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K桑是我看过的第一个精神失常的日本病人。
　　首都机场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能发现K桑，我认为真是不容易。设想一下，在万千人流中，一个国际旅客突然间行为异常，就引起了机场安保人员的注意。在确认身份后，按照标准操作流程，机场方面同时通知了救护车和日本驻华使馆，人就这样在夜里被送过来了，完全没有任何关于他过去的信息。
　　首诊是我同事接的，精神失常在国际旅客中算比较常见。在病史不明的情况下，先对症用了一定剂量的精神科药物控制症状，并下医嘱留院观察三天。患者在药物作用下，快速进入睡眠状态。
　　我见到他时已经是白天了。同事交班说，日本使馆的人来过，女的，二等秘书，特别客气，一个劲儿地道歉，说给大家添麻烦了。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办事人员来自典型的礼仪之邦，颇有我大中华的汉唐遗风。
　　日本使館人员明确了几点，至少住院费用方面，不管患者有没有买保险，使馆都会负责到底。我们也少了些治疗外的顾虑。值班同事要求使馆方面联系K桑的家属及家庭医生，提供以往病史和治疗情况，为后续安排做准备。此外，同事反映说，K桑初到的时候，能说些英语单词，但发音不准，很难懂。服药后大部分时间是睡眠状态，交流困难，目前所知的信息不多。
　　我提前预约了日文翻译，医院以涉外服务为主，常规提供英语以外八种语言的翻译服务，但需要提前约。我把谈话时间放在了下午一点，患者吃完午饭，醒着的时候，并提前通知了病区护士，正式告知K桑我们的谈话时间。
　　12点50分，我处理完门诊的预约病人，便到病区了解情况。护士说，K桑已经醒了，状态比较平稳，未观察到异常表现。交流方面，能说一点点英语，但讲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女翻译已经到达，外貌很像日剧里的人物，个子不高，短发，简单打了个招呼，她是以前曾在日留过学的女生。
　　我们看着表，准点踏进了K桑的病房，谈话就此开始了。
　　我先做了个自我介绍，告诉他我的教育背景和职责，以及谈话大概需要一个小时，主要内容是询问他的一些情况，会提一些问题，然后根据目前的病情制定治疗方案，包括解释现在的用药和未来几天的方案调整，并给他一些关于住院的医疗建议。
　　我说完，女翻译就开始翻译。说了好长一段，两分钟还没讲完，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说话过程中还彼此频频点头，好像在逐个确认信息点，表示理解。我下意识地反问自己，我说出的中文有那么多吗？一句顶十句？因为看日剧的缘故，偶尔能听懂一些关键的日文单词，内容上似乎也是按照我说的次序，没有跑题，无法理解那些看似多出来的言语内容，都是在说什么。
　　因为翻译是个漫长的过程，给了我充足的时间用专业眼光好奇地扫描着K桑。他不到四十岁，头发短而齐整，脸清瘦，眼睛不大，表情少，显疲惫，穿着浅色的衬衣，文绉绉地正襟危坐，显然受过良好教育。可以说，他是典型的日本外貌。如果放在日剧中，应该是并不显眼的龙套角色。他反应有点慢，听清了问题，先是迟疑十秒钟以上，才回答，语速也比女翻译慢好几拍。
　　看样子他已经听懂了我的开场白，我便开始深入单个主题来提问，也通过应答内容和观察来判断他是否还有精神症状。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现在的时间、地点吗？还能回忆起，你是怎么到这里的吗？”
　　我说完，又是女翻译一堆一堆的日语，突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表述，女翻译几乎每一句都能听到sensei这个词，日剧中，这是对于德高望重的人的敬语，直接对应汉字的“先生”两字。这是日本教授、老师和名医生等少数高知阶层享用的特殊称谓，难道是在说我，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K桑的话不多，但基本切题，没有乱答，思路还算清晰：“时间不知道，这是医院吧，感觉很困，不知道自己怎么到了这里，能记得的是去过机场。”
　　他有一定定向力，也许是睡多了，时间感还没有找回来。
　　我接着问：“这也是我感兴趣的，今天是星期六，可能你不记得了，你是昨晚被救护车从机场送过来的，因为你的健康出现了状况，我想知道你来中国做什么，要去哪里，我看看能否帮你。”
　　他听完翻译后，习惯性地点头，然后还是慢了十秒钟说：“我要去英国。”
　　去英国，这个信息交班里面没有，我准备深度挖掘一下。我于是对翻译说：“你要去英国，为什么到了北京？你是准备在北京旅游吗？还是你在北京有熟人，想住几天再去英国？为什么要去英国？旅游吗？”
　　双方又一阵点头交流，我观察K桑似乎没有理解方面的问题。他的思维除了速度慢点儿，没有内容方面的问题。
　　K桑突然间不说日语了，用不流利的英语说：”我能用英文跟您交流吗？”
　　我说：”可以。不过，为了确保交流顺畅，我们有日语翻译，所以重要的内容，我会让她翻成日语。顺便问一句，您为什么要说英文？”
　　K桑很正式的样子，很用力地用英文单词说：“我不喜欢日本。日本不好，我要离开日本。”
　　“那你为什么来北京？你去英国做什么？旅游吗？”
　　“Se-c-re-t.”
