学者对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因素及对策[1]、乡村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2]和综合效应[3]、旅游扶贫效应机制体系研究[4]等。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对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内容逐渐从侧重单一的经济效应到经济、社会、贫困人口微观效应评价并重研究，研究方法从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逐步向定量研究转变。这些研究为构建乡村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也留下了一些空白与不足，如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欠缺，指标构建多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层面，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情况和民族文化反映不够，指标的设置有待完善。基于此，笔者从贵州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3个民族村寨案例地着手，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掌握案例地旅游扶贫实际情况及居民关心的热切问题，结合旅游扶贫效应体系专题研讨会、专家咨询会，研究构建多层次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
1案例地基本情况
1.1秀水村 秀水村有878户3247人，2015年之前是国家2级贫困村，贫困发生率41.94%。截至2018年底，村民年人均纯收入12800元，贫困发生率0.93%。2015年由兴伟集团对秀水村进行结对帮扶，帮助秀水村发展乡村旅游，景区由村集体100%持股的公司经营管理，景区效益为村民共享，独创了“秀水五股”利益分配模式：人头股（占10%）、土地股（占30%，土地每年15000元/hm2）、效益股（占30%）、孝亲股（占5%，65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500元）、发展股（占25%）。当地居民反映较大的问题：一是经济利益的分配，目前只得到土地股和孝亲股的收益;二是旅游参与率，景区只能提供200个就业岗位，大部分村民只能外出打工;三是居民对景区规划、运作不知情;四是通过实地观察发现景区内的项目大都是休闲娱乐项目，对于民族文化的开发不够。
1.2 寨沙侗寨寨 沙侗寨距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大门1.5km，全寨现有75户304人，其中侗族占全寨人口的85%。2011年全寨有贫困户37户133人，贫困发生率为49.3%[5]。2018年底村民年人均纯收入3万余元，未脱贫1户1人，贫困发生率0.33%。2008年在县政府统一规划下、县直部门结对帮扶下、村里能人带领下、村民积极参与下，整合各类专项资金5000多万修建基础设施、公共景观以及给参与旅游开发的农户建设补贴和经营扶持[6]。目前全寨有民宿74户，带动就业270余人，村民旅游行业参与度非常高，实行村民自主经营、管理自治原则。当地居民几乎家家从事旅游业，经济效益较好，整体满意度较高。唯一的不足就是作为侗寨，在侗族文化方面表现的并不多，除了侗族鼓楼和篝火外，感受不到更多的侗族文化气息。
1.3 云舍村 云舍村距江口县城7km，距梵净山南门23km，有529户2235人，93.7%的村民是杨姓土家族，有着600年悠久历史，是“中国土家第一村”。2002年以前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2018年村民年人均纯收入10800元，未脱貧8户14人，贫困发生率0.33%。2002年云舍村被纳入国家旅游局、省旅游局帮扶点，2013年底苏州对口帮扶铜仁，重点支持江口县文化旅游和云舍历史文化名村建设，支持当地建设美丽乡村、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等项目[7]。目前由县政府成立的公司负责景区的经营管理、项目开发等事项，村民则以经营农家乐为主，现有餐饮33家、民宿26家，客源主要为江口县及周边人群和梵净山的游客。通过访谈和观察发现贫富差距较为明显，景区主干道附近居民大多从事农家乐，房屋质量好、环境卫生优、经济收入较高;而偏离景区主干道的居民，房屋破旧、路面泥泞、旅游参与度低、经济收入较低，居民意见大，满意度很低。
通过3个案例地的实地调研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在脱贫致富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整体收入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村容村貌等均得到大幅提升，但也存在如经济利益的分配、贫富差距的扩大、旅游参与机会、居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缺失、民族文化的开发不足等事关居民切身利益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都应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中得以体现，并合理赋值和选择评价标准。
2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构建原则
2.1 科学性 旅游扶贫效应指标的构建应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民族村寨乡村旅游扶贫的成效和扶贫的本质。扶贫效应指标应含义清晰、简单明了，具有可行性。各指标在扶贫效应体系准则层科学分类，指标之间避免重复。 2.2 全面性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旅游扶贫效应指标的选取要能全面客观反映旅游扶贫效应的各个方面。除了要能够全面反映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绩效外，还要充分考虑民族村寨的文化特殊性及反映微观效应的居民内在感知。
2.3 重点性 衡量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指标数量繁多，应化繁为简，重点突出与旅游扶贫效应相关性强且重要的指标，以重点反映社区居民的收益和旅游的发展问题，抓住重点，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
2.4 实用性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构建的目的在于实际应用，即为测量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为乡村旅游的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旅游扶贫效应指标必须务实具体、通俗易懂、具有可操作性。
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构建内容
