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商务的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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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出版学建设丛书》中的一部,该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王学哲、总编辑方鹏程著述。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肇始者,其发展与国家同命运、共沉浮,成为今天五馆并立的世界知名大型出版事业体。在当前出版体制改革形势下,《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带给我们很多新启示。
  1 担当使命,昌明教育
  商务创业之初便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馆训,1902年,张元济加盟商务,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出版教科书、工具书,以及翻译外国名著,为开启民智做出了贡献。此外,商务印书馆还自行创办许多学校,如1905年开设小学师范讲习班,并附设小学:1909年创办商务补习学校、艺徒学校等,以追求“从教育着手,改变中国,变法图存”的理想。
  2 宣扬维新,传播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学外语也成为一种时尚。商务印书馆抓住契机,及时推出了全套六册的英语初级读本《华英初阶》,为研读英文的学生提供了方便。鉴于国内废科举,兴新学的现实,张元济、高梦旦以开放的眼光,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与理念,策划出版了“商务版”中小学教科书,在教育界独占鳌头十几年。高梦旦还倡议编译《日本法规大全》,比较全面地介绍日本法律体系,以利于我国“师法日本”。
  商务印书馆本身就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直接产物。张元济是维新派人物,与严复交往颇深,都认识到必须输入先进思想文化,才能推动中国的变革。商务在最初的十多年里,大量翻译了西方经典,形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约230种。大家熟知的斯宾塞、赫胥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的著作,最早即由商务翻译出版。同时还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如《茶花女》《浮士德》等,形成“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约154种。新中国成立后,商务依然保持了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这一特色。
  商务还大量办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整理古籍,弘扬传统文化;出版各类工具书,满足社会各层次的需求。
  3 创新机制,科学管理
  商务印书馆创业时便实行股份制,形成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1901年,张元济带着股份加盟,由此决定了夏瑞芳与张元济之间的合资人平等关系。商务的重要职员大多享有股份,有利于培养主人翁意识、敬业精神。另外,商务还吸收外资扩大资本,为引进技术和人才创造条件。商务创业之初便发展迅猛,与1903年吸收日本金港堂的资本有关,1914年,顺利收回日股,又充分体现了股份制的便捷、灵活。
  商务还借鉴国外先进管理制度和经验,摸索科学管理方法和有效的企业制度。张元济、王云五都曾到国外企业考察。如1930年王云五再次受聘商务,便出国考察,遍访日本、欧美著名企业,历时半年回国,提出十二项“科学管理计划”,涉及组织结构、人事制度、会计制度、生产标准等。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虽屡遇阻力,计划实施多有“折扣”,但财务、生产方面的改革还是使商务的经营有了极大改善。
  4 重视发行,取信读者
  发行是出版企业的命脉,早期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下的工夫颇深。
  一是注重渠道建设。商务曾在外地设分支机构达80多处,还有一些临时“现批处”,春秋开学前发行课本、词典,结束后即撤销。模式化、系统化的分支机构,形成了由不同等级点构成的有效发行网络。
  二是营销办法灵活多变。早期的商务设立交际科,专门做公关服务。教科书的发行直接深入到教育管理当局和学校,在学校开图书展销会,直接面对师生。而大型丛书价格高,多采取预约发售,收取预付款后再出版交货。薄利多销,用折扣争取客户也是商务常用的发行手段。
  三是取信于读者,塑造良好形象。张元济认为,经营出版业务,应力所能及地举办一些有利于社会教育和读者的事业,以求相得益彰。如设陈列所陈列本版图书,免费阅读,深受读者欢迎。投巨资建立藏书丰富的东方图书馆,设立“巡回图书馆”巡回服务等。
  当前出版业转企改制,实行企业化经营,如何既坚持文化宗旨,又发扬企业精神,探索市场运作机制,打造全新的经营模式,百年商务所积累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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