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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传统”村落的“传统”包含物质层面与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整合各个层面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应对工业化带来的乡村困境，在全球已有先例——如日本“一村一品”运动、越南“手工艺村”运动以及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等。在中国，以贵州省黔东南控拜苗寨为例，与银饰煅制技艺相关的文化活动充分体现出村民的文化自觉，也说明了民族手工艺文化与传统村落之间存在共生关系。民族手工艺文化是文化持有者自身所能把握、解释和利用的“地方性文化”，因而也是民族传统村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
传统村落;民族手工艺;“地方性文化”;控拜苗寨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1-0124-09
On Ethnic Handicrafts as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Kongbai Miao Village in Southeast Guizhou
YAN Yu， YAN L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embodies in both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ontents.There are precedents in the world in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t all levels to cope with the rural dilemma brought by industrialization， such as the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movement in Japan， the “Handicraft Village” movement in Vietnam， and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in Britain. In China， taking Kongbai Miao village in southeast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ilver craftsmanship fully demonstrate the villagers’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also illustrate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nic handicraft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Ethnic handicraft culture is the “local culture”that cultural holders can domain， illustrate and utiliz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ethnic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ethnic handicrafts; “local culture”; Kongbai Miao village
一、傳统村落的转型困境
所谓传统村落，指的是“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自2012年12月以来，全国已有五批共6 819个村落被列入国家住建部及其他多部委遴选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根据201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这些传统村落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之一：一是“传统建筑风貌完整。历史建筑、乡土建筑、文物古迹等建筑集中连片分布或总量超过村庄建筑总量的1/3，较完整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二是“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村落选址具有传统特色和地方代表性，利用自然环境条件，与维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反映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村落格局鲜明体现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鲜明体现有代表性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且村落整体格局保存良好。”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该传统村落中拥有较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族或地域特色鲜明，或拥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形式良好，至今仍以活态延续。”可见，传统村落的“传统”可以体现为建筑的传统、生态和生活方式的传统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传统;“传统”村落所传递的传统文化符码是整体性的，多层次性的，包含着生产生活的物质文化层面与精神文明层面，“传统”并不等于局限于某一方面的因循守旧。
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村落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但工业化与城市的发展正在迫使很多传统村落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务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乃至生存需要，人们纷纷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成为“农民工”后的农民对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发展农耕文明也是有心无力。如此循环下来，很多乡村的农业渐渐从主业变为副业，尤其在传统村落较为集中的西部乡村，乡民寻找各种“活路”（指生计方式）的同时，乡村要么只剩“993861部队”，要么濒临“空心”。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表达过对乡村人口流失的忧思。