遵循旅游扶贫效应体系的构建原则，总结借鉴学者在旅游扶贫效应方面的研究基础，并结合实地考察、个人访谈、问卷调查及行业领域专家和学者的专题研讨和咨询，构建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效应、文化效应、居民感知为指标的多层次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根据重点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初步列出了42项旅游扶贫效应指标。按照旅游扶贫效应体系的构建原则，要求专家对指标进行分类筛选，筛选出能反映各准则层的重要的、相关性强的指标，对于难以获取数据或难以量化的指标，舍去或用其他指标代替，最终确定30项旅游扶贫效应指标。
3.1 经济效 应经济效应指标包含了居民人均年收入、村寨贫困发生率、居民旅游就业率等反映旅游业对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贡献;旅游收入占当地经济的百分比、旅游地游客年接待量等反映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及发展潜力;物价水平、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3.2 社会效应 社会效应指标包含了居民的教育培训机会、居民的素质水平等反映了旅游带来的当地居民素质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交通等基础设施、社区污染、噪声、居民参与政治的意向等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文明进步;居民的贫富差距、乡村的邻里关系、乡村社会治安状况等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和谐发展。
3.3环境效应 环境效应指标包含了森林覆盖率、生态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等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吸引力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程度;当地居民和政府环境保护意识、乡村的卫生水平及村容村貌等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生态文明进步。
3.4 文化效应 文化效应指标包含了当地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民族文化的开发状况、旅游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等反映了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村寨旅游的特色吸引物的可持续发展情况。
3.5 居民感知 居民感知指标包含了居民参与关于旅游政策制定或旅游规划、居民代表（或与旅游、政府相关代表联合）组织、居民有无良好的（旅游相关）答疑、投诉、提议的平台或渠道等反映了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感;旅游发展改善了居住条件、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态度、旅游发展现状的满意情况等反映了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等。
4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评价标准
选取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指标后，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专家学者意见，经本课题组成员讨论，确立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指标评分标准。指标评分采取5级制，分别为5、4、3、2、1分，整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总分为100分。考虑到旅游扶贫效应体系中准则层各效应指标及指标层各评价指标与旅游扶贫效应的重要性及相关性不一样，应赋予不一样的分数与权重。经济效应是旅游扶贫中最直接、最重要、相关性最强的指标，应赋予最高的分数与权重;环境效应是乡村旅游中吸引游客前来的一个重要硬性指标，考虑到通过实地考察发现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3地的森林覆盖率、空气、水质、村容村貌等都较好，大多数居民都很满意，居民反映更多的问题在于经济、文化、居民感知等方面，因此对环境效应指标赋予低一点的权重。
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综合效应计算方面，对于客观的、只有1个选择的指标，其计算方式为WiAi，其中WiAi为各指标的权重，Ai为各指标评分标准中被选中的分数;对于主观的、定性的及难以获取数据的指标，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其计算方式为Wi∑AjBj，其中Wj为各指标的权重，Aj为各指标评分标准被选中的分数，Bj为被选中指标评分标准的比率。旅游扶贫效应的综合分数为各指标所得分数之和。
5结语
本研究构建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覆盖了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效应、文化效应、居民感知5个维度，确定了30个具体的评判指标。在指标筛选和测量方法的选择方面，既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也深入案例地实地调查，结合民族村寨旅游地的实际情况，力求构建与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受益相关、与乡村旅游实践相符合、能反映乡村旅游扶贫本质的客观可行的民族村寨乡村旅游扶贫效应体系。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涉及面广、指标多，因此该效应体系仍有待进一步优化。不同的民族村寨，不同的旅游发展方式，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其指标的侧重点及指标的评判可能会略有差异。在运用本项目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时，可根据各民族村寨具体情况，对评判指标及评判方法适当调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旅游扶贫效应体系对衡量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情况、旅游扶贫成效、旅游扶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旅游发展策略、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指导，为乡村旅游的更好发展、农民的脫贫致富及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党红艳，金媛媛.旅游精准扶贫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消解一一基于山西省左权县的案例分析[J].经济问题，2017（6）： 108-113.
