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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名查良镛，以其笔名“金庸”行世。
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为《明报》写社论，一支是写武侠小说。
金庸的《明报》成功，除了它的武侠小说、新闻报道等因素外，也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社论。金庸写了３０多年的社论，当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社论怎么说，海峡两岸的政要也非常重视他的社论，国际上对《明报》“路易—查”（笔者注：金庸的英文名）的评论也非常看重。他的社论为知识分子所欢迎，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读他的社论。笔者认为，金庸的社论，在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经笔者研究，发现金庸的社论不论是在影响力上、写作理念上，还是在写作风格上，有很多方面与新记《大公报》张季鸾先生极其相似，给人以一脉相承的感觉。通过比较人们可以感受得到，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精神又在《明报》身上、在金庸先生身上复活了！季鸾先生等地下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中国的新闻学人，对此也应该感到振奋和鼓舞。
社评的影响力来自社评的价值
金庸是《明报》的总编辑，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总编辑，都是代表本报发表社论的报社主笔，并非常重视社论的写作。他们的社论在当时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成为其报纸吸引读者的主要特色之一。
张季鸾先生毕生从事新闻工作，而其最辉煌时期当属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４１年逝世前主持《大公报》这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撰写的《大公报》社论，在当时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一点为史家所公认。“《大公报》当时在报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与张的社评吸引读者是分不开的。”（１）“就国统区来看，《大公报》在当时所占的舆论‘权威’时间最长，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国家局势有什么重大变化，大家都要看《大公报》如何表态，这说明它在读者中的可信度高、影响力大。实际上《大公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季鸾的社评。”（２）
金庸自《明报》创刊到１９９２年控股权转移，也是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亲笔撰写社评至少有七千多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尤其在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的问题上，金庸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评，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的社论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什么会赢得读者这样的欢迎呢？
金庸和张季鸾两位先生的社评之所以受到欢迎，产生影响，首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社评是“有价值的”，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两位先生都有极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他们在社论中所作出的分析或判断，往往会被随后发生的事实所验证，多数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故为人所信服。“他（张季鸾）的时评，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３）金庸的社论“见解独到，判断准确”（４）也为人所公认。
社论有了“见识”才能有价值，才能产生影响力，有了影响力才能实现社论的价值——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有价值的社论，对读者、对政府、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对报纸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位先生的社论，成为读者购买、阅读他们的报纸的理由，也成为他们报纸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对于今天的中国报业来说，有必要重新认识社论存在的价值。
注重社论的表达形式
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语言不仅要言之有物，而且还要有恰当的、合适的表达形式。读金庸的社论，笔者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行文风格与张季鸾先生非常相像。简而言之，一是语气平和，一是语言平实。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这也是他们的社论受到欢迎、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来谈谈“语气平和”。“语气平和”中含有这么几层意思：语气平等、语气真诚、语气友善。张季鸾先生的许多社论“言谈之中透露出一种款款的真诚，好像在与读者谈心”。（５）金庸曾用“姚馥兰”为笔名写过文章，“姚馥兰”即ＹＯＵＲＦＲＩＥＮＤ（你的朋友），包括了以朋友的口吻平等待人真心交谈的意思。他的社论也是给人这种感觉，就像有一个朋友在跟你真心交谈一样。香港报人叶积奇在《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一文中这样评论过：“查良镛用这种娓娓而谈方式撰写的社评是最成功的；一方面，读者读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在进行深入的思考。”（６）