“近年来大量年轻农民进城务工，使得我国的不少地区，农业生产主要由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来完成，这些人因此被戏称为‘993861’部队。”[2]“由于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民依赖土地耕作获得的经济收入明显低于出外到沿海及发达城市打工，土地耕作经济成为农民弃之可惜、耕之无味的鸡肋，从而导致农民大量外流。于是由‘993861’部队留守的老人村、空心村、妇女村、儿童村成为广大农村的现实存在，农村由此一步步走向衰落。”[3]“目前，在农村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都是‘993861’部队（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知识、会经营、懂管理的年轻劳动力基本上都外出务工，剩下来在家务农的这部分人，一般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较差，思想素质偏底，不同程度存在‘等、靠、要’思想。”[4]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城市的扩张，打工人口已经不限于男性，农村妇女也带着儿童逐渐加入城市打工人群的队伍，他们成为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不像农民又不像工人的“农民工”。总之，和大部分乡村一样，传统村落内曾经较为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不能维系传统乡村生活的正常运转，也无助于乡民掌握进入世界一体化网络的主动权。 二、乡村困境中手工艺的作用和力量
1.“振兴”难题与普遍经验
针对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窘境，国家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作为指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该意见提纲挈领地界定了乡村振兴的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就涵盖了乡村生计、环境、文化、制度、生活等各方面的完整愿景。乡村振兴自然也包括具有丰富文化积淀的传统村落的振兴。对于剩下“993861”部队、濒临“空心”的传统村落来说，如何做到既能不破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如此全面的“振兴”，是一个有意义的难题。
面对难题应先“解题”。首先，乡村振兴的“振兴”，暗含对乡村现有状态的一种认识和判断。“振”有“举救”之意（说文解字），“兴”，起也（说文）;之所以要“举救”而“起”，是判断乡村在生命力、发展态势或者是其他某方面有改变的需要，这种改变应该是朝向积极的一面。强调乡村的振兴，是因为乡村在我国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乡村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体形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乡村中诞生和成长，乡村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体。然而，乡村振兴的“乡村”不等于“农村”，所以“乡村振兴”也不可等同于“农村振兴”。“乡”与“农”的区别，在于前者包括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而后者局限于生计、生产方式。所以，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振兴，但不限于农业振兴;“解读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刻领会为什么要用‘乡村’的概念替代‘农村’概念。这就是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更高更長远的层次上，实现当前乡村的品质发展、融合发展、全面发展，使乡村现代化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因而，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因而，对于传统村落而言，乡村振兴完全可以在认识和坚持传统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整合完整的传统文化根基，多角度盘活乡村业态，因地制宜地走出适合各个传统村落的振兴之路。
借鉴他国经验也是解决难题的路径之一。纵观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乡村生活、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外来冲击时，也陆续在实践中摸索着自己的改革和调适的道路。较为著名的有源自于日本的“一村一品”模式，该模式在东南亚国家作为“地方善治经验”加以改造和推广，成为“运动”[5];有越南的“手工艺村”模式，即政府结合民间手工艺资源自上而下地支持相应村落的开发与发展，成效显著;远一些的案例，则是以乡村生活和民族性挂钩著称的英国，其19世纪到20世纪名噪一时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the Art and Crafts Movement）”与乡村也有着不解之缘。
以“一村一品”运动为例。该运动最早起源于日本大分县，其起源背景和今天的中国乡村极为类似：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加深，乡村发展与城市发展日渐脱节，“为扭转大部分县人才短缺、资本外流、产业萎缩的局面，提高农村地区活力、振兴地域经济，平松守彦发起了这一运动”[6]这一运动可以说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上都可圈可点。比如由大分县“丰后牛”的认养到“品尝肥牛大喊大叫大会”活动的开展，首先有基于日本民族文化特性的设计，这是结合了族群文化的个性;其次也有可推而广之的思路，即由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使其符号化，并结合旅游产业适度开发。由于这种结合文化个性与共性的方案合理而有效，“一村一品”后来成为“日本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政策之一”。据统计，截至2009年，“‘一村一品’运动开始30周年之际，已经有104个国家以各种形式开展了‘一村一品’运动，其中亚洲和中近东国家达到32个。如泰国的“一乡一品”战略，由政府推动手工艺品的营销（2002年—2006年）、老挝的传统纺织品（1999—2003年）、印度尼西亚的“一村一品”试验性产品（2006年—2010年） 均成为成功的案例。[5]
值得注意的是，源自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和越南的 “手工艺村”建设