　　他的发言让我差点笑场，日本人把英文当日语读，口音特别幽默，我强咽吐沫才把从腹肌不自主强直收缩引起的笑意压下去。他提出要保密，这应该是今天谈话的第一个亮点，我意识到有趣的部分才刚刚开始。我要深度挖掘一下。
　　于是，我让翻译继续翻：“你应该是昨天从日本坐飞机来的，这里是北京，你在机场表现出行为异常，机场人员叫了救护车，将您送过来的，您来的时候口齿不清，思维是混乱的。我们给您用了抗精神病的药，现在看起来，您的思维是基本清晰的。我们之间交流没障碍。不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想知道，你既然要去英国，为什么飞到了中国来。我现在负责您的医疗，也要评估您的状态是否正常。还能够帮助你联系你们日本大使馆的人，帮助你回国。”
　　K桑听完日语翻译，还是坚持用英文说：“我要去英国，我不想回日本，来中国也行，我不想回日本。你能帮助我跟中国政府说，我要留在中国，可以吗？或者，你能帮我去英国。” 　　我说：“你是日本人，你的家在日本。如果你要留在中国，你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这要走相关途径。不过据我知道，旅游可以，留在中国比较难，你得找份工作，或许还可以。但是，你又不会说中文，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翻译过后，K桑说：“我不想做日本人，我能加入中国国籍吗？你要帮我。”
　　旁边的日文翻译小声说：“哎，很多人想入日本国籍，都入不了，第一次听说要放弃日本国籍的。他是不是真的病了？”
　　我继续对K桑说：“我是医生，我只对你健康负责的，至于加入国籍、放弃国籍的事情，即使想帮你，也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翻译过后，K桑默然良久，沉思后，突然说：“你能帮我去英国吗？我有重要的信息跟英国政府说。”
　　我问：“你有什么信息要跟英国人说？”
　　他说：“Secret，top secret.”
　　接着又用日语补充说：“我必须要见到英国政府的人才能说。你一定要帮助我。”
　　我渐渐明白了，他应该是有被害妄想症，假想的迫害者是日本政府，或者他是个反政府的异己分子，逃离日本的路上来到了中国。他完整的逃跑路线是经过中国去英国，或许他像斯诺登一样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卖给英国政府。
　　我要再试试他。我说：“我只是一个医生，我不是政府代表，不能帮你联系中国政府。不过，你们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已经来过，她想帮你渡过目前的医疗阶段，并帮助我们联系你在日本的家人和家庭医生，调取你以前的就诊记录，提供必要的支持。”
　　翻译在翻我说的话时，我从容地观察他的细微表情和反应。从谈话开始到现在，至少他的反应是真实的，没有刻意伪装的成分。我在想，我现在是在帮助病人呢，还是在审问间谍呢？
　　他还是很平静地回答道：“我想见中国政府，或者英国政府，我有重要的事情说？你能帮助我吗？”
　　我继续问：“我想知道，你要跟政府说什么，才能帮你联系。”
　　他又回到了原点：“Secret.”
