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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出的重大决策，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 “三化同步”是“十二五” “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这一重大决策，彰显党中央、国务院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引发“两会”代表委员热议。
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必然选择
“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在这个节点上，中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我认为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说明目前‘三化’还没同步，二是‘三化同步’的条件已经具备。”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唐洪军开门见山地说，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则相对缓慢。三者之间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不协调，一些弊端开始浮现。因此，当我们的国力已经到了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成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然选择。
唐洪军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相联，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加快前两者进程，可以为后者提供丰厚的资金、技术、物质装备等保障和支撑，而加快后者发展，则可以为前两者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土地资源、劳动力和广阔的农村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发展，这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加速，对农产品消费提出了更高需求，也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对传统农业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只有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才能应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因为，我们的传统农业大多还是‘靠天吃饭’，而水、耕地、劳动力等资源日益减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农业还有多大空间可以用来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求?”薛少仙说，如果它们不能相互促进，农业发展就会失去动力支持，现代农业就会更加滞后，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城乡失调、工农失衡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三化同步”与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一脉相承。薛少仙说，城乡二元结构既是“三化”没同步发展一个典型，也是“三化同步”的最大障碍。因此， “三化同步”必然要求加快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创新，构建起由市场配置各种要素、公共资源均衡覆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地方政府要投入精力发展现代农业
代表委员们认为，“三化同步”既是宏观的战略布局，也有具体的发展目标，即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 “三化同步”不仅要走好，还要加快走。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畲族自治县县长钟昌明认为，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现代农业是“三化同步”需要着重解决的三个方面。国家财政应向“三农”领域以及农业大省、市、县倾斜，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欠账。他认为，农业大县可以借鉴建设粮食功能区和农业综合园区的模式，前者主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后者则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发展设施农业、现代高效农业，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唐洪军代表认为，过去几十年，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因此，“三化同步”需要把占农村土地主体的农民市民化，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同步推进。“农民的减少，可以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有利于土地集中经营，提高机械化水平，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对村庄进行科学合理规划，节省土地，建设基础设施齐全、公共服务有保障的新农村、新社区。”
三位农民代表建言加快发展设施农业
新疆代表团有3位农民代表来自3个民族，连日来，他们在会内会外共同探讨研究如何发展设施农业让农户增收致富。
3位农民代表分别是吐鲁番市亚尔乡亚尔百西村党支部书记阿不都热合曼·亚生(维吾尔族)、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马家庄村妇代组组长杨琴(回族)、布尔津县窝依莫克乡阿台布鲁宫村村民斯汗·吐鲁达恒(哈萨克族)。他们认为设施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建设蔬菜大棚对稳定“菜篮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代表：种子要攥在自己手里
13亿人口的大国，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种子更要攥在自己手里。但近年来，随着外资不断进入，已经出现我国作物育种资源向外资企业单向流动的现象。一旦外资垄断种业，我国种子行业的科技进步会受到制约，不排除农民被迫接受高价种子的可能性。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国家应在政策上进一步加大对种子企业的支持力度，把种业提升到国家产业振兴的战略高度，给予种子企业税收、信贷、科研项目激励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重点种子企业升级壮大，造就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当前，必须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技创新模式。目前我国育种资源相对集中在国有科研单位，但比较分散，种子企业依靠从科研单位取得育成品种进行开发，企业发展缺乏稳定的技术支撑。产业发展主体与产业技术创新主体的不统一势必造成企业缺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育”与“繁、推”脱节的种子产业关联结构也缺乏市场效率。
改变国家种子科研投入机制，对重点种子企业给予重点的财政支持，形成国家与市场共同投入种子研发的“双轨制”。同时，应鼓励科研资源，尤其是科研人员到企业去搞项目。加大对企业种子加工技术研究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在种子加工方面开展技术创新、改进加工工艺和升级加工设备等。
两会观察：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与每个人都相关的问题。拿大家都关心的民生话题来说，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一项最大的民生工程。
国际经验及我国的实践早已表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业现代化又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富裕，而且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全社会的稳定。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们有非常明确的启示在保障本国基本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应对国际竞争、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农业现代化是重中之重，不可缺位，具有必然性。对于一个有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农业现代化无疑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最大民生工程。
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我国农业的现代化问题，集中体现在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8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及与其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全面深刻阐述水利在现代农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持续、深入、逐步系统化的支农惠农政策，加强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
但作为为全体公民提供消费必需的最基本的农产品的民生大业，农业产业不仅需要承受自然风险，而且必须面对市场风险；不仅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在近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市场中，众多生产者不是定价者而是价格的遵从者(跟随者)。这些都决定了农业产业是弱势产业，比较效益明显偏低，加之诸如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至少具有准公益性)，这就意味着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得到国家对整个行业的全面支持。
应将灌溉水费纳入财政转移支付
当过省水利厅厅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娄底市市长张硕辅呼吁：“应对农民免征农业水费，将农业灌溉水费纳入各级财政转移支付”
张硕辅认为，近年来，中央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农业税已经取消，并增加了多种补贴。但农业灌溉水费照收，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削减了惠农政策的效益。作为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农业供水，也应当全部由公共财政来提供支持和支撑，对农民免征农业水费。
张硕辅说，应建立中央、地方财政农业定额水费补贴制度，即由中央和省及市县政府每年从财政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农业水费补贴专项资金，按灌溉用水定额和水价全部或部分标准对农业灌溉供水实施补贴。他建议分三种类型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农业水费补贴制度：一是大型灌区骨干工程、西部或享受西部扶持政策地区及国家贫困县的中小型灌区骨干工程的水费由中央转移支付。二是中型灌区、跨市州灌区骨干工程的水费由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三是小型灌区骨干工程的水费由市县两级各按50％由本级财政转移支付。