指越南政府从2003年开始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指导和帮助手工艺村的发展，以此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见Nguyen Thi Thu Huong：State Policy on the Environment in Vietnamese Handicraft Villages，Chinese Business Review， June 2016， Vol. 15， No. 6， 290-295.，以及在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并席卷欧美的“手工艺运动”等，在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上是不谋而合的。在越南，“数量（超过3 000个——笔者）、种类繁多的手工艺村为保护和振兴越南传统文化、推动越南经济社会发展、调整和优化越南农村地区生产结构做出了巨大贡献。”[7]在英国，对工业化的反思引发了以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为领导的工艺美术运动，席卷欧美的手工艺运动肯定了乡村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其自然主义风格体现了手工艺与乡村生活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在这些地方，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运作，都在工业化对乡村形成巨大威胁的时候，守住了乡村传统手工艺的阵地，同时为乡村的发展另辟蹊径，也是为全世界的传统村落走势展示了一种新的方向。
2.案例解读：“银匠村”的文化自觉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积淀，属于农耕文化的各方面几乎都具备丰富的形态和完善的体系。比如中国的传统工艺文化，自古以来便是农耕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至殿堂的文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录了先秦时期的手工艺生产技术共六门工艺的三十个工种（缺二种）的技术规则;下至乡野的俗语“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反映出民间手工艺传统门类的齐全和完备。
作为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的村寨，控拜村有很多合乎“传统”条件的特征。“控拜”是中国中部苗语地名的音译;一些当地文化精英给“控拜”一词的释义为“猪脖子”。猪脖子在当地人的认知体系中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猪身上肉最好吃的部位，二是险要的地势。控拜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自古以来是西江地区通往台江地区的交通要道，是为位置险要;当地人口传在1735年清军攻占控拜之前，控拜是中国西南最大的苗族聚居地之一，共有九个寨子，不输于今天的西江“千户苗寨”，其地环境优美，物资丰富，人口众多，是为“肥美”。但控拜村的知名，更主要的原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部分村民善于苗族银饰的制作并由此获得了不少荣誉：先是1994年被贵州省文化厅授名“雷山县控拜银饰艺术之乡”;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苗族银饰煅制技艺”，控拜是一个重要的传承点，第一批两位国家级传承人之一的杨光宾师傅也来自控拜村;2008年，得到“贵州省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示范村”“中国贵州生态博物馆本土化探索示范点”称号。目前控拜村约有80%的家庭以银饰加工为业，并且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打银子”。由于控拜苗寨在传统建筑、村落选址与格局上的传统风貌，更由于控拜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煅制技艺活态传承的主体之一，这个村落在2012年第一次传统村落的申报和评选中就已经“榜上有名”。 同样地，控拜苗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主要是 “993861部队”驻扎，大部分村民大多数时间外出到雷山县城、黔东南州首府凯里，以及全国各个景区从事银饰制作和营销活动，只有少部分老人、妇女和几家经营银饰体验馆的青年银匠长住在村寨。根据村委统计和调查组了解，目前控拜苗寨共有256户独立人家，1052 人，其中有120户左右以上全家外出从事与银饰煅制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全村有十多家房屋挂牌为“长期外出户”，有一百多家房屋挂牌为“闲置房”，同时也有近十家已修建为“银饰体验加工坊”。村里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农田和土地几近荒芜，养猪养牛的人家不超过五户，村里有三十来年办学历史的小学，只有不超过二十名的在读学生。
然而，通过跨度近十年的田野观察和回访，我们看到控拜苗寨虽然常住人口不多，但村落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村民集体经济状况和文化生活没有呈现凋敝与颓败，更没有出现本民族文化边缘化的趋势。村中十几年来不仅一直保持了村容村貌的整洁有序，还不断翻新、改善公、私场所的环境条件，村民在重要的民族节日、庆典时自然地团结起来，组织举行颇为复杂和盛大的节庆活动。也就是说，尽管控拜村没有我们理想中那种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景象，但村民自觉以自己的方式在传承和继续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继续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多年以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一直络绎不绝，相关报道、宣传、研究也一直持续。可以说，控拜苗寨尽管看上去很空，但只能说“空壳”，并没有“空心”。
具体说来，控拜的“实心”主要表现在村里文化活动的传承与创新，“传统的发明”反而显示出这个传统村落依旧有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和不弱的經济实力。作为苗族聚居区的民族村寨，控拜村苗族与生活在雷公山一带的同胞有一样的风俗文化，体现为基本遵循传统的社会节律和生活方式，有共同的节庆仪式比如鼓藏节、吃新节、苗年节等。又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控拜的节庆仪式有其特有的形式和内涵，如吃新节在一个被命名为“索匾富”的地方聚集并开展各种活动、“沿仙丹”节有特定的招子招孙路线，而“银饰文化节”则完全是村民自觉创立、自主维护的新的节日活动。