　　我不再问他现在的事情了，必须换换方向。我问：“你在日本是做什么的？住在哪里，以前的就诊情况。有没有过精神方面的问题？”
　　他说：“我在日本开过一个企业，独自居住，没有家人。一直都很健康，没有看过精神科医生。不过，这些信息都不重要了，我要忘记它，我不愿意再回到日本了。”
　　于是，我要了解的事情基本都问完了，可以收尾了。我跟翻译点点头，示意要说一段长的，我说：“今天我跟您交谈，主要目的是想帮助您，一方面是医疗层面的，另一方面是行政层面的。首先，您是救护车送过来的，我们要评估您的状态，包括安全风险，按照流程，您要在这边住三天。如果，我们认为一切正常的话，您可以继续您的旅程，比如说，在北京旅游或者去英国。如果不好转的话，还需要转院长期治疗，或者回日本治疗。这方面，需要评估后，根据您的情况，再看日本驻华使馆的意见，来决定。”
　　日语翻译好奇地问我：“他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用中文说：“估计是属于旅途中的突然发病，症状和精神分裂症差不多，定向力障碍，幻觉妄想，被害妄想主要是针对日本政府。或许还有角色扮演的成分，比如说要去英国，给英国政府提供机密等。他现在的被害妄想还存在，其他症状基本已经消失，估计不久就能恢复正常了。”
　　也许是日文翻译很少接触这种精神患者，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从病房出来前，我跟K桑约好第二天再来病房看他，他礼貌地同意了。
　　从精神检查的结果看，除了他觉得日本政府迫害他，还有他强烈地想离开日本的意愿以外，几乎看不到任何阳性症状。他用一种毫无准备的方式，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碰到一群莫名其妙的人，也不知道旅途的终点在何方。
　　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理智的人，受过良好教育，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其实，我们这里能够支持他的，就是短期用药，稳定情绪和恢复理智，联系能给他提供帮助的人，比如说日本使馆。
　　后续几天，我们从日本使馆提供的信息，证实他确实是一个小企业的老板，独自住在日本的一个小城市，未婚，没有什么家庭关系，去年的时候把企业关了。家庭医生那边没有查出他受过精神心理治疗的记录。跟他自己叙述的情况差不多。后来北京公安局那边证实入境信息，他就是一张机票飞北京，落地签，没有发现他有返程机票，或是去英国的机票。
　　K桑在医院大约住了一周左右，就由日本使馆安排去别的地方了，也许是在北京的另一家医院进行后续治疗，也许是送回日本。因为权责问题，我们没有追踪后续信息。他出院时，仍旧是一再要求去英国或者留在中国，似乎这种意愿是一个药物无法去除的症狀，或许也不是症状，异于常人的思维或行为才是症状。除此之外，没有发现精神科阳性症状。我内心深处有种疑惑，他真的是精神分裂症吗？他确实有被害妄想，确实在行为上可以认定他来中国这件事情不是计划好的理性行为。但是，仅凭这一点，就判断为被害妄想，而以此为诊断精神分裂症的依据，总觉得不够，且我们无法验证他说的事情是否真实。反向思维，我们假定他说的都是真的，他或许是不喜欢日本政府，不愿意继续住在日本。他也许想学斯诺登。
　　总之，他不像精神分裂症，至少他的思维是清晰的，一点也不乱。还有就是，被害妄想这一症状通常会在精神科药物作用下会迅速消失，而他要离开日本的信念始终没变，似乎药物对他无效。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理智、深沉、有教养的，具有国际间谍的基本素质。
　　我在想，如果他直接买去英国的机票，并告诉英国政府他要留在英国，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二

　　李先生，七十多岁，澳洲华人，夜里送过来急诊的。我值班时去病区看他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据说住院一夜，状态恢复了一些。
　　在见他之前，我先跟病区的护士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护士说：“病人已经醒了，说了很多话，这个病人可神了，自称是李小龙的弟弟。” 　　“真的吗？”
　　李小龙可是影响过世界的华人巨星，他也是让中国功夫文化成功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弟弟会是怎样的人杰呢，多少应该也会有些功夫皇帝的风采吧。我心里想着，今天的班没有白值。
