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6月17日晚，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多尼采蒂的名作《爱的甘醇》（二幕喜歌剧）中国河南版，在河南师范大学音乐厅（河南新乡）隆重上演。音乐厅内座无虚席，幕间、每首咏叹调后、以及全剧落幕之后，热情的观众多次报以热烈掌声，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
　　《爱的甘醇》，由河南师范大学帕瓦罗蒂音乐艺术中心策划，汇聚河南省高校音乐院系的优秀声乐人才，聘请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队伴奏，河南师范大学帕瓦罗蒂音乐艺术中心合唱团担任合唱，由意大利歌剧导演斯蒂芬诺·蒙蒂执导，意大利歌剧艺术家马克·贝雷依任乐队指挥与歌剧艺术指导，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排练而完成的。为了使歌剧更加贴近中国观众，导演蒙蒂精心筹划，在歌剧中从背景、道具，到服饰、表演，增加了许多中国河南文化元素，使观众感到分外亲切。歌剧的上演凝聚着中意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应当说，这是一次中西文化艺术交融的新的尝试。
　　一
　　中国河南版《河南版》排演的宗旨和演出的基础是力求忠实于歌剧原著，把握纯正的意大利音乐风格。这首先要归功于歌剧艺术指导马克·贝雷依。
　　马克曾与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长期合作，为其担当钢琴伴奏与部分歌剧的乐队指挥，是意大利著名的歌剧艺术家。自2007年签约河南师范大学，担任其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在这次《爱的甘醇》的排演过程中，马克对合唱队、乐队，以及所有上场的演员，都进行了精心的辅导，保证了这部经典歌剧的成功运行。
　　在一个普通高校的音乐学院中，对一个非正式演出团队进行西方歌剧的排演、训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对合唱队的排练中，在正常的声音训练之外，马克先生重点对唱段中的语言、句逗和表情进行了强化训练，有时为某一句歌词的发音，可能进行长达半小时的纠正、训练。而对于句逗、表情的处理，马克先生更有着独到而精细的安排，保证了唱段风格纯正，达到“字正腔圆”的效果。
　　为使歌剧排练顺利进行，上场的演员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马克先生对每个上场演员都进行了精心的辅导，对每个唱段，从语言、语气、力度、表情、感觉等，提出细致要求，并逐字逐句地进行范唱。正是马克这种严格而近乎苛刻的训练，大多数演员才能较快地掌握唱段的风格与表情。例如：第一幕中内莫里诺的摇唱曲“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演员很好地掌握了这个唱段的小夜曲风格，歌声柔和抒情，略带一丝忧郁，体现出角色淳朴而又怯懦的性格特点。演唱中注意了意大利语中的双辅音以及语言的节奏感，风格纯正。再如，第一幕中阿迪娜的摇唱曲“薄情的伊索尔德”，在这个向众人读书的唱段中，演员不仅唱出了欢快、活拨的气氛，而且较好的掌握了颗粒性很强的小跳音，以及颤音、连滑音的演唱技巧，充分表现出主人公天真、活拨的性格特点。
　　导演蒙蒂在歌剧进入实际排练时来到中国，而他却早已在意大利就设计好了布景、道具、服装，以及舞台调度、导演计划等。在排演中，他首先对乐队、合唱、演员唱腔等进行了全面的再修正，同时，以主要精力进行场景排练、与演员说戏、设计动作等，使歌剧表演真切生动，戏剧节奏有张有弛，舞台调度有条不紊。例如：他在舞台中央设置的几个草墩，通过不同的摆放、变化，既可以做座椅，也可以做小桌，还可以垒起来做小隔墙。再如：舞台上设置了不少活动的木梯（类似电工梯）。戏剧开场时上面挂了一些草帘，烘托出农村收割时节的气氛。在歌剧进行中，这些木梯去掉了草帘，可以随时移动、摆放，并分层站人。可以视为高坡，也可视为楼梯，高低有序，加强了舞台布局的层次感。此外，这些“业余”演员的各种动作、各种情感表现，无不渗透着导演蒙蒂的心血。
　　歌剧演出成功，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队的伴奏功不可没。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艺、良好的音乐感觉和艺术修养，与指挥配合默契，尽管只使用了单管乐队，仍然有声有色的演绎出歌剧的音乐内涵，很好的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二
　　为了突出“中国河南版”的特色，创作团队在不改变原作内容的基础上，力图把发生在19世纪意大利农村的故事，放入我国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表现。为此，导演蒙蒂专门研究了中国北方农村的文化习俗，首先在服装、道具上下足了功夫。
　　在服装设计上，蒙蒂一改原作中意大利的生活风情，完全按照中国北方的生活习惯来设计。例如：众多群众演员（合唱队员）的服装，以黄、灰、浅红、浅蓝的色调为主，既朴素淡雅，又突出了“收割季节”的热烈氛围。女孩子的服饰，上衣为浅红或浅蓝色的中式布扣大襟褂，或镶蓝边，或加黄色坎肩，头梳中式辫子，加上长裤、布鞋，完全一副中国农村女孩的扮相。男士服装上衣为浅黄色中式布褂（或加坎肩），稍短的、宽裤脚的裤子，布鞋，一副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样的装束，加上满台的黄皮肤、黑头发，完全是一幅中国农村的生活画图。