语言平实。曹谷冰在《季鸾文存四版序》中也说：“其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情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７）张季鸾先生曾经向徐铸成传授过他写作社论的秘诀，徐说：“张先生曾一再跟我谈写社论一类文章的文风问题，说写社论要使读者看懂，要与读者思想交流；千万勿写连自己都看不懂的句子；不要自炫渊博，用那些不常见的古怪的字和僻典。”（８）“他说写报纸评论千万别用冷僻的字或典，太冷僻了，读者面就小了。其次，他说‘千万勿写过长的句子，如果一句话讲不完，宁可拆开两句，甚至几句来说明。否则，一句长达几十个字，读者看到后面时，前面已经忘记了。文字结构也宜西洋化。在遣词造句或用成语的地方，凡别人已用滥了的，千万勿抄袭，应另外找一相同或类似的字或句子。这样写不是为了要标新立异。按常理讲，比如有一个朋友和你谈话，老是那一套老生常谈，即使是至理名言，也易使人多闻而生厌。’”（９）“也不要搬用别人已经说过千百遍的套话、口号。文章有新意，也要有警句，但那要是信手拈来的，千万不要生造、硬凑，弄巧成拙。”（１０）
读金庸的社论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不说空话，不喊高调，很少用华丽的词藻、深奥的概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词语，说实实在在的话。“他的社评文字浅显明白，深入浅出。”⑾语言平实，并不等于语言无味。香港著名文化人董桥评价金庸的社论说：“查先生是小说家，写政论往往穿插一些说部的笔触：添一些对白，描几幅景象，说两句自己，行文里顿时多了三分情趣。”⑿
社论的风格与报人的人格
张季鸾和金庸的社论都表现出笔锋带情、敢言等风格，这与他们个人的情感和人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的社论也体现出了他们做人的风格。
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才能写出有情有义的文章，才能真正地感染人。人们说张季鸾的笔锋常带感情，最能感染读者的心，其实这笔锋常带的感情，恰恰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是对亲友的情，对乡土的情，对国家的情。
张季鸾先生对亲友、对乡土、对国家都充满了朴素的情感。他在《归乡记》里就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金庸先生也是具有这种感情的，也有一些“报恩主义”的思想。自１９８１年以来，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影响香港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发表一篇有关的社评”。“他心中永远忘不了在故乡海宁读小学时，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时‘突然掩面痛哭’，他们全班小学生‘跟着他哭泣’。所以对于‘收回香港’，他认为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⒀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作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也首先必须是一个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张季鸾先生身上就有“大丈夫”这样的品质。他曾在报纸上勇敢揭露北洋政府的阴谋活动，为此曾“两度系狱”。张季鸾失业后，由朋友推荐曾任陇海路会办，那是有名的“肥缺”，但他志在新闻事业，到任不及一月便拂袖而去。
金庸可以说和张季鸾一样，身上具有一些“大丈夫”的品质。
１９６７年香港发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金庸反对极“左”势力采取过激行为，极“左”派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其中第二个人就是金庸。第一名叫林彬，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为了表示不畏强暴，对林彬的死，金庸连续在《明报》上发了两篇社评，一篇是《烧不灭的声音》，一篇是《敬悼林彬先生》。他说，“我也常常以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作为模范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⒁“每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⒂
张季鸾先生说他办报的“秘诀”就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的决心，为维护独立客观的精神，随时准备失败，即使报纸关门也在所不惜。金庸在《自由客观决不改变》的社评里写道：“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虽然可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⒃
社论产生的小环境和大环境
一篇优秀社论的产生，当然与评论者个人的学识和人品关系密切，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能允许它出生并存在的大小环境。如果没有这两个环境，即使有张季鸾和金庸这样的人，他们也是不可能成为优秀评论家的。
先说一下“小环境”。小环境是指报社的内部环境。报社的内部环境，一个就是报社明确的办报宗旨，如梁启超所言好的报纸要“宗旨定而高”；一个是报社的经营管理。张季鸾和金庸这样的社评家，都是依托这样一个良好的“小环境”才发挥作用的。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以“四不主义”为其宗旨，在这个宗旨引导下，《大公报》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内部舆论环境，为张的社论提供了基础。
金庸的“小环境”情况与此十分相似。在谈到办报宗旨方面，《明报》的宗旨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可谓是异曲同工，其中可以看到很多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的痕迹。金庸曾深受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影响，在金庸的《明报》里，闪现着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影子。
我们再来谈谈大环境。这个大环境指的就是社会环境。金庸和张季鸾的社论，都是依托了一个大环境才得以存在的。
