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管邻居叫界壁子，听起来真让人感到亲切。回想起我们老家的界壁子，有些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在这里，我就讲一讲我们家和界壁子四伯家之间的事儿。
　　海城大地震那一年，我5岁。别看我年龄小，可我已经懂事了。看着天边闪烁着蓝色的地光，别的孩子吓得躲在母亲的怀里大气都不敢出，我却悠闲自得地站在星空下浮想联翩。
　　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简陋的地震房。我们家也不例外，就请二姑父来帮忙。也不知二姑父使用的是什么魔法，总之，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一座用秸秆为墙外没泥巴的里边有火炕的地震房做好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我们终于和界壁子四伯家一样，有了一个地震房了。那时候的地震房虽然简陋，甚至是现在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可在当时孩子的心灵里，就是一座童年的圣殿。
　　四伯家有两个男孩儿。哥哥叫换锁子，弟弟叫老二。我们两家的地震房紧挨着，大人们将连接处的秸秆用剪刀剪成了一扇窗户。这样一来，两家就成了一家了。大人们没事儿的时候通过这扇秸秆窗唠着闲嗑儿，孩子们则像猫儿一样在这扇窗户爬过来爬过去的。每到晚上，地震房里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地震那一年，正赶上秋天，我们家院子里的桃树结了满满一树桃子。爷爷奶奶挑着保险灯（其实就是煤油灯，只不过外边罩了玻璃罩子）指挥着爸爸妈妈摘桃子。桃子摘了满满一大筐，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得有上百斤。爷爷奶奶挑一些大个儿的通过这扇秸秆窗子给四伯家递了过去。那天晚上，我们两家大人孩子的嘴里粘满了甜蜜的桃汁儿。这些桃子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可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农村，这可是孩子们一年的盼头。打枣，摘桃子，比过年还要热闹。特别对那一个非同寻常的灾年，这种乐趣该有多么弥足珍贵。直到现在，晚上挑着保险灯摘桃子的往事还时常飘进我的梦境来。
　　四伯是水利局的工人，常年四季不在家，家里家外的事儿全由四妈一个人操持。不过，四伯一回来，这个家立刻充满了欢声笑语。地震那一年，四伯的单位放假，四伯回家来“抗震”。那个时候也通了电，大队上的大喇叭在放完了一些革命歌曲后就放传出了女播音员清脆洪亮的声音：“天地震，人大干，农民同志是好汉！白天田里忙，晚上小心有余震。阶级敌人莫佼幸，群众的眼睛雪又亮。”那时候的人哪像现在，单纯得很，一听说有地震了，就往别的屯子里跑，就好像别的屯子那儿没发生地震似的。可人们即便在那个非常时刻，也没忘记警惕“阶级敌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慈祥的四伯竟被打成了反革命，头上戴着纸糊的大尖帽子游街。四伯低着头，站在一架老牛车上，身后站着荷枪实弹的民兵。四伯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什么叫反革命啊？我问爸爸妈妈，他们说：“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一边呆着去！”大人们这么一说，我就吓得再也不敢问了。
　　现在，四伯早就退休了，和四妈在一起住在沟帮子安度晚年。前些日子，四伯不知从哪儿听说我搬到了沟帮子，当时就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家中。尽管30多年不见，还有是脱口而出：“四伯！”我当即下楼去了四伯家，四伯和四妈见到了我，依然和小时候一样唤我的乳名。回忆起我小时候的嘎样儿，两位老人指着我大笑开怀。
　　四伯的两个儿子也都成了气候，老大换锁子哥成了辽西地区有名的鱼贩子，据说，沟帮子大厅里的鱼都是他进的。老二哥则成了一名上校，今年“五？一”领着妻儿回乡，还和我在一起喝了顿酒呢。老二哥颇有军人风度，二嫂更是美丽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