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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9月12日成立。《证券市场周刊》对因出任该基金会学术顾问而到访北京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教授进行了专访。
莫里斯教授生于苏格兰，曾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并曾供职于英国财政部，于1996年因对信息不对称下的税制研究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上享有盛誉。本世纪以来，莫里斯教授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发展中经济体，并于2010年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院长。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已经明显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边界。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庞大经济体，也来到了一个需要推动经济再平衡的临界点。
莫里斯直言自己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结合金融危机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并且就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困境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经济再平衡
经过了近三十年高速发展实现资本积累和收入提升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转变。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发生已经七年之后，中国还处在消化抗击危机干预政策的初期。因此，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成为莫里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期待，也是他判断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视角。
对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越来越大，莫里斯虽然赞同消费的积极意义，但他并不贬低投资。因为即便是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也更宜视为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个内生变量。任何科技领域的进步不会凭空而生，而是投资研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因此即便中国经济依靠创新驱动依然需要持续的投资。
不过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对实物资本品的投资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例如建筑、机械、车辆等这些资本品，被持续地投入到继续生产资本品的生产过程中，但并没有被用于生产足够的消费品。“一个国家确实存在某种可能性，就是一旦在激发起投资的热情以后，持续地将资源用于积累实际缺乏利用的资本存量，尽管这让GDP增速看起来不错，但是一个缺乏消费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莫里斯说。
在实物资本投入受限的情况下，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有利于中国长期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前景，而实际上一些服务类的消费本质上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体而言，莫里斯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加大对公共服务、医疗和教育的投入，而且特别是农村地区。“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做得还不错，但需要坚持下去。目前的问题一是在于激励机制不健全，比如说要付的薪酬不足以吸引教师到农村地区工作，另外就是农村务工人口迁移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这会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尽管短期不会体现得很明显。”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仍未完成，短期内第三产业占到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对于这样一种经济结构，莫里斯提醒人们要注意到，服务业不仅包括餐饮、住宿，还包括仓储、物流、批发零售等和生产相关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是由其他的产业发展而带动起来，并将反过来促进工业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中长期的宏观政策，莫里斯建议中国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削减和消费品相关的税项，以提振消费需求。“这项政策需要执行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见效，而且也会带来财政赤字的增长。但是在经济下行面前很难有一个两全的办法。”莫里斯直言。
另一方面，他建议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将国有企业的盈利纳入预算，用来弥补财政赤字，这相当于额外征收了国有企业的盈利税。不过，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待遇可以在盈利之外单独核算，以维持激励持续经营的动力。
除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之外，国际收支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另一个视角，并且这个过程是和推动内需的经济结构调整相辅相成的。中国作为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在国际收支格局当中是一个借款国。中国的高额储蓄以很低的收益率借给了美国，莫里斯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对于未来能否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以及能否将储蓄用于支持内需，莫里斯认为这种改变需要时间，短期内并不一定能看到。
人民币国际化是改变国际收支格局的一个途径。检验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国际化的一条主要标准是是否适用于国际结算。莫里斯认为，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其他国际化的货币来讲，还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有利于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而且他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归根到底要看政府的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表示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对汇率完全市场化持保留态度。因为无论是大幅度的贬值或者是波动，都会带来风险，剧烈的资本流出在短期内对一国的资产价格和信贷的冲击也会比较大。“我个人是不赞同一个国家完全放开其本币汇率控制交给市场定价的。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IMF要求一些亚洲国家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和资本流动，实际上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说。
