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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在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思想指导下，大批苏联顾问进入广东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内部，开始对其进行“布尔什维克改造”。对于这些苏联顾问的地位，史学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苏联顾问在较短时间内提升了从旧军阀部队转变过来的革命军的素质，并在一些关键战役中令人刮目相看，其中发生在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期间的惠州战役就是典型的例子。
最近，俄罗斯《军事历史》杂志公开了曾在第二次东征期间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顾问的亚·尼·切列潘诺夫的回忆录，他从第三者的视角回顾了这次东征中最艰苦的一战。传奇般的“铁城”
1924年冬，背叛孙中山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江西之机，打算趁虚而入，夺取国民政府首都广州。为防患于未然，1925年2月至11月，国民政府以留守广州的黄埔学生军为主力，先后两次东征讨伐。对于这两次东征，我(指切列潘诺夫)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唯一还历历在目的恐怕就是那传奇般的惠州要塞攻坚战了，它发生在第二次东征期间。
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巢，也是他发家的地方(陈炯明曾在惠州举行反清起义，死后也葬在惠州)。早在第一次东征时，惠州要塞就是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心病，他试图靠“人海战术”拿下惠州，但被苏联顾问罗加乔夫拦下了。事实证明罗加乔夫是对的，惠州像所有欧洲中世纪要塞那样有着“传奇般的荣誉”，当地人说自有要塞以来的1000多年里，无论是席卷欧亚的蒙古军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未曾从正面攻克过惠州。1923年夏，孙中山曾亲率3万来自云南和广西的“客军”围攻惠州，还从苏联争取来3架飞机助战，向要塞投下近百颗炸弹，孙先生甚至借鉴1552年俄国伊凡雷帝攻占喀山战役的经验，在惠州南门城墙脚下挖地道埋雷，把城墙炸塌了100余米，可陈炯明部名将杨坤如很快指挥守军在城墙倒塌的地方用圆木尖重新恢复防御，攻坚战功败垂成，从此惠州在许多人心里留下“铁城”的印象。很显然，尽管东征军不再像前几次由旧军队的雇佣兵组成，来自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充满战斗热情，但他们军事素质之低下也是“出乎意料”的，如不认真训练，东征军所要流的血恐怕要染红惠州城墙。
经过第一次东征的锻炼，参加第二次东征的黄埔学生军更有战斗力了。当部队陆续集结到惠州外围后，根据我的建议，以蒋介石亲信何应钦为首的一小队中国军官和苏联炮兵顾问别夏斯特诺夫、根纳季·基列夫，机枪顾问帕洛夫，工兵工程师雅科夫列夫一起对惠州进行了突击侦察。当时我们在距惠州1000米左右的地方悄悄登上一处高地，可是从望远镜里的情况让我们感到沮丧：惠州坐落在东江左岸，被江水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又被高约8米(有些地方甚至10米)，厚6～9米，长6000米的城墙保护着，城墙外部和一人高的城堞全是石头砌成，城堞的缝隙间是守军设置的枪眼，城门上耸立着高高的瞭望塔。为抵御东征军，惠州城门已被守军用很粗的圆木顶死。惠州东城三面环水，还有一面用宽7～8米，深约4米的壕沟护卫，而西城则被北面的东江、东面的西江、南面的壕沟、西面无法涉水而过的湖泊掩护起来。我们从当地农民口中得知，惠州北门是唯一能供大部队正面进攻的区域，可那里只有一片两三百米宽的狭窄地段，敌人用几挺重机枪就能封锁住!
