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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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所谓“社会史的视野”,在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无需特别提倡,相互激荡之下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表面看,这不过是学科“历史化”“社会科学化”趋向的一种自然延伸。针对这一趋向带来的问题,相关的质询也有所展开。可惜的是,此类检讨的结果,并不让人十分满足,因为如果仅停留在“方法”的层面,检讨学科跨界、“诗史互证”之得失,仍不免落回“内部”与“外部”之类的名相之别,不能真正触及研究前提与问题意识的整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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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所谓“社会史的视野”,在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无需特别提倡,相互激荡之下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表面看,这不过是学科“历史化”“社会科学化”趋向的一种自然延伸。针对这一趋向带来的问题,相关的质询也有所展开。可惜的是,此类检讨的结果,并不让人十分满足,因为如果仅停留在“方法”的层面,检讨学科跨界、“诗史互证”之得失,仍不免落回“内部”与“外部”之类的名相之别,不能真正触及研究前提与问题意识的整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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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义法说是桐城文论的纲领,涵括“言有物”与“言有序”两个重要方面。勘察清代文论史,可以看到桐城派内外对“义”与“法”二者关系的认知和评判都有较大差异,对桐城文论的质疑也往往因之而起,这已成为桐城派研究的一大误区,直接影响到相关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方苞倡导“义法”,尤重“义”之思想,详细并持续地贯彻在他对《史记》《左传》《楚辞》等评点实践中;而对《管子》《荀子》文本的删削,更见其取“义”的重要路径。廓清这些论说,不仅能纠正桐城“义法说”研究之误,而且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清代文论之未周。
“家”是入伦之本，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就中华民族来说，它有重要特点，那就是，家与国具有某种同一性。“家一国”意识的建构可溯及史前仰韶文化时代。儒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主流的意识形态。“家一国”概念于美学的影响主要有：一、“家一国”意识产生了中华民族审美的概念系统，如美、妙、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等均孕育于家庭生活，然后走向社会。二、“家一国”概念对于中华民族“交感和谐”观念的建构、“崇阳恋阴”情结的形成均具有重要作用。三、“家一国”理念导出“家国情怀”，爱民、忠君、恋乡三位一体，产生了诸多重要文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刘半农等新文学作家提倡“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分途，其实是为文学革命张目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不但带有二元对立的局限，而且难免陷入既偏重“文学之文”又要利用新文学（“文学之文”）来推广和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尴尬。此后，为实现“文学之文”“应用之文”与外来的“纯文学”“杂文学”概念对接，不惜过滤了一部分骈散文。虽有梁启超、朱自清等发现偏重“文学之文”之弊，试图纠正，却没有引起时人和后人的重视，以至“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融合的传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重拾被遗忘的这一脉传统，不仅有助于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新阶段”,开启了当代文学进程;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词》的发表,标志着当代文学进入了“新时期”;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标志,当代文学进入到“新时代”。三个时段的当代文学前后衔接并不断丰富和创新,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始终与时代并行发展,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和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典型现实中获得自身使命和发展目标。各个时段的文学,既有其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始终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属性。
文艺生产以媒介为生产工具,媒介生产工具具有“工具本体”性和联接、聚集、接合等媒介性,可以发挥出特殊的媒介化生产效应。20世纪后以电子媒介工具为核心的文艺媒介生产力获得了快速发展,使文艺交往关系发生了从等级制、中心化向去等级化、去中心化模式的转变,也再生产出了“辩证意象”、震惊、分心等诸多审美新形态。从作为“整体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视角看,文艺生产表现为中介化活动或媒介化实践。“接合表述”观念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透视出文艺媒介生产的物质实践性和社会性。在人类文化从书写—印刷范式向电子—数字范式转换这千年巨变
巴赫金的表述诗学具有“起点”意义,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具体言语单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符号化系统文本是其综合价值指向。受制于社会情势、意识形态、言语流动和交际条件等多种因素,任何表述都充满着他性对话以及对话中的泛音;表述的目的在于获取积极应答式理解,不能自成目的;承此,巴赫金深刻论述了表述的双主体、双声语和双意识问题,并特别阐述了创造性理解的外位性超视效果和积极应答的多功能实现,拓展和深化了表述中双向问答的响应机制,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文学研究必须贯彻历史化的原则,即把研究对象放在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对于那些自觉地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它更是必须遵循的第一原则。詹姆逊就提出了“永远都要历史化”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一切辩证思想的一个绝对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历史”的律令[1]。但怎样才算做到了历史化,却仍然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转向”的声浪中,文学研究追求回到历史现场,也的确呈现了丰富的历史原初景观,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实绩。但与此同时,文学有日渐沦为史学的婢女的迹象,而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关系却鲜有研究者从理论的层面,或者说从“元叙述”的角度进行清理。文学研究本身的合法性、文学性的本体性、文学文本的位置以及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诸问题,也因此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文学是什么?这个本质论问题已经历史化了。卡勒说,文学是什么?这要看是谁问了这问题。面对一个5岁的孩子,回答可以很干脆,而文学专业人士之间,则说来话长。事实上,他忘了一点,这还要看是在哪儿、在何时提出这问题。比如30年前,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1]中,王晓明如是说:“每当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这当然不错,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惟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
《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组织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专辑,这组笔谈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带来了冲击,促动研究者反思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不过,如“编者按”敏锐地指出的,这组笔谈还只是提出问题,实际留下了很多讨论的空间。研究者虽然认识到这组笔谈的重要性,却很难找到有效回应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