[2] 张小利.西部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分析[J].商业时代，2007（7）：89-91.
[3] 杨建春，肖小虹.贵州旅游扶贫效应动态分析[J].商业研究，2011，7（35）：212-216.
[4] 何红，王淑新.集中连片特闲区域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4（ 8）： 74-79.
[5] 姚茂权，廖明才.乡村旅游扶贫精准化路径探讨——以江口县乡村旅游扶贫为例[J].知行铜仁，2018（3）： 13-15，64.
[6] 代改珍.民族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凝视——以贵州铜仁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35-39.
[7] 郎艳林.云舍村：乡村文化旅游的贵州样本[J].当代贵州，2015（33）： 38-39.
（责编：徐世红）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贵州民族村寨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及效应研究》黔科合基础[2017]l510-1 ）;贵州省社科联联合项目（《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后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GZLCLH-2019-106）。
作者简介：刘锋（ 1986-），男，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乡村旅游、农业经济。 收稿日期： 2020-07-25
关键词：民族村寨;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31（2020）16-0016-03
乡村旅游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农村地区发展迅速，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村民就业和收入水平，进而实现村民的脱贫致富。截至2011年底，贵州贫困人口1149万人，贫困发生率33%，占全国近9.4%。同时，贵州也是旅游大省，资源禀赋丰厚，旅游发展迅速。截至2017年，贵州已开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村寨突破3000个，其中有517个村被国家列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点）27个。“十二五”时期，贵州乡村旅游收入705.9亿元，带动社会就业287.6万人，受益人数577万人。乡村旅游扶贫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成效显著。贵州安顺秀水村、江口县寨沙侗寨、江口县云社村是这些乡村旅游自然村寨的典型代表，为研究和构建乡村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提供了样板和实证基础。
学者对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因素及对策[1]、乡村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2]和综合效应[3]、旅游扶贫效应机制体系研究[4]等。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对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内容逐渐从侧重单一的经济效应到经济、社会、贫困人口微观效应评价并重研究，研究方法从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逐步向定量研究转变。这些研究为构建乡村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也留下了一些空白与不足，如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欠缺，指标构建多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层面，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情况和民族文化反映不够，指标的设置有待完善。基于此，笔者从贵州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3个民族村寨案例地着手，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掌握案例地旅游扶贫实际情况及居民关心的热切问题，结合旅游扶贫效应体系专题研讨会、专家咨询会，研究构建多层次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
1案例地基本情况
1.1秀水村 秀水村有878户3247人，2015年之前是国家2级贫困村，贫困发生率41.94%。截至2018年底，村民年人均纯收入12800元，贫困发生率0.93%。2015年由兴伟集团对秀水村进行结对帮扶，帮助秀水村发展乡村旅游，景区由村集体100%持股的公司经营管理，景区效益为村民共享，独创了“秀水五股”利益分配模式：人头股（占10%）、土地股（占30%，土地每年15000元/hm2）、效益股（占30%）、孝亲股（占5%，65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500元）、发展股（占25%）。当地居民反映较大的问题：一是经济利益的分配，目前只得到土地股和孝亲股的收益;二是旅游参与率，景区只能提供200个就业岗位，大部分村民只能外出打工;三是居民对景区规划、运作不知情;四是通过实地观察发现景区内的项目大都是休闲娱乐项目，对于民族文化的开发不够。
1.2 寨沙侗寨寨 沙侗寨距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大门1.5km，全寨现有75户304人，其中侗族占全寨人口的85%。2011年全寨有贫困户37户133人，贫困发生率为49.3%[5]。2018年底村民年人均纯收入3万余元，未脱贫1户1人，贫困发生率0.33%。2008年在县政府统一规划下、县直部门结对帮扶下、村里能人带领下、村民积极参与下，整合各类专项资金5000多万修建基础设施、公共景观以及给参与旅游开发的农户建设补贴和经营扶持[6]。目前全寨有民宿74户，带动就业270余人，村民旅游行业参与度非常高，实行村民自主经营、管理自治原则。当地居民几乎家家从事旅游业，经济效益较好，整体满意度较高。唯一的不足就是作为侗寨，在侗族文化方面表现的并不多，除了侗族鼓楼和篝火外，感受不到更多的侗族文化气息。