混乱中的一颗救命稻草
第二次东征发起前，国民政府以为陈炯明军队有3万人，后来才知道只有2.2万人，但就当时而言，陈部的给养和装备堪称一流，尤其陈炯明麾下的林虎和洪兆麟两位师长作战凶狠，在第一次东征时就给国民革命军来了“下马威”。到了第二次东征期间，陈炯明还勾结广东南部军阀，大有“你敢打惠州，我就敢打广州”的意思。看来，东征军要想粉碎陈炯明集团，除了速战速决，别无他法。
而对于攻取惠州的难度，大家都心知肚明。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把主攻任务交给自己嫡系的第1军2师4团和第3师。为了强攻北门，4团于10月10日12时前全部进入预定阵地，但负责侧翼保护的第3师直至总攻发起前也没能完成对惠州西、南和东南方向的包围。事实上，第3师负责进攻方向上的敌人是最薄弱的。
10月10日，由4团团长刘尧宸(国民党员)、团顾问舍瓦尔金、炮兵顾问兼第2师顾问组长别夏斯特诺夫、工程师雅科夫列夫、炮兵顾问基列夫以及4团炮兵连连长组成的指挥部终于制定出强攻作战报告。在报告中，雅科夫列夫是这样写的：
“屡遭战祸的居民早已离开这块土地。为了拓展射击视野，惠州城防司令杨坤如将军(就是1923年挡住孙中山大军的守将)还把城墙附近的房屋全都拆毁……但在那片唯一可发动总攻的狭窄地带，我们发现离城墙约100米处有一条水量丰富的河渠，渠上还有狭窄的石桥。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到了小渠南面竟然还有3条宽3米，长约600米的陡峭堤坝。这一发现令我们惊喜不已，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那里部署火炮!我们为了此次强攻准备了1支炮兵加强连，可说是加强连，也只有2门日本有坂兵工厂生产的平射炮，其余全是山炮。这些山炮不仅不能摧毁城墙，甚至连弹药都不够。”
至于如何将平射炮秘密运到河坝上，就成了强攻的关键。大家最初的设想是用舢板将2门炮顺流而下送往河坝。但当苏联顾问基列夫找到中国军官协商实施时，却发现负责护送炮连的蔡姓营长竟然因酗酒而呼呼大睡。不得已，他只好将2门大炮连同炮手组成突击队，搭上当地百姓支援的带帆盖的舢板，悄悄将火炮运到堤坝上。事后证明，这2门平射炮真的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令人沮丧的战前动员
10月11日下午5时，4团召开全体政工人员会议，许多积极分子表示要在强攻中成为战友的表率。会后，4团成立了由260人组成的敢死队，负责架设登城时的梯子，并决定总攻时间定在10月13日零时。说实话，当时的情景的确令我热血沸腾。
10月12日中午，就在我率领敢死队员们训练架梯子的时候，蒋介石和罗加乔夫来到4团团部，他们首先在观察所用望远镜观察了强攻地段，之后蒋介石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在刘尧宸团长的要求下，蒋才记起要对战士们进行动员。令人讽刺的是，蒋介石却在动员中说这样的话：“要是(我们)两天之内拿不下要塞，就应当放弃它。”原来，蒋介石曾在10月7日给守军司令杨坤如拍去一份电报，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劝说杨坤如献出城池，并保证以高官厚禄报答，这与其说是最后通牒，倒不如说是心理畏惧的表现，因为这份电报只会使守城军阀更加坚信要塞坚不可摧! 事实上，蒋介石的投鼠忌器还表现在他稍后从4团抽走本该支援进攻的部分大炮，以便加强给第3师，因为该师师长谭曙卿与蒋亲密无问。稍稍令人欣慰的是，蒋介石答应在拿下惠州后，给每位敢死队员发30银元。在这里，我不得不说明—下，在中国旧式军队里，每场战役的胜负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报酬的多少。对此我虽然可以理解，但总觉得让神圣的战争多少蒙上了铜臭味。
堂·吉诃德