　　护士接着说：“他自称生活在澳洲，经历过很多事情，干过黑社会，开过枪，杀过人，贩过毒，坐过监狱，还说会武功，身上有枪伤，甚至还很得意地脱衣展示。”
　　护士证实在他身上果真看到了老伤口，腹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说是子弹从左边打进去，右边打出去的。
　　看到护士一边笑一边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李先生具有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集中目前掌握的所有间接信息汇总分析，李先生很可能有强烈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特点，或许是精神失常时的妄想状态。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吹牛和显摆的成分比较大。然而，他这先声夺人的信息勾起了我的强烈兴趣。
　　进入房间前，我草草看了入院病例，是同事夜里写的，比较简单，就几句话，临时的药物治疗。因此，我跟他的第一次谈话需要完成以下任务，除了要问清楚发病经过，还要做个临床诊断，并对他未来几天的治疗定一个方案。
　　护士补充说：“他不会普通话，但能说广东话，交流主要靠粤语口音很重的英语，不太好懂。不过，他有个女朋友陪着，大陆人，说中文。”
　　我想象中，既然是功夫皇帝的亲戚，李先生应该也是李小龙那样的魁伟、刚毅、阳光的肌肉男形象吧，然而我在半拉着窗帘、光线微弱的病房套间里，第一眼看到的却是完全另外一个人。出乎意料，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左右，典型的南方老头，满头银色短发，脸上皱纹很多，人干瘦，如果把他放在南方都市晨练的老年队伍里，看不出任何差异性，外貌上跟电影中的李小龙相去甚远。他唯一亮点是目光矍铄、灵动，这与大多数患者在急诊服过抗精神病性药物所形成的目光呆滞有着巨大的视觉反差。
　　他说话很用力，几乎每个词都是用爆破音单个发出来的，听起来像法语，这也是粤语的发音风格，抑扬顿挫。他乐于讲自己的经历，而且经常跑题。不过，他的英语跟印度人的英语不相上下，流利而难懂。鉴于他滔滔不绝的言语特点，我需要时不时地打断他的谈话，引导他在设定的框架内，慢下来，按照一定顺序叙述自己的经历。
　　（以下对话，原文为英文）
　　我问：“听说你是李小龙的弟弟，是这样吗？”
　　“对啊，他比我大一岁。”
　　“是亲兄弟吗？”
　　“他是我堂哥。老家在广东，我们是一个祠堂的，可以说是一个村出来的。在潮汕那边。”
　　“当年，你们关系如何？”
　　“我们是一家人，我管他叫哥。”
　　我一边问着，随手用手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李小龙的简介，粗算了一下年龄，当他弟弟的话，年龄是符合的，而且同姓李。我用阅人无数的专业眼光，再次审视他，观察他说话时的细微表情，他的面容恳切，不像是说谎，但妄想症状还不能排除。很多人坚信自己跟名人有着某种特殊关系，但实际上没有，这种症状被称为关系妄想。以往经验告诉我，通常不会出现拿已经过世很久的名人作为关系妄想的对象。我暂且认为，他说的大多都是真的。必须表现出来，并让他觉得，我认可他说的所有话，他才会顺畅地说出更多有用信息，更能帮助他。
　　我跟他说：“你能记得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吗？”
　　“醒来发现在这里，脑子有点乱，怎么来的，不知道。只能记住昨天中午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后面就不知道了。”
　　“这是你夫人吗？”
　　我看到旁边有位女士一直陪着，年龄大概六十上下，短发，五官排列很和谐，年轻时应该是个美女，她穿一件深色带花的衬衣，从我进来，她一直没插话，显然受过良好教育。她一直很专注地听我们讲话。但似乎英文水平有限，她脸上的表情流露出没完全明白我们的谈话内容的样子。
　　李先生眼睛闪亮了一下，面露得意之色说：“这是我在大陆的女朋友，我们感情很好，这次是她邀请我来中国玩的，知道我没来过北京，她一定要自己出钱请我来北京看看。预定的行程安排是在北京呆五天，我虽然在澳洲有老婆和孩子，她还是很爱我，我们认识有三十年了。”
　　关于李先生发病前的情况，护士那边已经了解过了，我虽然感兴趣，但也想放一放，先问发病的过程，于是我想先听听他女朋友的叙述。