这里以“索匾富”的吃新节为例。每年农历六月第一个卯日，是控拜的“吃新节”，意思是从这天开始就应该有新米收成了;每家每户要从稻田摘秧包煮熟，和准备好的鸡、鸭、鱼肉一起祭祀祖先。在吃新后的第五天，来自本村以及雷山、台江、凯里周边的苗民聚集控拜村口的“索匾富”，在周围空地举行对唱情歌、斗牛、斗鸟、赛马等活动。 2017年，控拜人集资在那个地方立了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在石碑上用硕大的红色字体刻出汉字“索匾富”，又立三块石碑来刻下关于石碑的说明文字以及捐款人名单。石碑说明文字上书：
“此坳苗语叫‘索匾富’……汉语意为‘吊头坳’。公元1735年12月初，控拜义军抗击清军有名的‘控稗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雍正年间，清政府在雷公山区以‘改土归流’为名，行其征服之实。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夏，清军从都匀向八寨发起进攻。随后进军丹江、清江、古州、台拱，沿路疯狂烧杀，烧毁苗寨。苗民奋起反抗，苗疆烽烟四起。1735年春，控拜义军与其他苗族义军遥相呼应，协同作战，群起杀官兵。……‘索匾富’是147名控拜义军勇士英勇献身的英灵圣地，是苗族心灵的保护神。如今，每逢农历六月吃新节后的申日，雷山、凯里、台江交界一带苗寨男女老少聚集到‘索匾富’‘游卯’（赶热闹）。……”
另两块石碑刻录了捐款名单，名单上包括了控拜村5个姓氏家族的几乎所有户主名字，以及外嫁的部分姑妈名字。户主捐款200元以上有90家，其中超过2000元的有4家，超过1000元的有7家，超过500元的7家。姑妈捐款超过200元的18位。其余每家捐款200、100、50元不等。
从2017年开始，吃新节后第五天的活动又多了一项仪式：祭祀被清军杀害的控拜先祖。祭祀活动通常由控拜村的4个鼓藏头主持，从村子里将祭祀用品准备好抬到“索匾富”之后，整个活动持续约20分钟，包括杀猪、杀鸡、用鸡血贴纸钱、倒十二碗酒十二碗血、鼓藏头唱悼词、敬酒等若干环节。祭祀完成后，才开始传统的对唱、斗鸟、斗鸡以及市场贸易活动。另外还有苗族银饰煅制比赛、服饰与跳芦笙比赛、拔河比赛、苗歌比赛，这些比赛是近年新晋的项目，每个项目都在村民的自觉捐助下有丰厚的奖金。比如2019年的吃新节，各项活动设置奖金情况如下：芦笙比赛第一名2 019元、第二名1 619元、第三名1 219元;苗歌比赛第一名2 019元、第二名1 619元、第三名1 219元;斗鸡赛第一名819元、第二名619元、第三名419元;银饰锻制技艺第一名819元、第二名619元、第三名419元;拔河赛第一名818元、第二名618元、第三名418元。
控拜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苗语发音为“沿仙丹节”。控拜人认为，这个节日和有些苗族支系的“招龙节”是不一样的，“仙丹”发音的意思是“子孙”，所以这个12年一次的节日，目的在于招子招孙，而不是招龙。“沿仙丹”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用白纸剪出人形纸片，由祭师带领沿着周边山林特定路线招魂喊魂，有喊回自家人投胎的意思。
需要指出的是，控拜的这些热闹而成功的、吸引了大量游客的节庆活动，主要并不是政府主导，许多事情是靠不同层面的地方组织完成的。比如，吃新节的祭祀活动，由老一辈的鼓藏头来把握仪式过程;祭祀活动结束之后的斗鸡、斗牛、银饰煅制技艺比赛、吹芦笙等活动，由出门在外，但不定期回家的年轻人负责组织开展。具体来说，村中比较有威信的青年人，基本上都是是手艺好、会经营的银匠师傅;而这些银匠师傅平时并不常驻村里，而是分布在镇上、县里、州里，通过微信群、电话沟通来安排事务，所以尽管很多人在吃新节当天早上才赶回村子，村里的一系列活动依旧安排得井井有条，热热闹闹。
控拜村各个层次的村民，都表现出对控拜苗寨村民身份的高度认同，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热爱并积极宣传的态度。2010年控拜鼓藏节，控拜村几个“文化人”自发编写了《中国苗族银匠村——控拜》这个小册子，后记中说“控拜的历史与苗族历史一样，是个受苦受难、饱经沧桑而又坚贞不屈的民族”。该书作者十年前就对笔者讲述了1735年控拜村民被清军杀害，逃生者外出躲避，多年后才回到家乡的故事。十年后作者重新讲起这个故事，细节和情感依旧“不忘初心”。控拜原小学校长、原鼓藏头、现鼓藏头等“地方文化精英”，在面对访谈者的时候，都会重复控拜村这个历史故事。有客人到访的佳节仪式，鼓藏头毫不避讳与访客商量民族文化展演的细节、角度，自觉重复某些细节，关心拍摄者、访问者是否能够做好记录。苗族银饰煅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和他的儿子，自己可以娴熟运用手机、单反相机拍下文化活动全过程，并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拍客、美篇等社交媒体、软件宣传自己的工作、生活和产品。 三、民族手工艺文化与传统村落共生的理论和实践
笔者认为，不妨用“控拜现象”来指代传统村落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乡村人口流失、流动，但文化的凝聚力依然强盛的情况;村落集体与个体具有自觉的地方与民族文化意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主导社会行为和集体活动，是传统村落“空壳而不空心”的具体体现。就这样，在农业生产式微的情况下，传统村落的手工艺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防止乡村文化“水土流失”的责任，也为乡村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留住了过渡和缓冲的空间。毕竟，手工艺文化实际上是深深嵌入农耕文明之中的，守护手工艺文化，也就守护了农耕文明的一部分优秀基因，即传统的民族手工艺与传统村落的农耕文化，实有一体共生的关系。考察历史，联系现实，这种关系可作两个层面的解读。
第一个层面，尽管手工艺品没有像农作物一样生长在土地上，但传统村落的手工艺文化实际上是乡村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和象征。民族传统手工艺，在物的层面为乡村提供物质资源;在人的层面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价值转换;在文化的层面，则可作为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徐艺乙认为，手工艺文化本体包含的是材料、手段、造型三个主要的方面。[8]就控拜银匠村的案例而言，银饰煅制的“材料”主要关涉村落的历史和文化生态;而“手段”是本民族“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造型”则既是民族意识、民族历史的物化、符号化，又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控拜村银饰制作的“取材”与文化生态的关系比较特别。控拜及其所在的苗岭区域并不产银，银料来源早期是白银货币。从材料的角度讲，通常手工艺制作的“就地取材”就能说明工艺作为人类文化行为如何连接了自然与社会。而作为有至少数百年历史的手工技艺，控拜银饰煅制技艺能够在不产银饰的村寨普及，也可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族群历史中得到解释。控拜地势较高，高山冷水不适合水稻的种植与灌溉，传统的稻作农业田地范围并不在现在的地方。从史书记载和村民口述中可以推断，1739年“控稗之战”后逃亡结束回村的村民，带回了从汉族地区学来的银饰煅制技术，也失去了曾经赖以维生的良田沃土，这才开始了控拜文化真正的历史性转型，即由单纯的封闭的农业生产，转向半数依靠手艺为生、半农半“工”的多样化生产。有的家庭艺高胆大，干脆挑着货担走南闯北，生活反而得到转机。此后，学习模仿手工艺维持生活的人家逐渐增多，控拜“银匠村”逐渐形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与当地旅游开发的政策环境下，苗族传统文化得到休整和恢复，银饰参与文化展演的场合和机会增多，控拜村银饰煅制技艺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延续两百多年的工艺传统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同时，白银不作为货币流通后，银料的供应在市场体制下更加充足，这样，自然环境、区域历史、民族文化、时代大环境等主要因素，共同辅助了银饰文化在传统村落文化体系内的进一步发展。