1.3 云舍村 云舍村距江口县城7km，距梵净山南门23km，有529户2235人，93.7%的村民是杨姓土家族，有着600年悠久历史，是“中国土家第一村”。2002年以前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2018年村民年人均纯收入10800元，未脱貧8户14人，贫困发生率0.33%。2002年云舍村被纳入国家旅游局、省旅游局帮扶点，2013年底苏州对口帮扶铜仁，重点支持江口县文化旅游和云舍历史文化名村建设，支持当地建设美丽乡村、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等项目[7]。目前由县政府成立的公司负责景区的经营管理、项目开发等事项，村民则以经营农家乐为主，现有餐饮33家、民宿26家，客源主要为江口县及周边人群和梵净山的游客。通过访谈和观察发现贫富差距较为明显，景区主干道附近居民大多从事农家乐，房屋质量好、环境卫生优、经济收入较高;而偏离景区主干道的居民，房屋破旧、路面泥泞、旅游参与度低、经济收入较低，居民意见大，满意度很低。
通过3个案例地的实地调研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在脱贫致富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整体收入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村容村貌等均得到大幅提升，但也存在如经济利益的分配、贫富差距的扩大、旅游参与机会、居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缺失、民族文化的开发不足等事关居民切身利益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都应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中得以体现，并合理赋值和选择评价标准。
2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构建原则
2.1 科学性 旅游扶贫效应指标的构建应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民族村寨乡村旅游扶贫的成效和扶贫的本质。扶贫效应指标应含义清晰、简单明了，具有可行性。各指标在扶贫效应体系准则层科学分类，指标之间避免重复。 2.2 全面性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旅游扶贫效应指标的选取要能全面客观反映旅游扶贫效应的各个方面。除了要能够全面反映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绩效外，还要充分考虑民族村寨的文化特殊性及反映微观效应的居民内在感知。
2.3 重点性 衡量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指标数量繁多，应化繁为简，重点突出与旅游扶贫效应相关性强且重要的指标，以重点反映社区居民的收益和旅游的发展问题，抓住重点，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
2.4 实用性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构建的目的在于实际应用，即为测量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为乡村旅游的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旅游扶贫效应指标必须务实具体、通俗易懂、具有可操作性。
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构建内容
遵循旅游扶贫效应体系的构建原则，总结借鉴学者在旅游扶贫效应方面的研究基础，并结合实地考察、个人访谈、问卷调查及行业领域专家和学者的专题研讨和咨询，构建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效应、文化效应、居民感知为指标的多层次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根据重点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初步列出了42项旅游扶贫效应指标。按照旅游扶贫效应体系的构建原则，要求专家对指标进行分类筛选，筛选出能反映各准则层的重要的、相关性强的指标，对于难以获取数据或难以量化的指标，舍去或用其他指标代替，最终确定30项旅游扶贫效应指标。
3.1 经济效 应经济效应指标包含了居民人均年收入、村寨贫困发生率、居民旅游就业率等反映旅游业对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贡献;旅游收入占当地经济的百分比、旅游地游客年接待量等反映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及发展潜力;物价水平、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3.2 社会效应 社会效应指标包含了居民的教育培训机会、居民的素质水平等反映了旅游带来的当地居民素质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交通等基础设施、社区污染、噪声、居民参与政治的意向等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文明进步;居民的贫富差距、乡村的邻里关系、乡村社会治安状况等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和谐发展。
3.3环境效应 环境效应指标包含了森林覆盖率、生态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等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吸引力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程度;当地居民和政府环境保护意识、乡村的卫生水平及村容村貌等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生态文明进步。
3.4 文化效应 文化效应指标包含了当地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民族文化的开发状况、旅游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等反映了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村寨旅游的特色吸引物的可持续发展情况。