　　“你不介意的话，我用中文跟你女朋友打个招呼，可以吗？如果可以，我先跟她了解一下情况，过程中，您可以随时打断我。”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开始用中文跟他女友交流：“你好，我是这里负责李先生健康状况的心理医生，他是昨天被送到急诊的，时间应该是晚上，我想先了解一下他的情況，再确定他的治疗方案，给你们提一些医疗建议。您是说中文的，我们现在用中文交流，您可以把我们说的内容翻译成粤语给他听，或者我跟他直接用英文交流，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您也可以随时问我，您看这样好吗？”
　　她说：“好。”
　　我问：“您是北京人吗？”
　　“不是，我是湖南人，第一次来北京。”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他行为异常的？”
　　“昨天开始的，说来话长。这次我请他从澳洲过来玩的，先是从悉尼飞到广州，然后从广州飞北京。飞机一路晚点，最后到北京时，已经有两天多没睡觉了。”
　　“为什么不直接飞北京？我才去的澳洲度假，记得也就十二个小时左右。”
　　“不是这样的，我本人也没有来过北京，于是就从旅行社报的团，全程由旅行社安排，旅行社订的机票，可能为了省钱，买了在广州转机的航班，第一程出发就晚点五个小时。到广州后，第二程飞机已经起飞了，遇到北京的雾霾，又备降到长沙。再起飞晚十个小时，加上飞行时间，到北京已经是第三天凌晨了。全程没怎么睡觉，旅行社接机后，入住酒店时已经是昨天凌晨4点了。旅行社安排的行程紧，通知6点半吃早饭，7点钟出发，基本没时间补充睡眠。” 　　我说：“还不如自己买机票直飞，直接在北京见。这样省时间。”
　　“是啊，以前也没有经验，早知如此，真不如买直飞了。”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呢？”
　　“昨天早上，大巴来接，我们跟旅行团出去看了天安门和故宫，午饭前安排去了一个茶叶店品茶，这时候，我发现他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表现出异常状态，一直在说话，坐卧不安。我跟导游说，他已经三天没睡觉，能不能先安排他回酒店睡觉。导游也发现他不对劲，于是从旅行社里调了一个人，陪他去酒店。”
　　“然后呢？”
　　“他应该是办完了入住手续后，就进房间睡觉了。大概是一个小时后，他从房间出来，发生了情况，酒店的工作人员观察到他行为异常，叫了公安。公安处理不了，就送到A医院就近治疗了。A医院的医生说他们看不了他的病，才转诊过来的。在A医院时，吃了两种药，情况未见好转。再次被救护车送到这边时，已经是夜里了。”
　　“你知道，酒店的人如何发现他行为异常吗？”
　　“这个不太清楚，我是继续跟团参加中午和下午的项目，后来因为导游说酒店那边出了事，才赶过去的。我到酒店时，公安和酒店的工作人员一大群人围着，然后跟着送去A医院了。”
　　我说：“还是问问李先生吧。”
　　于是，我用英文大概描述了一下，之前跟他女友说的内容。
　　我接着问李先生：“您之前说，您能记得那天中午在酒店发生的事情，之后就不记得了。那您能描述一下能回忆起的部分吗？”
　　“我们早上7点多就上了大巴，困得要命，看了天安门和故宫，然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于是要求回酒店睡觉。旅行社派了一个不懂英语的陪我去酒店，帮着办了入住手续后，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在房间呆了多久，反正没睡，突然觉得房间里外到处都是水，水位越来越高，于是我就出门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听不懂英文，又叫了经理，于是来了很多人，他们应该是没听懂我说什么。”
　　“真的有水吗？”
　　“当时是这么觉得的。到处都是。推开门，走廊里面也是，我开始喊服务员，告诉他们到处都是水，忘记了当时说的是粤语还是英语。”
　　“他们信你说的话吗？”
　　“不知道，应该是没听懂，估计也不信。”
　　“为什么后来公安也来了？”
　　“酒店的人想进房间查看，我没让，还亮了一下功夫，就这么拨了一下，又挡了一下，把他们拦住了。我是会功夫的。打他们五六个应该没问题。”
　　他說到此处，展示了一下功夫动作。面露得意的神情，眼神又亮了一下。能看出来，他的动作具有一定爆发力，应该是曾经练过功夫。
　　“为什么要拦住他们呢？不是你觉得有水，让他们来查看的吗？”