再说“造型”。作为具有长时段历史积淀的手工艺品，银饰在传统苗族村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社会功能，因而银饰的煅制和使用，使村落传统的社会文化内涵时时得到强化。在没有依靠文字符号进行组织和管理的乡民社会，“物”的社会功能会比较突出。对于苗族而言，其沿袭至今的特色服饰自成一套文化表述系统，研究者至少可以分辨和探讨其中的族系分支、历史记忆、审美意识等等[9]。简单说，银饰在其中至少起到了承载历史和参与社会交换两大功能。比如，银饰纹样很多取自传统的服饰刺绣图案，如蝴蝶、苗龙等;也有独创的式样，如各个支系有不同的银质头饰，各种纹样完全可以看成会说话的历史符号。控拜服饰盛装的头饰和西江地区流行的“大牛角”一致。在控拜以及许多苗族传统村落，银饰是姑娘出嫁必备的嫁妆，父母送出银饰，寓意父母对女儿和对儿子一样慷慨公平的给予;这种给予能够换来女儿在夫家值得尊重的地位。但唯有“银角”是戴着出嫁以后要归还父家，不可随便带走的东西，因为它象征着“祖根”。可见银饰对亲属关系的缔结和维系有重要的象征作用。
第二个层面在于，民族手工艺是沟通城乡文明的一座桥梁。手工艺取材于自然，但并不拘泥于乡土养分，其所凝结的“工匠精神”、审美意识、创造性思想以及转化而来的物质成果，往往能成为沟通乡村与城市的桥梁，起到整合城乡两种社会文化的功能。城乡文化的交流是多层次的;这里以苗族银饰相关的物和人的层面为例。在物的层面，一些银饰品得到国家认可、学术界、艺术界重视的同时，从乡村走向世界，也将世界引向了乡村。比如，在发展民族旅游的地区，如西江千户苗寨，银饰品是很受欢迎的具有代表性的旅游纪念品。尽管旅游纪念品市场的银饰良莠不齐，有大量的机制产品，但手工艺打造的纯银产品是口碑最好且深得中高品质游客喜爱的产品;机器制造只是对手工进行模仿的投机取巧行为，其文化基础一定是体现人的文化和创造力的技艺。目前，国家文化市场兴旺，各地常常有各种“博览会”“展销会”“交流会”“文化节”，给来自乡村的民族手工艺品提供了展览的舞台和交流的空间，也促成了手工艺品从传统的“日用品”到现代的“艺术品”的转变，同时赋予了手工艺品“实用”和“美观”的双重性质。出自乡间的手工艺品在这种宽松、开放的文化场域中，本身可兼具“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亦可成为乡村优秀文化的“代言人”，呈现一个地方的文化积淀。
再以人的走向为例。首先，控拜苗寨并不是黔东南苗族地区唯一的“银匠村”，周边的麻料村、九摆村、乌高村都以长于银饰煅制而知名，这与明清时期至今的人口流动、迁徙，以及当地的婚姻圈有关。尽管银饰煅制技艺历来“传男不传女”，但在人口繁衍的过程中不免会逐渐普及;再者，手艺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需要交流开放的一面。在今天，手艺开放性的一面得到了强调。得益于一些国家政策的扶助，政府、高校、企业常常有一些文化项目主动找到乡村手艺人合作完成。比如就笔者所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在十年前到雷山县银饰一条街挂牌成立了“教育教学改革实习实践基地”、联合成立了“传统工藝贵州工作站——雷山民族民间工艺传习所”。十年间，雷山县政府也多次组织包括控拜银匠在内的手艺人在本地和苏州传习、讲学与学习。另外，就控拜村而言，银匠师傅们很多也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寻求在乡镇、县城以及州府市场的更大发展。西江的银饰街、雷山县城的老街、凯里市的金泉湖一带和“新加坡”一带，有不少来自控拜、麻料的银匠师傅聚居或开店，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常常被带回乡村，进行乡村的再建设。这样，由于传统手工艺实际上凝结了市民与乡民共同的精神旨趣，在手工艺文化的场域之中，“城-乡”二元结构往往被打破，手工艺者不会贴上“农村人”或“城市人”标签，取而代之的是“大师”“工匠”“师傅”乃至“表演者”身份，城乡文明在手工艺的层面融为一体。 四、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民族手工艺作为“地方性文化”
这种民族传统手工艺与传统村落文化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能不能普及和推广到今天需要全面振兴的其他乡村？笔者认为在有深厚或特色文化积淀的传统村落，挖掘手工艺文化资源是有现实和理论依据的。
国家迄今为止遴选出来6 000多个传统村落，从区域分布上看，贵州省的数量最多，有700多个，而在贵州省又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多，累计409个，居中国市（州、地、盟）第一。在利用“民族工艺文化”进行乡村振兴方面，控拜村不会是孤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村寨不乏传统的手工艺文化。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控拜村旁边的麻料、九摆、乌高、白高都擅长银饰煅制;丹寨县石桥村古法造纸很有名气;南猛村则以制作芦笙而知名。云南大理鹤庆县新华村的银、铜器制作、大理市周城村白族扎染，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阿普如哈村彝族以擅长漆器制作闻名，这些都是全国范围内得到很多关注的知名“手工艺村”，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除此以外，虽不是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有可资发掘的手工技艺，但凡是传统村落一定有手工艺文化的传统资源;在乡村农业生产不能发挥产业优势的地区，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丘陵地带，难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内在文化传承力量和外在开发利用价值不容忽视。因为，民族手工艺为乡村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村一品”类的特色产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历史记忆、族群认同、自我解释的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推广到更多有民族手工艺的传统村落，藉由工艺文化的力量，构建乡村振兴的一种“内生”模式