3.5 居民感知 居民感知指标包含了居民参与关于旅游政策制定或旅游规划、居民代表（或与旅游、政府相关代表联合）组织、居民有无良好的（旅游相关）答疑、投诉、提议的平台或渠道等反映了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感;旅游发展改善了居住条件、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态度、旅游发展现状的满意情况等反映了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等。
4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评价标准
选取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指标后，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专家学者意见，经本课题组成员讨论，确立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指标评分标准。指标评分采取5级制，分别为5、4、3、2、1分，整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总分为100分。考虑到旅游扶贫效应体系中准则层各效应指标及指标层各评价指标与旅游扶贫效应的重要性及相关性不一样，应赋予不一样的分数与权重。经济效应是旅游扶贫中最直接、最重要、相关性最强的指标，应赋予最高的分数与权重;环境效应是乡村旅游中吸引游客前来的一个重要硬性指标，考虑到通过实地考察发现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3地的森林覆盖率、空气、水质、村容村貌等都较好，大多数居民都很满意，居民反映更多的问题在于经济、文化、居民感知等方面，因此对环境效应指标赋予低一点的权重。
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综合效应计算方面，对于客观的、只有1个选择的指标，其计算方式为WiAi，其中WiAi为各指标的权重，Ai为各指标评分标准中被选中的分数;对于主观的、定性的及难以获取数据的指标，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其计算方式为Wi∑AjBj，其中Wj为各指标的权重，Aj为各指标评分标准被选中的分数，Bj为被选中指标评分标准的比率。旅游扶贫效应的综合分数为各指标所得分数之和。
5结语
本研究构建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覆盖了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效应、文化效应、居民感知5个维度，确定了30个具体的评判指标。在指标筛选和测量方法的选择方面，既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也深入案例地实地调查，结合民族村寨旅游地的实际情况，力求构建与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受益相关、与乡村旅游实践相符合、能反映乡村旅游扶贫本质的客观可行的民族村寨乡村旅游扶贫效应体系。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涉及面广、指标多，因此该效应体系仍有待进一步优化。不同的民族村寨，不同的旅游发展方式，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其指标的侧重点及指标的评判可能会略有差异。在运用本项目旅游扶贫效应体系时，可根据各民族村寨具体情况，对评判指标及评判方法适当调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旅游扶贫效应体系对衡量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情况、旅游扶贫成效、旅游扶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旅游发展策略、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指导，为乡村旅游的更好发展、农民的脫贫致富及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党红艳，金媛媛.旅游精准扶贫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消解一一基于山西省左权县的案例分析[J].经济问题，2017（6）： 108-113.
[2] 张小利.西部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分析[J].商业时代，2007（7）：89-91.
[3] 杨建春，肖小虹.贵州旅游扶贫效应动态分析[J].商业研究，2011，7（35）：212-216.
[4] 何红，王淑新.集中连片特闲区域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4（ 8）： 74-79.
[5] 姚茂权，廖明才.乡村旅游扶贫精准化路径探讨——以江口县乡村旅游扶贫为例[J].知行铜仁，2018（3）： 13-15，64.
[6] 代改珍.民族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凝视——以贵州铜仁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35-39.
[7] 郎艳林.云舍村：乡村文化旅游的贵州样本[J].当代贵州，2015（33）： 38-39.
（责编：徐世红）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贵州民族村寨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及效应研究》黔科合基础[2017]l510-1 ）;贵州省社科联联合项目（《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后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GZLCLH-2019-106）。
作者简介：刘锋（ 1986-），男，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乡村旅游、农业经济。 收稿日期： 2020-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