这一重大决策，彰显党中央、国务院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引发“两会”代表委员热议。
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必然选择
“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在这个节点上，中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我认为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说明目前‘三化’还没同步，二是‘三化同步’的条件已经具备。”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唐洪军开门见山地说，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则相对缓慢。三者之间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不协调，一些弊端开始浮现。因此，当我们的国力已经到了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成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然选择。
唐洪军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相联，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加快前两者进程，可以为后者提供丰厚的资金、技术、物质装备等保障和支撑，而加快后者发展，则可以为前两者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土地资源、劳动力和广阔的农村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发展，这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加速，对农产品消费提出了更高需求，也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对传统农业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只有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才能应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因为，我们的传统农业大多还是‘靠天吃饭’，而水、耕地、劳动力等资源日益减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农业还有多大空间可以用来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求?”薛少仙说，如果它们不能相互促进，农业发展就会失去动力支持，现代农业就会更加滞后，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城乡失调、工农失衡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三化同步”与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一脉相承。薛少仙说，城乡二元结构既是“三化”没同步发展一个典型，也是“三化同步”的最大障碍。因此， “三化同步”必然要求加快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创新，构建起由市场配置各种要素、公共资源均衡覆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地方政府要投入精力发展现代农业
代表委员们认为，“三化同步”既是宏观的战略布局，也有具体的发展目标，即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 “三化同步”不仅要走好，还要加快走。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畲族自治县县长钟昌明认为，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现代农业是“三化同步”需要着重解决的三个方面。国家财政应向“三农”领域以及农业大省、市、县倾斜，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欠账。他认为，农业大县可以借鉴建设粮食功能区和农业综合园区的模式，前者主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后者则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发展设施农业、现代高效农业，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唐洪军代表认为，过去几十年，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因此，“三化同步”需要把占农村土地主体的农民市民化，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同步推进。“农民的减少，可以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有利于土地集中经营，提高机械化水平，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对村庄进行科学合理规划，节省土地，建设基础设施齐全、公共服务有保障的新农村、新社区。”
三位农民代表建言加快发展设施农业
新疆代表团有3位农民代表来自3个民族，连日来，他们在会内会外共同探讨研究如何发展设施农业让农户增收致富。
3位农民代表分别是吐鲁番市亚尔乡亚尔百西村党支部书记阿不都热合曼·亚生(维吾尔族)、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马家庄村妇代组组长杨琴(回族)、布尔津县窝依莫克乡阿台布鲁宫村村民斯汗·吐鲁达恒(哈萨克族)。他们认为设施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建设蔬菜大棚对稳定“菜篮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代表：种子要攥在自己手里
13亿人口的大国，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种子更要攥在自己手里。但近年来，随着外资不断进入，已经出现我国作物育种资源向外资企业单向流动的现象。一旦外资垄断种业，我国种子行业的科技进步会受到制约，不排除农民被迫接受高价种子的可能性。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国家应在政策上进一步加大对种子企业的支持力度，把种业提升到国家产业振兴的战略高度，给予种子企业税收、信贷、科研项目激励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重点种子企业升级壮大，造就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当前，必须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技创新模式。目前我国育种资源相对集中在国有科研单位，但比较分散，种子企业依靠从科研单位取得育成品种进行开发，企业发展缺乏稳定的技术支撑。产业发展主体与产业技术创新主体的不统一势必造成企业缺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育”与“繁、推”脱节的种子产业关联结构也缺乏市场效率。
改变国家种子科研投入机制，对重点种子企业给予重点的财政支持，形成国家与市场共同投入种子研发的“双轨制”。同时，应鼓励科研资源，尤其是科研人员到企业去搞项目。加大对企业种子加工技术研究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在种子加工方面开展技术创新、改进加工工艺和升级加工设备等。
两会观察：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与每个人都相关的问题。拿大家都关心的民生话题来说，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一项最大的民生工程。
国际经验及我国的实践早已表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业现代化又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富裕，而且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全社会的稳定。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们有非常明确的启示在保障本国基本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应对国际竞争、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农业现代化是重中之重，不可缺位，具有必然性。对于一个有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农业现代化无疑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最大民生工程。
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我国农业的现代化问题，集中体现在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8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及与其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全面深刻阐述水利在现代农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持续、深入、逐步系统化的支农惠农政策，加强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
但作为为全体公民提供消费必需的最基本的农产品的民生大业，农业产业不仅需要承受自然风险，而且必须面对市场风险；不仅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在近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市场中，众多生产者不是定价者而是价格的遵从者(跟随者)。这些都决定了农业产业是弱势产业，比较效益明显偏低，加之诸如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至少具有准公益性)，这就意味着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得到国家对整个行业的全面支持。
应将灌溉水费纳入财政转移支付
当过省水利厅厅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娄底市市长张硕辅呼吁：“应对农民免征农业水费，将农业灌溉水费纳入各级财政转移支付”
张硕辅认为，近年来，中央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农业税已经取消，并增加了多种补贴。但农业灌溉水费照收，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削减了惠农政策的效益。作为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农业供水，也应当全部由公共财政来提供支持和支撑，对农民免征农业水费。
张硕辅说，应建立中央、地方财政农业定额水费补贴制度，即由中央和省及市县政府每年从财政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农业水费补贴专项资金，按灌溉用水定额和水价全部或部分标准对农业灌溉供水实施补贴。他建议分三种类型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农业水费补贴制度：一是大型灌区骨干工程、西部或享受西部扶持政策地区及国家贫困县的中小型灌区骨干工程的水费由中央转移支付。二是中型灌区、跨市州灌区骨干工程的水费由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三是小型灌区骨干工程的水费由市县两级各按50％由本级财政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