　　这个问题似乎把李先生问倒了，他摸摸脑袋说，想了足有十秒钟，才慢慢回答：“当时应该是认为那里是在自己在澳洲的公司，这些人要进公司图谋不轨，他们人又多。所以，亮出功夫，震慑他们的。”
　　“然后呢？你们动手了吗？”
　　“我后面的就回忆不起来，恍惚中跟着公安离开了酒店，接着就不记得了。睡醒时，我就发现自己在这里了，至于如何来的，使劲在想发生过什么，完全没有印象。刚才，女友讲了昨天后来的看病经过，我还在努力接受现实的过程之中。没完全搞明白。”
　　“您不是说参观天安门和故宫之后回的酒店，怎么又会觉得自己在澳洲的公司呢？”
　　“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
　　他一脸无辜的表情，似乎是小孩子闯了祸的表情，接着陷入了沉思，在认真回忆之前的场景。
　　说到此处，我已经基本明白了所有细节过程。
　　我跟李先生说：“您这种状况很常见，今年我们已经碰到三例了，就是飞机晚点，加上时差，以及几天以上的失眠，很多人都会有突发的精神失常。虽然，在医疗的诊断标准里面没有单独列出来，但是确实案例不少，尤其是现在的飞机晚点实在很严重。”
　　李先生一脸茫然，没有什么反应。
　　“您描述中看到了水，应该是幻觉的一种，属于精神症状里面比较轻的。打个比方就像你白日做梦，或者看到了海市蜃楼一样。另外，你说酒店是你澳洲的办公室，这是空间定向力的错乱，通常，人具有明确自己的定位的能力，包括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坐标定位，还有要能认人。我想昨天您发病时，您这三个定向力都是紊乱的。”
　　李先生有些愕然，试图去理解我说的症状分析。她女友关切地问：“这种情况严重吗？”
　　我又用中文跟她女友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内容，继续补充说：“突发的精神状况，通常都好治，需要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前三天用药物控制住精神症状，这期间会睡得比较多，别担心，趁此机会可以补充一下缺失的睡眠。关键是精神状况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后续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药物服一周左右。后续需要低剂量预防吃一年，防止复发。你们在北京的旅游可能就参加不了了，我们这边住院暂定三天。第三天的时候再评估一下，是否有继续住的必要。”
　　“哦，我也觉得旅行团肯定是参加不了了，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我已经让他们预定回澳洲的机票，但是需要先确定一下时间，哪天能走。”
　　我说：“他的情况不严重，他昨天在A医院吃了口服药，没有马上起效，来我们医院又服了药，就睡过去了，刚才的谈话过程中，我观察他基本思路清晰，症状方面基本已经得到控制了。按照我的估计，如果要3天后飞，在服药的状况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会复发。保险起见，我的医疗建议是在一周左右往回飞会更安全些。我们只能预测，没人能承诺绝对的安全。”
　　她点点头：“那还是定一周以后的票吧。”
　　为了信息的畅通，我再用英文重复了一下上面的内容，问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问题。
　　他想了一下，似乎思考的速度还没完全恢复，停顿了一下才说：“还是听你们的建议吧。” 　　我又跟他总结性地回顾了一下全过程：“首先是过长的飞行时间，加上飞机晚点，继发出持续的失眠，脑细胞长期处于兴奋状态后，就会出现功能紊乱。您在品茶时出现的应该是兴奋状态，回酒店房间看到的水是幻觉视觉;出来跟酒店的工作人员动手属于被害妄想症状;认为酒店的房间是你在澳洲自己公司的办公室，这是定向力中的空间定位障碍。如果当时问您时间的话，您应该也答不出来是早上还是晚上。后来的失忆就是彻底的精神病性症状了，思维是错乱的。通常人在完全清醒后是回忆不出发病时自己的行为的。”
　　听了我这么一说，他仿佛能将缺失的记忆和回忆起的部分无缝接连上了。李先生和女友相互对望了片刻，两人都笑了，笑得很真实，同框下又是那么和谐。
　　他俩常年分住在赤道的南北两边，距离一万公里，年龄加起来一百三十多岁，因为长年积淀的感情，因缘际会才会以这种方式相聚在北京。
　　可即使是计划得天衣无缝，也不代表一切都能够如愿。