10月12日中午，敢死队全体成员集合完毕，勇敢的刘尧宸团长亲任队长。根据计划，敢死队被分为40个小组，每小组6人，并配备短枪和梯子。晚上20时45分，位于河堤上的平射炮阵地开火了，炮手们就像在靶场进行炮术表演一样打得非常漂亮，7发榴弹全部命中目标——北城城门炮楼、北城墙、西北城墙上的城堞及西南门上的部分城堞都被摧毁了。与此同时，炮兵连的山炮阵地也开火了，敌人本来想用1门山炮压制住河堤上的平射炮，但只放了3炮就被4团的山炮给报销了。中国人从未见过如此密集的火力，他们非常天真地为每一发炮弹的爆炸而欢呼，每当炮弹准确命中，就爆发出一阵整齐而响亮的“杀——”声。我记得很清楚，平射炮阵地在进攻中作用至关重要，虽然河堤上只有2门，可那一天它们共打出500多发炮弹，最后是因炮管太烫才中断了一些时间。
就在炮击进行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增援飞机也从4团阵地头顶掠过，飞机上的航空机枪开始朝惠州城头猛烈扫射。敢死队出发了，他们迅速前出至距城墙仅七八十米的开阔地，炮兵担心打着自己人，就停止了炮击。但后面的事实证明，没有己方炮火的压制，单靠敢死队是没有意义的。只见敌军机枪重新活跃起来，在密集的火网中，敢死队员大片中弹倒下，活着的人急忙向河湾里隐蔽。
就在我们另做打算的时候，一幕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场景出现了。敢死队长刘尧宸过去当过骑兵，古时候骑兵军官有个说法：“骑兵身上首先起作用的是热血，然后才是头脑。”刘尧宸不仅没有把仅存的敢死队员分成小队，也没有指定队长，只是从皮套里拔出左轮手枪就大叫：“跟我来!杀!”跟在他后面的司号员吹了好几遍冲锋号，敢死队员再次跟着团长冲了上去，却立即在猛烈的弹雨中倒下了一刘尧宸团长受了致命伤，人们冒着炮火把他抢了出来，可还是咽了气，至于剩下的敢死队员则又躲回河湾里去了。“这儿没有苏沃洛夫，但有共产党员”
面对胶着的战局，我不得不建议在场的军衔最高的军官何应钦立刻恢复炮击，但何应钦以“没有接到命令”为由拒绝了。4团副团长和顾问舍瓦尔金不得不把预备队2营拉上去继续强攻。不出所料，这次强攻又被守军的机枪给打垮了，更糟糕的是，由于敢死队将河湾掩蔽处都占满了，撤下来的2营士兵无处隐藏，结果伤亡更加惨重。在此困局，我终于说服何应钦下令炮兵开炮，并把这一切向蒋介石做了报告。蒋对我们的进展很不满意，但同意我提出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并委任我担任何应钦的全权顾问。
战事进行到10月14日下午，我和何应钦决定先将疲惫的部队撤回来休整，对被打残的连队重新分配，并请求蒋介石迅速调第3师的1个团去替换4团仅剩的建制完整的部队一3营，因为它要充当第3支敢死队的主力。14日晚21时许，炮击再次开始了，3营战士们在炮火掩护下很快冲到城墙下，敌人开始朝他们扔石头、生石灰和滚木，就差像中世纪那样向攻城者倾倒开水和焦油了。强攻再次受挫。
一昼夜的无功而返让战士们士气极为低落，整个东征军大本营笼罩在沮丧的情绪中。更令人气愤的是，蒋介石的参谋长胡谦竟对在场的人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肉击石的。”而早就态度摇摆的蒋介石更是倾向于取消整个惠州战役。几个小时后，罗加乔夫来到4团团部，告诉我们说蒋介石充满悲观失望，要求我们重新斟酌是否继续强攻。对此，我坚决反对，“不用怀疑，我们肯定会拿下这个‘中国的伊兹梅尔’(伊兹梅尔，18世纪土耳其在多瑙河口修建的著名要塞，号称“欧洲的硬核桃”。但在1787～1791年俄土战争中，由名将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军以猛烈的突击攻占了伊兹梅尔)，尽管这儿没有苏沃洛夫，但有共产党员。”
“中国的里加战役”
受到我们鼓舞的罗加乔夫回到了大本营，要求蒋再给4团一个昼夜的进攻时间。为了配合最后的总攻，在罗加乔夫的强烈建议下，蒋终于答应给4团再补充2个营，而提供方就是那个无所事事的第3师8团。