关于“内生发展模式”的论述，可参见张环宙，黄超超， 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文中认为：“概括而言，乡村的内生式发展策略包括三项内容：由乡村参与和推动、建构地方认同及乡土资源的利用”。以及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该文同样认为“内生发展论在承认资源、参与、认同三个基本要素为核心要素的基础上，以内-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关系的关联为出发点，强调地方‘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发展利益的享有权’三权是确保乡村发展的关键。内生发展理论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毕竟，除农耕外，传统手工艺是乡村社会劳动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村寨几乎都有专门的从业者，也有农耕之余“兼职”的手艺人。手工劳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手工艺及其生业，本就源于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情境中，人们解决自身生存、生活、生养等“生生不息”的问题所发展起来的造物文化。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手工艺有更特殊的意义。民族工艺是在相对特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出来的，具有某一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其中“民族特色”可以体现在该工艺本体：取材、手段、造型等各个方面;也可以蕴含于民族符号象征、民族历史记忆、民族生产生活等特殊的工艺使用过程和环节。比如，同为银饰制作，苗族银饰、彝族银饰、白族银饰有不同的独特造型;被称为“唐卡”的绘画艺术，取材、手段、造型、历史、符号象征都和藏族关系密切;同是中国传统漆器，汉族特色与彝族特色有明显不同的风格。所以，这里“民族工艺”一词的使用，旨在强调工艺及其持有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即“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文化——“民族”的根基和背景;“民族”可以说明技艺持有人（人群）的政治背景、历史境遇，这些背景和境遇，即体现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工艺则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
借用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的说法，以民族工艺为一个重要载体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地方性文化”，它带有民族-地方的各种特征，保证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延续。作为地方性文化，民族工艺/地方工艺文化是一套包含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信仰各种要素的文化体系，有较为固定的实际内容和传承方式;它可以作为看待世界的一种立场——“地方性知识”的体现方式，是其中能够将生态、社会、人群、人造物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部分。作为“地方性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文化”略有不同的是，它不能代表作为文化立场的、具世界观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又不止局限于具有普通地方特色意义上的、他者眼中的“地方文化”，它是对“地方文化”和“族群意识”的结合，是文化持有人具有文化解释权、话语权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化，不仅具有地方性，还具有历史性、民族性。
古老的“民族工艺”曾经在各个方面为民族的生存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机器与电讯取代“手工”的时代，依靠双手的传统“民艺”如何存在？如果说乡村“农艺”曾经构成中国乡村的“地方性知识”主体，那么，民族“工艺”所包含的“地方性文化”应该而且能够成为民族村寨文明持续发展的有机养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在中国西南地区，有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其文化的独特性与生命力既在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又在持有“地方性知识”的“民族”;“乡村振兴”对于这些具有文化独特性的民族传统村落而言，最大的课题应该是“地方性文化”如何与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平稳对接、和谐共处的问题。在乡村振兴的国家话语模式下，从民族村寨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是如何激活或选取地方性文化中富有潜力的部分，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源的问题。“民族工艺”能不能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打胜仗”的一件精良武器？这是本文通过“控拜现象”试图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总之，民族手工艺文化因为有源自传统农耕的文化血脉，从而保证了依靠手工艺振兴传统村落是“根正苗红”的行动;又由于传统手艺有融合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内在机制，从而有条件促使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村落振兴实现“枝繁叶茂”。目前看来，这在其他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在中国也不乏实践印证。实践证明，源自传统的民族手工艺是有可能形成一种体现文化持有人自觉性、自主性的“地方性文化”的。可喜的是，2017年3月，多部门联合出台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2018 年 6 月，政府又发布了《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在上下齐心的情况下，期待每个地方的理论、实践与政策能够秉持同样的视野，进行同步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局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EB/OL][2019-10-10].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204/t20120423_209619.html.