　　主人公内莫里诺的服饰并不出众，只是在上衣外加了一袭坎肩，体现出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老实而有点木纳的农民形象。女主人公阿迪娜第一幕的服饰与其他女孩并无太大差别，但在第二幕，当爱情逐渐成熟时，则换成灰白色的半长旗袍与长裤、布鞋，既有变化，又使人感到亲切、新颖。卖药人杜卡玛拉是一个有钱人，身穿深灰色加暗花的马褂、长衫、白色长围巾、着礼帽，正是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有钱人的典型装束。而军官贝尔可莱与一队士兵的服装，则类似20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伪军”的服装，加上一些笨拙的队列操练，更增加了歌剧的喜剧气氛。
　　蒙蒂还在歌剧中采用了诸多中国式道具。例如：群众演员人手一顶中国式斗笠，有的拿着中式芭蕉扇，有的拿着水烟袋等，使“中国农民”形象更为突出；卖药人杜卡玛拉在原作中是乘着西方人乘坐的高贵的马车入场的，而这里变为中式的四人抬的“轿椅”入场，可谓“入乡随俗”；尤其是当杜卡玛拉兜售药品时，不再使用西方的药瓶、酒瓶（假药），而一律换用中式的药葫芦，使人看后倍感亲切。此外，舞美背景上还出现了少林寺、龙门石窟等河南突出的文化遗产标志景观，更添了浓郁的河南文化氛围。 　　除了服装道具之外，创作团队还在歌剧中将部分歌词改为中文演唱，还在一些吟唱部分，将意大利语念白改为河南方言。例如：在第二幕开始的引子合唱中，将歌词改为中文演唱。这是人们祝贺阿迪娜与贝尔可莱婚礼宴席上的合唱，人物众多，气氛热烈，用中文演唱使观众犹如身临其境，感受真切。此外，在第一幕第二景，当杜卡玛拉向众人售药，唱起“各位，听我说，听我说”唱段，以及之后的重唱、合唱中，分别加入了一些河南方言。在杜卡玛拉摇唱曲中间，突然用中文说道：“来吧，来吧，来点音乐”；当杜卡玛拉与内莫里诺争辩时，又突然加入一句河南方言念白：“说啥？说啥？你说啥？”。另外在合唱中将其中的否定词改为河南方言“不中，不中。”等等。这些插入的方言土语，颇似我国戏曲中的插科打诨，但是，选择在性情诙谐的喜剧式人物杜卡玛拉向人们兜售假药的唱段中，加入这些插科打诨式的河南方言，不仅增添了喜剧效果，而且十分符合人物性格与剧情发展，可谓匠心独具。
　　三
　　众所周知，歌剧《爱的甘醇》是一部由西方人编剧、演绎西方故事、西方作曲家谱曲的纯西方的文化精品，而在这次“中国河南版”演出中，创作团队以探索中西文化融合的心态，持谨慎的态度，在歌剧中合理地加入了诸多中国文化元素，使中国观众看后，感觉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而且听的过瘾，看的明白。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引发了台下观众的共鸣，无形中拉近了西方歌剧与中国观众的距离。而且，创作团队本身就是由意大利的导演、艺术指导与中国演职员共同组成，应当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融。
　　我们知道，由于生存环境、语言与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东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两个范畴。但是，人类的情感是相同的，音乐作为最擅长表达人类情感的文化符号之一，东西方又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因此，实施中西文化交流，探索中西文化的交融是可行的、可能的。《河南版》的创作历程，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新尝试。
　　诚然，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过张艺谋导演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多》的紫禁城版、鸟巢版，其中以更大力度加入了很浓重的中国元素，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范例之一。但是人们也知道，《图兰多》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在《图兰多》中加入中国元素似乎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而《爱的甘醇》描述的故事与中国无关，审美角度与东方不同，因此，即使在中国演出，或由中国人自己排演，也一律是“西方版”，而并无加入中国元素。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河南版《爱的甘醇》的创作演出，在我国是具有一定开拓意义的。
　　当然，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河南版》创作演出中还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例如：舞台上的置景较少，场景变化也有欠缺。尤其是原剧中设置的有着风情意义的“小酒馆”也没有出现，使人不无遗憾。在服装的设计上，主人公的服装不够鲜明，很容易迷失在人群之中。
　　另外，个别演员的唱功有欠火候、乐队的单管编制也制约了伴奏的音响效果与剧情气氛的烘托等。对于这些缺憾，如果我们想到这是一个非正式演出团体的纯“校园版”的全景演出，也就可以谅解了。
　　笔者以为，“中国河南版”的演出，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尝试，是一种开拓。我们衷心祝愿，经过多次历练，“中国河南版”的演出团队会越来越成熟，让这朵中西文化交融之花开放的更加鲜艳。
　　朱敬修 郑州华信学院艺术学院教授
　　？穴责任编辑 荣英涛？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