　　我帮他们解释清楚了这几天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应该还有另一半没看到却更戏剧化的部分，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三

　　L先生，四十多岁，一米八高，典型的欧洲人样貌。走进诊室前，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名字看起来像是德裔的拼法。我再查看病例系统，显示一周前他来全科门诊做过体检，开了很多的检查项目。但是，我查不到他以往的精神科就诊记录，心里想，也许他是临时预约的白领失眠患者。
　　他在候诊人群里比较显眼，穿着西装，白衬衣，没打领带，在靠窗一角的沙发上端坐着。一缕泛着金色的阳光从窗外的偏南方向照进来，他的头发和右侧脸的边缘也反射出一层柔和的光晕，远远看上去人显得比较精神。我猜，或许他看完医生，还要去参加会议。我招招手，示意可以开始了，看着他起身过来，直到他走进了诊室。近距离观察时，我发现他的面部呈现出典型的抑郁面容，愁容满面。我关上门，请他入座。
　　（以下对话，原文为英文）
　　“您从哪里来？”
　　“D国。”
　　“那您会说很多种语言了吧？”
　　“会一些。”
　　“您也说德语吗？”
　　“会，但我更倾向于说英语，德语虽然学过，很久不说了。”
　　德国周围的小国，几乎人人都会说德语，不过有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说，或许还有二战留下的阴影。本来想跟他用德语交谈的，如果他是德裔，或者更能融入治疗气氛。他回绝得很干脆，至此好奇心结束，我将话题转向主题。
　　我问：“您的面部表情告訴我，您是因为抑郁来的，对吗？”
　　“哦，抑郁症能从脸上看出来啊？”
　　“对的，能看出来一些，非语言交流能够提供百分之八十的信息量。不过，我还是想听听您自己的描述。”
　　“从哪儿说起呢，事情发生在两年前，我去泰国度假，水肺潜水。以前每年都去潜，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那次，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潜到水下二十米，我突然就感到呼吸困难，以前也没发生过这种情况，直接就有濒死的感觉。因为是在水下，极度危险，幸好有教练的帮助，紧急上浮后就被送到当地的医院住了几周，诊断是惊恐发作，期间服用了一种药，症状就没有了。后来大概又吃了半年药，之后就自己停了。服药期间，还来这里开过一次药。这之后，我也再没有深潜过。”
　　“那后来呢？复发了吗？”
　　“我也不知道。近半年，一直心情不好，家庭关系不和睦，爱发脾气，总吵架，对女人也失去了兴趣。凡事都觉得没有意思，工作方面也力不从心。在一些重要的工作场合，经常有马上要崩溃的感觉。心脏跳得厉害，无法集中精力。”
　　我顺便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似乎有意识回避细节，泛泛地说：“企业的管理层。”
　　看他不想深入话题说，我也就不深入问了，我将话题切回主题：“您现在的诊断是抑郁症，核心症状您都有”，情绪低落，兴趣缺失，活动减少。虽然，现在的症状已经不是以前的惊恐发作了，但是，这两种病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需要吃一段时间的抗抑郁剂。您还记得原来吃过的药是什么吗？
　　“E药。每天一片。”
　　“效果还可以吗？”
　　“我觉得还行。吃了半年，感觉病好了，就不吃了。”
　　“那么这次的方案，我推荐您吃另一个药，S药，它跟您以前吃过的E药同属于抗抑郁剂的第二代药。您以前没有吃过，换一个成分，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推荐您看一部电影，《爱情与灵药》，里面描述一个美国的医药代表通过搭配卖万艾可，将这个药做成明星药的故事，很有意思。”
　　“您说的电影，我会找个时间看的。不过，我想，我还能继续服用E药吗？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些E药，可以继续吃吗？”
　　他的表情看上去很坚决，几乎是在瞬间，已经做了选择，E药，那我也就尊重他的选择。
　　“当然可以，其实，这两种药属于同类的药，效果和副作用都很相近，两者之间是有微小差别的，S是双通道药物，E是单通道药物，效果方面S更柔和，E起效比较快。仅此而已。”
　　他点点头，于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就基本定下来了。