这个时候，我回想起自己当年参加一战时的往事。那是在1916年圣诞节前夜，沙俄军队在波罗的海重镇里加城外进攻德军阵地，当时俄军西伯利亚第56步兵团需要通过敌人的4道铁丝网，由我指挥的侦察连事先标出要通过的地方，然后指定优秀的战士和士官担当向导，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距离内则是3人一组的投弹小组，紧随其后的是手持剪子、鱼贯而行的工兵部队。
受此启发，我向指挥部建议强攻惠州也组织这样的敢死队，以一个接一个的小组组成一条锁链发起进攻。我们确定在惠州北门和西门之间放置梯子的地点，标好必经的路线。剩下的就是确定突击小组了。这一次，我决定让4团各连里的共产党员组成所有携带梯子的3人小组，紧随其后的是负责掩护的投弹小组，之后再是随时顶替前面牺牲的预备架梯小组。是的，我决心在古老的中国再复制一个“里加战役”。
一切准备就绪了，10月14日12时传来炮火准备的第一声轰鸣，敌人的机枪立刻哑巴了。14时整，敢死队再次从河湾出发，最前面的2人，1个手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另1个举着共产党的红旗，抬梯子的士兵则跟在他们后面，然后是负责保护的3人小组。在敌人的火力下，许多战士倒下了，但后面的战友立即拿起梯子继续前进。就这样，敢死队再次抵近城墙下。此时敌人又从城头往下扔石头、石灰和滚木，我们的平射炮阵地没有让他们得逞，立即停用榴弹，改用榴霰弹轰击，虽然这会给攻城士兵造成不小的伤亡，但城墙上一批批的敌军也被纷飞的弹片打倒。趁此机会，敢死队架好竹梯，一个头戴宽边草帽的士兵率先登上城墙，并向墙头的机枪阵地扔去手榴弹。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梯子被架起来。下午16时10分，我们的旗帜终于插上了惠州城头。
坦率地说，此次惠州战役中，蒋介石并未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在第一次进攻受挫后，他完全丧失了胜利的信心。而此次战役的胜利，是国民革命军与苏联顾问团团结一致的结果。过了许多年后，我仍记得部队开进惠州城后，有人告诉我说，欢迎的群众队伍里打出了“欢迎俄国同志”的横幅。
最近，俄罗斯《军事历史》杂志公开了曾在第二次东征期间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顾问的亚·尼·切列潘诺夫的回忆录，他从第三者的视角回顾了这次东征中最艰苦的一战。传奇般的“铁城”
1924年冬，背叛孙中山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江西之机，打算趁虚而入，夺取国民政府首都广州。为防患于未然，1925年2月至11月，国民政府以留守广州的黄埔学生军为主力，先后两次东征讨伐。对于这两次东征，我(指切列潘诺夫)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唯一还历历在目的恐怕就是那传奇般的惠州要塞攻坚战了，它发生在第二次东征期间。
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巢，也是他发家的地方(陈炯明曾在惠州举行反清起义，死后也葬在惠州)。早在第一次东征时，惠州要塞就是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心病，他试图靠“人海战术”拿下惠州，但被苏联顾问罗加乔夫拦下了。事实证明罗加乔夫是对的，惠州像所有欧洲中世纪要塞那样有着“传奇般的荣誉”，当地人说自有要塞以来的1000多年里，无论是席卷欧亚的蒙古军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未曾从正面攻克过惠州。1923年夏，孙中山曾亲率3万来自云南和广西的“客军”围攻惠州，还从苏联争取来3架飞机助战，向要塞投下近百颗炸弹，孙先生甚至借鉴1552年俄国伊凡雷帝攻占喀山战役的经验，在惠州南门城墙脚下挖地道埋雷，把城墙炸塌了100余米，可陈炯明部名将杨坤如很快指挥守军在城墙倒塌的地方用圆木尖重新恢复防御，攻坚战功败垂成，从此惠州在许多人心里留下“铁城”的印象。很显然，尽管东征军不再像前几次由旧军队的雇佣兵组成，来自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充满战斗热情，但他们军事素质之低下也是“出乎意料”的，如不认真训练，东征军所要流的血恐怕要染红惠州城墙。