张季鸾虽然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然而这个环境却能允许一份报纸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存在。清朝光绪帝颁布诏书，即允许民间创办报刊。“清廷实行‘新政’后，‘报禁’开放，国民可自由创办报刊与传递新闻信息，在事实上获得了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⒄“１９０８年颁行的《大清报律》……在报刊的创办问题上较前有所进步，由批准制改为注册登记制度加保证金制……”⒅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庄严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自此以后，民间办报之权利即使遭到各种反动势力的打压，也始终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存在。反动势力即使再嚣张，也不敢彻底取消或变相地彻底取消这一权利，民营报业也始终存在着。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能够维持其民办的地位，坚持“四不主义”，独立客观地进行报道和评论，拒绝接受官方及其他一切有政治色彩资本的控制，没有这个大环境，他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金庸也承认，他能够“真正客观、公正和独立，抗拒利诱威迫”，也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
也正是有了“独立生存，无求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能力，才能构建起知识分子独立地位和价值系统，才可以避免依附于权力阶层，张和金才能独立客观公正地来进行评论，发挥出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一些人议论金庸想做首任特区行政长官时，他反驳说：“认识金庸这个名字的人，较认识卫奕信的人还多，我实在没有理由为出名而去做将来的特区首长。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和利相信不会差过港督。今天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不知道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以后，恐怕相差更远吧！不要说我已经六十多岁，就是现时只三十多岁，也不当行政首长。你想想，目前单是一会儿英国议员来，一会儿港澳办的来，一迎一送就麻烦透顶。受到这么多人管束，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我现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听太太的话，要给她买靓衫之外。”⒆金庸能够如此自负、如此潇洒超脱，是因为他有他的环境所赋予他的独立的资本。报业市场成为报人生存的市场，因而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舆论和观点的市场”。
注释：
（１）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９页。
（２）（５）（７）《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３）《大公报百年史》，方汉奇等著，摘自新华网。
（４）⑾ ⑿ ⒀ ⒆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６）转引自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３页。
（８）（９）（１０）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⒁⒂《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⒃转引自《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６页。
⒄⒅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６７页，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一版。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施宇
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为《明报》写社论，一支是写武侠小说。
金庸的《明报》成功，除了它的武侠小说、新闻报道等因素外，也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社论。金庸写了３０多年的社论，当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社论怎么说，海峡两岸的政要也非常重视他的社论，国际上对《明报》“路易—查”（笔者注：金庸的英文名）的评论也非常看重。他的社论为知识分子所欢迎，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读他的社论。笔者认为，金庸的社论，在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经笔者研究，发现金庸的社论不论是在影响力上、写作理念上，还是在写作风格上，有很多方面与新记《大公报》张季鸾先生极其相似，给人以一脉相承的感觉。通过比较人们可以感受得到，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精神又在《明报》身上、在金庸先生身上复活了！季鸾先生等地下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中国的新闻学人，对此也应该感到振奋和鼓舞。
社评的影响力来自社评的价值
金庸是《明报》的总编辑，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总编辑，都是代表本报发表社论的报社主笔，并非常重视社论的写作。他们的社论在当时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成为其报纸吸引读者的主要特色之一。
张季鸾先生毕生从事新闻工作，而其最辉煌时期当属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４１年逝世前主持《大公报》这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撰写的《大公报》社论，在当时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一点为史家所公认。“《大公报》当时在报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与张的社评吸引读者是分不开的。”（１）“就国统区来看，《大公报》在当时所占的舆论‘权威’时间最长，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国家局势有什么重大变化，大家都要看《大公报》如何表态，这说明它在读者中的可信度高、影响力大。实际上《大公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季鸾的社评。”（２）
金庸自《明报》创刊到１９９２年控股权转移，也是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亲笔撰写社评至少有七千多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尤其在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的问题上，金庸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评，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的社论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什么会赢得读者这样的欢迎呢？