全球反思货币主义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当中，量化宽松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一致措施。但反观应对危机的结果，美国最先实现复苏，英国复苏也较快，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最为迟缓。在这种分化背后，是经济思想对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体现。面对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的这种长期停滞（longterm stagnation）困境，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而奉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管理者将要面临反思。
“货币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莫里斯直截了当地说。在他看来，基于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成功降低了长期利率水平，但是对于实体经济的帮助作用很有限。低通胀甚至是通缩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的相似问题，莫里斯不认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
他解释称，首先，只有当制定价格的企业主感受到了提价的压力，比如工资上涨的压力，或者是市场价格的上升，才会去提升价格。但由于总需求的不足，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预期，因此价格制定者倾向于维持价格水平，进而导致了通胀水平维持在低位。
其次，莫里斯认为在观察货币政策的效果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可替代资产的情况，正如长期以来黄金的地位和价值所发生的变化那样。
此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当前资产市场投机性泡沫水平以及人们预期它将增长至什么程度。量化宽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刺激了人们买入股票，提振了股票资产的价值，但是对于通胀的影响也同时被削弱了。
随着金融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影响持有货币的偏好和货币乘数的因素越来越复杂，仅凭传统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已经不再对货币政策有很好的说明作用。莫里斯指出，就像在衡量一个经济体的产出的时候，会把商品、服务等一篮子的产出结合在一起考虑一样，未来对于货币而言，也需要增加对资产的考虑。
另一方面，莫里斯认为，一些宏观政策制定者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困难估计不足，而且政策缺乏协调，这些因素都将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以欧洲为例，虽然西班牙2015年的经济增速可能达到2%，大约是欧元区的两倍，在西欧国家当中也是最高的，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大约在25%。“这说明一个经济体并没有充分利用其劳动力资源，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处境。但令人震惊的是，IMF仅凭该国经济还在增长就认为西班牙不处在衰退。”莫里斯说。
这种分歧也导致了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另一个矛盾，即能否找到一些途径来给这些国家足够的贷款支持，提高它们的支出水平，从而使其经济回到正轨上来。而像IMF这样的国际组织对欧洲困难国家的态度，并不利于寻求解决办法。
“全球经济哪怕再往前看5-10年的时间也不会太理想。因为各个国家的政策比较保守，采取很多限制性的措施。例如英国政府现在在制定计划减少赤字而不是想办法去推动经济发展。”莫里斯即便对于复苏形势相对较好的英国也并不乐观，而他的这一观点和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观点不谋而合。伯南克在8月警告称，削减国防支出将打击美国仍不牢固的经济复苏基础。
对于西方国家，莫里斯预言未来经济发展可能出现更加两极分化的趋势：“有钱人和有职业技能的人可能会感觉到处境向好，其收入水平也会取得（大约每年）2%-3%的增长;而穷人、失业者和缺乏职业技能的人，可能会感觉到情况越发糟糕。”
莫里斯教授生于苏格兰，曾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并曾供职于英国财政部，于1996年因对信息不对称下的税制研究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上享有盛誉。本世纪以来，莫里斯教授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发展中经济体，并于2010年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院长。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已经明显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边界。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庞大经济体，也来到了一个需要推动经济再平衡的临界点。
莫里斯直言自己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结合金融危机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并且就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困境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经济再平衡
经过了近三十年高速发展实现资本积累和收入提升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转变。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发生已经七年之后，中国还处在消化抗击危机干预政策的初期。因此，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成为莫里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期待，也是他判断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视角。
对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越来越大，莫里斯虽然赞同消费的积极意义，但他并不贬低投资。因为即便是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也更宜视为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个内生变量。任何科技领域的进步不会凭空而生，而是投资研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因此即便中国经济依靠创新驱动依然需要持续的投资。
不过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对实物资本品的投资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例如建筑、机械、车辆等这些资本品，被持续地投入到继续生产资本品的生产过程中，但并没有被用于生产足够的消费品。“一个国家确实存在某种可能性，就是一旦在激发起投资的热情以后，持续地将资源用于积累实际缺乏利用的资本存量，尽管这让GDP增速看起来不错，但是一个缺乏消费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莫里斯说。