经过第一次东征的锻炼，参加第二次东征的黄埔学生军更有战斗力了。当部队陆续集结到惠州外围后，根据我的建议，以蒋介石亲信何应钦为首的一小队中国军官和苏联炮兵顾问别夏斯特诺夫、根纳季·基列夫，机枪顾问帕洛夫，工兵工程师雅科夫列夫一起对惠州进行了突击侦察。当时我们在距惠州1000米左右的地方悄悄登上一处高地，可是从望远镜里的情况让我们感到沮丧：惠州坐落在东江左岸，被江水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又被高约8米(有些地方甚至10米)，厚6～9米，长6000米的城墙保护着，城墙外部和一人高的城堞全是石头砌成，城堞的缝隙间是守军设置的枪眼，城门上耸立着高高的瞭望塔。为抵御东征军，惠州城门已被守军用很粗的圆木顶死。惠州东城三面环水，还有一面用宽7～8米，深约4米的壕沟护卫，而西城则被北面的东江、东面的西江、南面的壕沟、西面无法涉水而过的湖泊掩护起来。我们从当地农民口中得知，惠州北门是唯一能供大部队正面进攻的区域，可那里只有一片两三百米宽的狭窄地段，敌人用几挺重机枪就能封锁住!
混乱中的一颗救命稻草
第二次东征发起前，国民政府以为陈炯明军队有3万人，后来才知道只有2.2万人，但就当时而言，陈部的给养和装备堪称一流，尤其陈炯明麾下的林虎和洪兆麟两位师长作战凶狠，在第一次东征时就给国民革命军来了“下马威”。到了第二次东征期间，陈炯明还勾结广东南部军阀，大有“你敢打惠州，我就敢打广州”的意思。看来，东征军要想粉碎陈炯明集团，除了速战速决，别无他法。
而对于攻取惠州的难度，大家都心知肚明。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把主攻任务交给自己嫡系的第1军2师4团和第3师。为了强攻北门，4团于10月10日12时前全部进入预定阵地，但负责侧翼保护的第3师直至总攻发起前也没能完成对惠州西、南和东南方向的包围。事实上，第3师负责进攻方向上的敌人是最薄弱的。
10月10日，由4团团长刘尧宸(国民党员)、团顾问舍瓦尔金、炮兵顾问兼第2师顾问组长别夏斯特诺夫、工程师雅科夫列夫、炮兵顾问基列夫以及4团炮兵连连长组成的指挥部终于制定出强攻作战报告。在报告中，雅科夫列夫是这样写的：
“屡遭战祸的居民早已离开这块土地。为了拓展射击视野，惠州城防司令杨坤如将军(就是1923年挡住孙中山大军的守将)还把城墙附近的房屋全都拆毁……但在那片唯一可发动总攻的狭窄地带，我们发现离城墙约100米处有一条水量丰富的河渠，渠上还有狭窄的石桥。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到了小渠南面竟然还有3条宽3米，长约600米的陡峭堤坝。这一发现令我们惊喜不已，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那里部署火炮!我们为了此次强攻准备了1支炮兵加强连，可说是加强连，也只有2门日本有坂兵工厂生产的平射炮，其余全是山炮。这些山炮不仅不能摧毁城墙，甚至连弹药都不够。”
至于如何将平射炮秘密运到河坝上，就成了强攻的关键。大家最初的设想是用舢板将2门炮顺流而下送往河坝。但当苏联顾问基列夫找到中国军官协商实施时，却发现负责护送炮连的蔡姓营长竟然因酗酒而呼呼大睡。不得已，他只好将2门大炮连同炮手组成突击队，搭上当地百姓支援的带帆盖的舢板，悄悄将火炮运到堤坝上。事后证明，这2门平射炮真的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令人沮丧的战前动员