金庸和张季鸾两位先生的社评之所以受到欢迎，产生影响，首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社评是“有价值的”，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两位先生都有极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他们在社论中所作出的分析或判断，往往会被随后发生的事实所验证，多数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故为人所信服。“他（张季鸾）的时评，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３）金庸的社论“见解独到，判断准确”（４）也为人所公认。
社论有了“见识”才能有价值，才能产生影响力，有了影响力才能实现社论的价值——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有价值的社论，对读者、对政府、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对报纸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位先生的社论，成为读者购买、阅读他们的报纸的理由，也成为他们报纸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对于今天的中国报业来说，有必要重新认识社论存在的价值。
注重社论的表达形式
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语言不仅要言之有物，而且还要有恰当的、合适的表达形式。读金庸的社论，笔者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行文风格与张季鸾先生非常相像。简而言之，一是语气平和，一是语言平实。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这也是他们的社论受到欢迎、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来谈谈“语气平和”。“语气平和”中含有这么几层意思：语气平等、语气真诚、语气友善。张季鸾先生的许多社论“言谈之中透露出一种款款的真诚，好像在与读者谈心”。（５）金庸曾用“姚馥兰”为笔名写过文章，“姚馥兰”即ＹＯＵＲＦＲＩＥＮＤ（你的朋友），包括了以朋友的口吻平等待人真心交谈的意思。他的社论也是给人这种感觉，就像有一个朋友在跟你真心交谈一样。香港报人叶积奇在《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一文中这样评论过：“查良镛用这种娓娓而谈方式撰写的社评是最成功的；一方面，读者读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在进行深入的思考。”（６）
语言平实。曹谷冰在《季鸾文存四版序》中也说：“其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情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７）张季鸾先生曾经向徐铸成传授过他写作社论的秘诀，徐说：“张先生曾一再跟我谈写社论一类文章的文风问题，说写社论要使读者看懂，要与读者思想交流；千万勿写连自己都看不懂的句子；不要自炫渊博，用那些不常见的古怪的字和僻典。”（８）“他说写报纸评论千万别用冷僻的字或典，太冷僻了，读者面就小了。其次，他说‘千万勿写过长的句子，如果一句话讲不完，宁可拆开两句，甚至几句来说明。否则，一句长达几十个字，读者看到后面时，前面已经忘记了。文字结构也宜西洋化。在遣词造句或用成语的地方，凡别人已用滥了的，千万勿抄袭，应另外找一相同或类似的字或句子。这样写不是为了要标新立异。按常理讲，比如有一个朋友和你谈话，老是那一套老生常谈，即使是至理名言，也易使人多闻而生厌。’”（９）“也不要搬用别人已经说过千百遍的套话、口号。文章有新意，也要有警句，但那要是信手拈来的，千万不要生造、硬凑，弄巧成拙。”（１０）
读金庸的社论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不说空话，不喊高调，很少用华丽的词藻、深奥的概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词语，说实实在在的话。“他的社评文字浅显明白，深入浅出。”⑾语言平实，并不等于语言无味。香港著名文化人董桥评价金庸的社论说：“查先生是小说家，写政论往往穿插一些说部的笔触：添一些对白，描几幅景象，说两句自己，行文里顿时多了三分情趣。”⑿
社论的风格与报人的人格
张季鸾和金庸的社论都表现出笔锋带情、敢言等风格，这与他们个人的情感和人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的社论也体现出了他们做人的风格。
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才能写出有情有义的文章，才能真正地感染人。人们说张季鸾的笔锋常带感情，最能感染读者的心，其实这笔锋常带的感情，恰恰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是对亲友的情，对乡土的情，对国家的情。
张季鸾先生对亲友、对乡土、对国家都充满了朴素的情感。他在《归乡记》里就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金庸先生也是具有这种感情的，也有一些“报恩主义”的思想。自１９８１年以来，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影响香港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发表一篇有关的社评”。“他心中永远忘不了在故乡海宁读小学时，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时‘突然掩面痛哭’，他们全班小学生‘跟着他哭泣’。所以对于‘收回香港’，他认为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⒀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作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也首先必须是一个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张季鸾先生身上就有“大丈夫”这样的品质。他曾在报纸上勇敢揭露北洋政府的阴谋活动，为此曾“两度系狱”。张季鸾失业后，由朋友推荐曾任陇海路会办，那是有名的“肥缺”，但他志在新闻事业，到任不及一月便拂袖而去。
金庸可以说和张季鸾一样，身上具有一些“大丈夫”的品质。
