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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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新阶段”,开启了当代文学进程;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词》的发表,标志着当代文学进入了“新时期”;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标志,当代文学进入到“新时代”。三个时段的当代文学前后衔接并不断丰富和创新,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始终与时代并行发展,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和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典型现实中获得自身使命和发展目标。各个时段的文学,既有其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始终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属性。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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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释史研究”(项目编号16AZW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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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新阶段”,开启了当代文学进程;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词》的发表,标志着当代文学进入了“新时期”;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标志,当代文学进入到“新时代”。三个时段的当代文学前后衔接并不断丰富和创新,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始终与时代并行发展,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和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典型现实中获得自身使命和发展目标。各个时段的文学,既有其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始终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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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美国现代诗的发展和汉学研究这两个脉络中勾勒王维诗的英译和研究状况。一方面,美国诗人在挣脱英国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推动诗歌观念和形式变革,以异质的中国古典诗作为资源的过程中,将王维的山水隐逸诗看作是中国诗的典范。另一方面,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学为目标的汉学家则试图“纠正”美国读者对王维诗的片面认识,在研究中揭示王维人和诗的复杂性、丰富性。了解王维诗在美国的翻译研究状况和王维形象的历史变化,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跨地域传播中的取舍、误读和创造性转化,以及传播、阐释和接受地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文化思潮间的复杂互
汉赋对物态的描写是其创作的基本特征,“体物”论的出现最为典型。但元代学者陈绎曾将其说区分为“象体”等7种方法,则呈现出赋论史由汉人重“感物”到晋人论“体物”,再到唐宋以后其论趋向技术化的特征,而对汉赋“体物”的技法研究,正是这种追述式批评的呈现。作为诸多体物方法的一种,“象体”的写作形态被学界放在汉赋语言艺术范畴有所论列,却未能进一步认知其具有语言本质特征的“体物”意义,而“相如长于象体”则昭示了西汉赋基于“诵读”与“修辞”技艺的原生态写作风格。在汉赋体物论的范畴中,“象体”与“比体”最能反映赋体的语言表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同源性。两者的融合拓展了在“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论框架内重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研究视野。针对“泛化”与“窄化”两者关系的理论误区,本文提出“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旨在超越纯文学的本质主义与非文学的工具主义,将两者的互动共生关系置于现代中国动态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的理论前提是系统把握两者各自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本文在此基础上寻绎区隔与融通两者的机制,梳理其分立与融合的关系形态,辨析一体化研究的可能与局限,为重构立体化的现代中国文
“小说”为中国原有的术语,历史悠久,内涵复杂。中国古代小说18世纪开始在西方传播,“小说”一词由此进入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并根据西方知识谱系被重新定义。西人通过对小说进行逻辑分层,并运用多种术语对应小说的诸多亚文类来实现二者的中西对接。经过中西融通,“小说”的边界有所延伸,包含了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翻译的西方小说,“小说”一词则演变为用散文写作的虚构性叙事文类的通称。清末民初,“小说”一词被日本学者借用与西方术语对译,又经晚清学人移植重建、古今转换,生成为现代学术新语。从20世纪初开始,小说研究逐渐成为中国
元代全真教兴起了波澜壮阔的传记书写风潮,这一书写风潮确立了全真教的神灵谱系,是宗教神话与宗教仪式的完美结合;这一书写风潮也确立了全真教修持、弘法、济世的典范,宗教传记因而成为信徒入道之阶梯、修真之轨范。从宗教实践与文体学的角度辨析全真教传记的文体功能,有利于我们认识道教文学文本的特质,从而纠正学界将道教传记视为“小说”的认识误区。
凡尔纳小说《两年假期》出版后很快便有4个英译本,随后出现了据英译本转译的日译本,梁启超和罗普又合作将日译本转译为《十五小豪杰》。梁罗译本与原书、英日译本相比,删去了殖民话语,加入了大量的政治话语。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十五小豪杰》的政治话语有些源自日译本,有些则是梁启超和罗普的创造。罗普改写部分颇具文学性,显示出高超的翻译能力和独特的审美旨趣。《两年假期》一书在东亚的翻译、流通和重写,可以看出世界文学的跨国流通、变形和本土化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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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刘半农等新文学作家提倡“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分途，其实是为文学革命张目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不但带有二元对立的局限，而且难免陷入既偏重“文学之文”又要利用新文学（“文学之文”）来推广和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尴尬。此后，为实现“文学之文”“应用之文”与外来的“纯文学”“杂文学”概念对接，不惜过滤了一部分骈散文。虽有梁启超、朱自清等发现偏重“文学之文”之弊，试图纠正，却没有引起时人和后人的重视，以至“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融合的传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重拾被遗忘的这一脉传统，不仅有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