10月11日下午5时，4团召开全体政工人员会议，许多积极分子表示要在强攻中成为战友的表率。会后，4团成立了由260人组成的敢死队，负责架设登城时的梯子，并决定总攻时间定在10月13日零时。说实话，当时的情景的确令我热血沸腾。
10月12日中午，就在我率领敢死队员们训练架梯子的时候，蒋介石和罗加乔夫来到4团团部，他们首先在观察所用望远镜观察了强攻地段，之后蒋介石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在刘尧宸团长的要求下，蒋才记起要对战士们进行动员。令人讽刺的是，蒋介石却在动员中说这样的话：“要是(我们)两天之内拿不下要塞，就应当放弃它。”原来，蒋介石曾在10月7日给守军司令杨坤如拍去一份电报，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劝说杨坤如献出城池，并保证以高官厚禄报答，这与其说是最后通牒，倒不如说是心理畏惧的表现，因为这份电报只会使守城军阀更加坚信要塞坚不可摧! 事实上，蒋介石的投鼠忌器还表现在他稍后从4团抽走本该支援进攻的部分大炮，以便加强给第3师，因为该师师长谭曙卿与蒋亲密无问。稍稍令人欣慰的是，蒋介石答应在拿下惠州后，给每位敢死队员发30银元。在这里，我不得不说明—下，在中国旧式军队里，每场战役的胜负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报酬的多少。对此我虽然可以理解，但总觉得让神圣的战争多少蒙上了铜臭味。
堂·吉诃德
10月12日中午，敢死队全体成员集合完毕，勇敢的刘尧宸团长亲任队长。根据计划，敢死队被分为40个小组，每小组6人，并配备短枪和梯子。晚上20时45分，位于河堤上的平射炮阵地开火了，炮手们就像在靶场进行炮术表演一样打得非常漂亮，7发榴弹全部命中目标——北城城门炮楼、北城墙、西北城墙上的城堞及西南门上的部分城堞都被摧毁了。与此同时，炮兵连的山炮阵地也开火了，敌人本来想用1门山炮压制住河堤上的平射炮，但只放了3炮就被4团的山炮给报销了。中国人从未见过如此密集的火力，他们非常天真地为每一发炮弹的爆炸而欢呼，每当炮弹准确命中，就爆发出一阵整齐而响亮的“杀——”声。我记得很清楚，平射炮阵地在进攻中作用至关重要，虽然河堤上只有2门，可那一天它们共打出500多发炮弹，最后是因炮管太烫才中断了一些时间。
就在炮击进行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增援飞机也从4团阵地头顶掠过，飞机上的航空机枪开始朝惠州城头猛烈扫射。敢死队出发了，他们迅速前出至距城墙仅七八十米的开阔地，炮兵担心打着自己人，就停止了炮击。但后面的事实证明，没有己方炮火的压制，单靠敢死队是没有意义的。只见敌军机枪重新活跃起来，在密集的火网中，敢死队员大片中弹倒下，活着的人急忙向河湾里隐蔽。
就在我们另做打算的时候，一幕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场景出现了。敢死队长刘尧宸过去当过骑兵，古时候骑兵军官有个说法：“骑兵身上首先起作用的是热血，然后才是头脑。”刘尧宸不仅没有把仅存的敢死队员分成小队，也没有指定队长，只是从皮套里拔出左轮手枪就大叫：“跟我来!杀!”跟在他后面的司号员吹了好几遍冲锋号，敢死队员再次跟着团长冲了上去，却立即在猛烈的弹雨中倒下了一刘尧宸团长受了致命伤，人们冒着炮火把他抢了出来，可还是咽了气，至于剩下的敢死队员则又躲回河湾里去了。“这儿没有苏沃洛夫，但有共产党员”
面对胶着的战局，我不得不建议在场的军衔最高的军官何应钦立刻恢复炮击，但何应钦以“没有接到命令”为由拒绝了。4团副团长和顾问舍瓦尔金不得不把预备队2营拉上去继续强攻。不出所料，这次强攻又被守军的机枪给打垮了，更糟糕的是，由于敢死队将河湾掩蔽处都占满了，撤下来的2营士兵无处隐藏，结果伤亡更加惨重。在此困局，我终于说服何应钦下令炮兵开炮，并把这一切向蒋介石做了报告。蒋对我们的进展很不满意，但同意我提出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并委任我担任何应钦的全权顾问。