　　我又跟他讲了些药物机理及注意事项，还有副作用等，又聊了一些以往类似案例的情况。
　　时间也过得飞快，转眼四十分钟过去了，于是我开始收集基本信息，来完成首诊病例。
　　我们的话题从他成长经历，一直聊到教育和婚姻家庭。他说，他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倒是比较适应北京这边，在国际学校里，说中文和英语，已经融入了这边的生活。妻子也是D国人，跟着他来到中国，已经好几年了。妻子有抑郁倾向，家庭气氛不融洽，总是有矛盾，而矛盾的核心是，妻子近期想带着孩子回欧洲居住了。目前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处在离婚的边缘。
　　我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一下，他的状态确实不好，工作和生活一团糟，除了需要同情与共情外，还要有能够立竿见影的改善。否则，他会从人生的赢家迅速变为输家。第一步，我要做的是给他希望。 　　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尤其是先治好抑郁症，其他事情也会随之变好的。我们抽丝剥茧，先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根据我的经验，稳定服用，一两周左右，您会感受到一个明显的好转。在此基础上再有一两个月，您会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状态。”
　　最后的五分钟，我觉得有必要再了解一下他的工作环境，于是我提了最后一轮问题。
　　“您之前提到，您是在一个企业做管理的，能具体点说吗？还有就是工作方面，您有压力吗？”
　　他看了一下我，顿了几秒钟，开始说，这次没有回避，显然是之前的阻抗已经消失了。
　　“说来惭愧，我的企业就是E药的唯一生产商，我是这个制药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这也是在您推荐其他药时，我仍选择E药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吃自己公司的药康复，那最好不过了。”
　　“当然，治疗方案通常是我们提建议，由患者自己做决定。客观地说，两种选择都很好，伯仲之间，但是，换做我的话，我也会选择自己的产品，没有理由用竞争对手的。既然你说家里还有一些，还需要开药吗？”
　　“开一些吧。”
　　听到这话时，我内心中还是有所触动。这么大一个药企高管，来门诊悄悄看病，還是开的自己公司生产的药，能算是我的奇遇吗？我由衷地希望他能更好。
　　他没有停的意思，接着说到他的人生轨迹，他在大学是学经济专业的，对于医药方面知之甚少，毕业后先做了一个企业，一直从底层做到CEO，后来转到现在的药企发展的。从总部的中层做起，几年时间做到了中国区负责人，业绩还不错，每年在中国的增长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他虽然是药企的负责人，但是对于抑郁症所知不多，自己有了抑郁症，还是要找专业人员帮他解决，他希望在我指导下开始治疗。
　　我开了处方，并告诉他如何吃，预约了复诊时间。
　　第二周，他又来了，抑郁面容渐渐风轻云淡般地散去了。他说自我感觉好了很多，药物应该说开始见效了。不过，下周会有一个重要会议，他必须要保持一个良好状态，问我能否有办法。
　　我说既然没有副作用，可以加些药量，等会议开完了，下一次约可以聊聊生活模式。他比较放松地聊了四十分钟，走了。
　　第四周，他来了，这次说了很多话，说他的工作状态继续变好，家里也和睦了许多，很奇怪，最近没有吵架，妻子也没有再要求回欧洲。他计划着近期去海边住几周，休个长假，思索一下人生的意义。得过抑郁症或许是件好事，亲身体验了一下人生的最低潮，备感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他想要好好规划一下后面的生活。他说这次来，主要是来感谢的，感谢能遇到人生中的贵人。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他不会再来了，此次他是来道谢的。看到他越来越好，一种内心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资料写作者：德先生，心理医生，现居北京。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