[2]刘禹松. 破解“993861”之困 [J]. 新产经， 2017（4）： 41-42.
[3]董建华. 新时代农民工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探析[J].北方经济， 2018（10）：10-13.
[4]杨晓力，冷劲松，朱守殿. 黔东南州山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难点与对策探讨[J].南方农业， 2018（9）：111-112.
[5]賀平. 作为区域公共产品的善治经验——对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案例研究[J].日本问题研究， 2015（4）：11-21.
[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日本“一村一品”经验借鉴[EB/OL][2019-10-10].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cj/201709/20170902642905.shtml.
[7]唐璐璐. 亚洲四国乡村传统手工艺集群化发展策略的比较研究[J].文化遗产， 2019（3）：39-46.
[8]徐艺乙：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M].上海：世纪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43-59.
[9]杨（昌鸟）国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王勤美）
我国“传统”村落的“传统”包含物质层面与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整合各个层面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应对工业化带来的乡村困境，在全球已有先例——如日本“一村一品”运动、越南“手工艺村”运动以及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等。在中国，以贵州省黔东南控拜苗寨为例，与银饰煅制技艺相关的文化活动充分体现出村民的文化自觉，也说明了民族手工艺文化与传统村落之间存在共生关系。民族手工艺文化是文化持有者自身所能把握、解释和利用的“地方性文化”，因而也是民族传统村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
传统村落;民族手工艺;“地方性文化”;控拜苗寨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1-0124-09
On Ethnic Handicrafts as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Kongbai Miao Village in Southeast Guizhou
YAN Yu， YAN L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embodies in both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ontents.There are precedents in the world in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t all levels to cope with the rural dilemma brought by industrialization， such as the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movement in Japan， the “Handicraft Village” movement in Vietnam， and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in Britain. In China， taking Kongbai Miao village in southeast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ilver craftsmanship fully demonstrate the villagers’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also illustrate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nic handicraft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Ethnic handicraft culture is the “local culture”that cultural holders can domain， illustrate and utiliz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ethnic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ethnic handicrafts; “local culture”; Kongbai Miao village
一、傳统村落的转型困境
所谓传统村落，指的是“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自2012年12月以来，全国已有五批共6 819个村落被列入国家住建部及其他多部委遴选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根据201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这些传统村落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之一：一是“传统建筑风貌完整。历史建筑、乡土建筑、文物古迹等建筑集中连片分布或总量超过村庄建筑总量的1/3，较完整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二是“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村落选址具有传统特色和地方代表性，利用自然环境条件，与维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反映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村落格局鲜明体现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鲜明体现有代表性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且村落整体格局保存良好。”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该传统村落中拥有较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族或地域特色鲜明，或拥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形式良好，至今仍以活态延续。”可见，传统村落的“传统”可以体现为建筑的传统、生态和生活方式的传统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传统;“传统”村落所传递的传统文化符码是整体性的，多层次性的，包含着生产生活的物质文化层面与精神文明层面，“传统”并不等于局限于某一方面的因循守旧。
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村落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但工业化与城市的发展正在迫使很多传统村落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务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乃至生存需要，人们纷纷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成为“农民工”后的农民对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发展农耕文明也是有心无力。如此循环下来，很多乡村的农业渐渐从主业变为副业，尤其在传统村落较为集中的西部乡村，乡民寻找各种“活路”（指生计方式）的同时，乡村要么只剩“993861部队”，要么濒临“空心”。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表达过对乡村人口流失的忧思。“近年来大量年轻农民进城务工，使得我国的不少地区，农业生产主要由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来完成，这些人因此被戏称为‘993861’部队。”[2]“由于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民依赖土地耕作获得的经济收入明显低于出外到沿海及发达城市打工，土地耕作经济成为农民弃之可惜、耕之无味的鸡肋，从而导致农民大量外流。于是由‘993861’部队留守的老人村、空心村、妇女村、儿童村成为广大农村的现实存在，农村由此一步步走向衰落。”[3]“目前，在农村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都是‘993861’部队（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知识、会经营、懂管理的年轻劳动力基本上都外出务工，剩下来在家务农的这部分人，一般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较差，思想素质偏底，不同程度存在‘等、靠、要’思想。”[4]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城市的扩张，打工人口已经不限于男性，农村妇女也带着儿童逐渐加入城市打工人群的队伍，他们成为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不像农民又不像工人的“农民工”。总之，和大部分乡村一样，传统村落内曾经较为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不能维系传统乡村生活的正常运转，也无助于乡民掌握进入世界一体化网络的主动权。 二、乡村困境中手工艺的作用和力量