在实物资本投入受限的情况下，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有利于中国长期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前景，而实际上一些服务类的消费本质上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体而言，莫里斯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加大对公共服务、医疗和教育的投入，而且特别是农村地区。“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做得还不错，但需要坚持下去。目前的问题一是在于激励机制不健全，比如说要付的薪酬不足以吸引教师到农村地区工作，另外就是农村务工人口迁移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这会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尽管短期不会体现得很明显。”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仍未完成，短期内第三产业占到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对于这样一种经济结构，莫里斯提醒人们要注意到，服务业不仅包括餐饮、住宿，还包括仓储、物流、批发零售等和生产相关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是由其他的产业发展而带动起来，并将反过来促进工业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中长期的宏观政策，莫里斯建议中国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削减和消费品相关的税项，以提振消费需求。“这项政策需要执行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见效，而且也会带来财政赤字的增长。但是在经济下行面前很难有一个两全的办法。”莫里斯直言。
另一方面，他建议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将国有企业的盈利纳入预算，用来弥补财政赤字，这相当于额外征收了国有企业的盈利税。不过，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待遇可以在盈利之外单独核算，以维持激励持续经营的动力。
除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之外，国际收支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另一个视角，并且这个过程是和推动内需的经济结构调整相辅相成的。中国作为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在国际收支格局当中是一个借款国。中国的高额储蓄以很低的收益率借给了美国，莫里斯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对于未来能否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以及能否将储蓄用于支持内需，莫里斯认为这种改变需要时间，短期内并不一定能看到。
人民币国际化是改变国际收支格局的一个途径。检验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国际化的一条主要标准是是否适用于国际结算。莫里斯认为，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其他国际化的货币来讲，还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有利于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而且他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归根到底要看政府的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表示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对汇率完全市场化持保留态度。因为无论是大幅度的贬值或者是波动，都会带来风险，剧烈的资本流出在短期内对一国的资产价格和信贷的冲击也会比较大。“我个人是不赞同一个国家完全放开其本币汇率控制交给市场定价的。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IMF要求一些亚洲国家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和资本流动，实际上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说。
全球反思货币主义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当中，量化宽松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一致措施。但反观应对危机的结果，美国最先实现复苏，英国复苏也较快，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最为迟缓。在这种分化背后，是经济思想对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体现。面对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的这种长期停滞（longterm stagnation）困境，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而奉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管理者将要面临反思。
“货币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莫里斯直截了当地说。在他看来，基于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成功降低了长期利率水平，但是对于实体经济的帮助作用很有限。低通胀甚至是通缩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的相似问题，莫里斯不认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
他解释称，首先，只有当制定价格的企业主感受到了提价的压力，比如工资上涨的压力，或者是市场价格的上升，才会去提升价格。但由于总需求的不足，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预期，因此价格制定者倾向于维持价格水平，进而导致了通胀水平维持在低位。
其次，莫里斯认为在观察货币政策的效果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可替代资产的情况，正如长期以来黄金的地位和价值所发生的变化那样。
此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当前资产市场投机性泡沫水平以及人们预期它将增长至什么程度。量化宽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刺激了人们买入股票，提振了股票资产的价值，但是对于通胀的影响也同时被削弱了。
随着金融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影响持有货币的偏好和货币乘数的因素越来越复杂，仅凭传统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已经不再对货币政策有很好的说明作用。莫里斯指出，就像在衡量一个经济体的产出的时候，会把商品、服务等一篮子的产出结合在一起考虑一样，未来对于货币而言，也需要增加对资产的考虑。
另一方面，莫里斯认为，一些宏观政策制定者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困难估计不足，而且政策缺乏协调，这些因素都将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以欧洲为例，虽然西班牙2015年的经济增速可能达到2%，大约是欧元区的两倍，在西欧国家当中也是最高的，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大约在25%。“这说明一个经济体并没有充分利用其劳动力资源，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处境。但令人震惊的是，IMF仅凭该国经济还在增长就认为西班牙不处在衰退。”莫里斯说。
这种分歧也导致了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另一个矛盾，即能否找到一些途径来给这些国家足够的贷款支持，提高它们的支出水平，从而使其经济回到正轨上来。而像IMF这样的国际组织对欧洲困难国家的态度，并不利于寻求解决办法。
“全球经济哪怕再往前看5-10年的时间也不会太理想。因为各个国家的政策比较保守，采取很多限制性的措施。例如英国政府现在在制定计划减少赤字而不是想办法去推动经济发展。”莫里斯即便对于复苏形势相对较好的英国也并不乐观，而他的这一观点和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观点不谋而合。伯南克在8月警告称，削减国防支出将打击美国仍不牢固的经济复苏基础。
对于西方国家，莫里斯预言未来经济发展可能出现更加两极分化的趋势：“有钱人和有职业技能的人可能会感觉到处境向好，其收入水平也会取得（大约每年）2%-3%的增长;而穷人、失业者和缺乏职业技能的人，可能会感觉到情况越发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