１９６７年香港发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金庸反对极“左”势力采取过激行为，极“左”派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其中第二个人就是金庸。第一名叫林彬，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为了表示不畏强暴，对林彬的死，金庸连续在《明报》上发了两篇社评，一篇是《烧不灭的声音》，一篇是《敬悼林彬先生》。他说，“我也常常以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作为模范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⒁“每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⒂
张季鸾先生说他办报的“秘诀”就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的决心，为维护独立客观的精神，随时准备失败，即使报纸关门也在所不惜。金庸在《自由客观决不改变》的社评里写道：“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虽然可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⒃
社论产生的小环境和大环境
一篇优秀社论的产生，当然与评论者个人的学识和人品关系密切，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能允许它出生并存在的大小环境。如果没有这两个环境，即使有张季鸾和金庸这样的人，他们也是不可能成为优秀评论家的。
先说一下“小环境”。小环境是指报社的内部环境。报社的内部环境，一个就是报社明确的办报宗旨，如梁启超所言好的报纸要“宗旨定而高”；一个是报社的经营管理。张季鸾和金庸这样的社评家，都是依托这样一个良好的“小环境”才发挥作用的。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以“四不主义”为其宗旨，在这个宗旨引导下，《大公报》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内部舆论环境，为张的社论提供了基础。
金庸的“小环境”情况与此十分相似。在谈到办报宗旨方面，《明报》的宗旨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可谓是异曲同工，其中可以看到很多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的痕迹。金庸曾深受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影响，在金庸的《明报》里，闪现着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影子。
我们再来谈谈大环境。这个大环境指的就是社会环境。金庸和张季鸾的社论，都是依托了一个大环境才得以存在的。
张季鸾虽然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然而这个环境却能允许一份报纸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存在。清朝光绪帝颁布诏书，即允许民间创办报刊。“清廷实行‘新政’后，‘报禁’开放，国民可自由创办报刊与传递新闻信息，在事实上获得了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⒄“１９０８年颁行的《大清报律》……在报刊的创办问题上较前有所进步，由批准制改为注册登记制度加保证金制……”⒅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庄严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自此以后，民间办报之权利即使遭到各种反动势力的打压，也始终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存在。反动势力即使再嚣张，也不敢彻底取消或变相地彻底取消这一权利，民营报业也始终存在着。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能够维持其民办的地位，坚持“四不主义”，独立客观地进行报道和评论，拒绝接受官方及其他一切有政治色彩资本的控制，没有这个大环境，他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金庸也承认，他能够“真正客观、公正和独立，抗拒利诱威迫”，也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
也正是有了“独立生存，无求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能力，才能构建起知识分子独立地位和价值系统，才可以避免依附于权力阶层，张和金才能独立客观公正地来进行评论，发挥出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一些人议论金庸想做首任特区行政长官时，他反驳说：“认识金庸这个名字的人，较认识卫奕信的人还多，我实在没有理由为出名而去做将来的特区首长。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和利相信不会差过港督。今天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不知道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以后，恐怕相差更远吧！不要说我已经六十多岁，就是现时只三十多岁，也不当行政首长。你想想，目前单是一会儿英国议员来，一会儿港澳办的来，一迎一送就麻烦透顶。受到这么多人管束，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我现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听太太的话，要给她买靓衫之外。”⒆金庸能够如此自负、如此潇洒超脱，是因为他有他的环境所赋予他的独立的资本。报业市场成为报人生存的市场，因而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舆论和观点的市场”。
注释：
（１）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９页。
（２）（５）（７）《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３）《大公报百年史》，方汉奇等著，摘自新华网。
（４）⑾ ⑿ ⒀ ⒆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６）转引自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３页。
（８）（９）（１０）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⒁⒂《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⒃转引自《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６页。
⒄⒅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６７页，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一版。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