战事进行到10月14日下午，我和何应钦决定先将疲惫的部队撤回来休整，对被打残的连队重新分配，并请求蒋介石迅速调第3师的1个团去替换4团仅剩的建制完整的部队一3营，因为它要充当第3支敢死队的主力。14日晚21时许，炮击再次开始了，3营战士们在炮火掩护下很快冲到城墙下，敌人开始朝他们扔石头、生石灰和滚木，就差像中世纪那样向攻城者倾倒开水和焦油了。强攻再次受挫。
一昼夜的无功而返让战士们士气极为低落，整个东征军大本营笼罩在沮丧的情绪中。更令人气愤的是，蒋介石的参谋长胡谦竟对在场的人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肉击石的。”而早就态度摇摆的蒋介石更是倾向于取消整个惠州战役。几个小时后，罗加乔夫来到4团团部，告诉我们说蒋介石充满悲观失望，要求我们重新斟酌是否继续强攻。对此，我坚决反对，“不用怀疑，我们肯定会拿下这个‘中国的伊兹梅尔’(伊兹梅尔，18世纪土耳其在多瑙河口修建的著名要塞，号称“欧洲的硬核桃”。但在1787～1791年俄土战争中，由名将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军以猛烈的突击攻占了伊兹梅尔)，尽管这儿没有苏沃洛夫，但有共产党员。”
“中国的里加战役”
受到我们鼓舞的罗加乔夫回到了大本营，要求蒋再给4团一个昼夜的进攻时间。为了配合最后的总攻，在罗加乔夫的强烈建议下，蒋终于答应给4团再补充2个营，而提供方就是那个无所事事的第3师8团。
这个时候，我回想起自己当年参加一战时的往事。那是在1916年圣诞节前夜，沙俄军队在波罗的海重镇里加城外进攻德军阵地，当时俄军西伯利亚第56步兵团需要通过敌人的4道铁丝网，由我指挥的侦察连事先标出要通过的地方，然后指定优秀的战士和士官担当向导，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距离内则是3人一组的投弹小组，紧随其后的是手持剪子、鱼贯而行的工兵部队。
受此启发，我向指挥部建议强攻惠州也组织这样的敢死队，以一个接一个的小组组成一条锁链发起进攻。我们确定在惠州北门和西门之间放置梯子的地点，标好必经的路线。剩下的就是确定突击小组了。这一次，我决定让4团各连里的共产党员组成所有携带梯子的3人小组，紧随其后的是负责掩护的投弹小组，之后再是随时顶替前面牺牲的预备架梯小组。是的，我决心在古老的中国再复制一个“里加战役”。
一切准备就绪了，10月14日12时传来炮火准备的第一声轰鸣，敌人的机枪立刻哑巴了。14时整，敢死队再次从河湾出发，最前面的2人，1个手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另1个举着共产党的红旗，抬梯子的士兵则跟在他们后面，然后是负责保护的3人小组。在敌人的火力下，许多战士倒下了，但后面的战友立即拿起梯子继续前进。就这样，敢死队再次抵近城墙下。此时敌人又从城头往下扔石头、石灰和滚木，我们的平射炮阵地没有让他们得逞，立即停用榴弹，改用榴霰弹轰击，虽然这会给攻城士兵造成不小的伤亡，但城墙上一批批的敌军也被纷飞的弹片打倒。趁此机会，敢死队架好竹梯，一个头戴宽边草帽的士兵率先登上城墙，并向墙头的机枪阵地扔去手榴弹。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梯子被架起来。下午16时10分，我们的旗帜终于插上了惠州城头。
坦率地说，此次惠州战役中，蒋介石并未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在第一次进攻受挫后，他完全丧失了胜利的信心。而此次战役的胜利，是国民革命军与苏联顾问团团结一致的结果。过了许多年后，我仍记得部队开进惠州城后，有人告诉我说，欢迎的群众队伍里打出了“欢迎俄国同志”的横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