1.“振兴”难题与普遍经验
针对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窘境，国家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作为指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该意见提纲挈领地界定了乡村振兴的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就涵盖了乡村生计、环境、文化、制度、生活等各方面的完整愿景。乡村振兴自然也包括具有丰富文化积淀的传统村落的振兴。对于剩下“993861”部队、濒临“空心”的传统村落来说，如何做到既能不破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如此全面的“振兴”，是一个有意义的难题。
面对难题应先“解题”。首先，乡村振兴的“振兴”，暗含对乡村现有状态的一种认识和判断。“振”有“举救”之意（说文解字），“兴”，起也（说文）;之所以要“举救”而“起”，是判断乡村在生命力、发展态势或者是其他某方面有改变的需要，这种改变应该是朝向积极的一面。强调乡村的振兴，是因为乡村在我国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乡村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体形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乡村中诞生和成长，乡村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体。然而，乡村振兴的“乡村”不等于“农村”，所以“乡村振兴”也不可等同于“农村振兴”。“乡”与“农”的区别，在于前者包括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而后者局限于生计、生产方式。所以，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振兴，但不限于农业振兴;“解读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刻领会为什么要用‘乡村’的概念替代‘农村’概念。这就是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更高更長远的层次上，实现当前乡村的品质发展、融合发展、全面发展，使乡村现代化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因而，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因而，对于传统村落而言，乡村振兴完全可以在认识和坚持传统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整合完整的传统文化根基，多角度盘活乡村业态，因地制宜地走出适合各个传统村落的振兴之路。
借鉴他国经验也是解决难题的路径之一。纵观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乡村生活、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外来冲击时，也陆续在实践中摸索着自己的改革和调适的道路。较为著名的有源自于日本的“一村一品”模式，该模式在东南亚国家作为“地方善治经验”加以改造和推广，成为“运动”[5];有越南的“手工艺村”模式，即政府结合民间手工艺资源自上而下地支持相应村落的开发与发展，成效显著;远一些的案例，则是以乡村生活和民族性挂钩著称的英国，其19世纪到20世纪名噪一时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the Art and Crafts Movement）”与乡村也有着不解之缘。
以“一村一品”运动为例。该运动最早起源于日本大分县，其起源背景和今天的中国乡村极为类似：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加深，乡村发展与城市发展日渐脱节，“为扭转大部分县人才短缺、资本外流、产业萎缩的局面，提高农村地区活力、振兴地域经济，平松守彦发起了这一运动”[6]这一运动可以说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上都可圈可点。比如由大分县“丰后牛”的认养到“品尝肥牛大喊大叫大会”活动的开展，首先有基于日本民族文化特性的设计，这是结合了族群文化的个性;其次也有可推而广之的思路，即由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使其符号化，并结合旅游产业适度开发。由于这种结合文化个性与共性的方案合理而有效，“一村一品”后来成为“日本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政策之一”。据统计，截至2009年，“‘一村一品’运动开始30周年之际，已经有104个国家以各种形式开展了‘一村一品’运动，其中亚洲和中近东国家达到32个。如泰国的“一乡一品”战略，由政府推动手工艺品的营销（2002年—2006年）、老挝的传统纺织品（1999—2003年）、印度尼西亚的“一村一品”试验性产品（2006年—2010年） 均成为成功的案例。[5]
值得注意的是，源自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和越南的 “手工艺村”建设
指越南政府从2003年开始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指导和帮助手工艺村的发展，以此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见Nguyen Thi Thu Huong：State Policy on the Environment in Vietnamese Handicraft Villages，Chinese Business Review， June 2016， Vol. 15， No. 6， 290-295.，以及在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并席卷欧美的“手工艺运动”等，在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上是不谋而合的。在越南，“数量（超过3 000个——笔者）、种类繁多的手工艺村为保护和振兴越南传统文化、推动越南经济社会发展、调整和优化越南农村地区生产结构做出了巨大贡献。”[7]在英国，对工业化的反思引发了以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为领导的工艺美术运动，席卷欧美的手工艺运动肯定了乡村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其自然主义风格体现了手工艺与乡村生活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在这些地方，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运作，都在工业化对乡村形成巨大威胁的时候，守住了乡村传统手工艺的阵地，同时为乡村的发展另辟蹊径，也是为全世界的传统村落走势展示了一种新的方向。
2.案例解读：“银匠村”的文化自觉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积淀，属于农耕文化的各方面几乎都具备丰富的形态和完善的体系。比如中国的传统工艺文化，自古以来便是农耕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至殿堂的文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录了先秦时期的手工艺生产技术共六门工艺的三十个工种（缺二种）的技术规则;下至乡野的俗语“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反映出民间手工艺传统门类的齐全和完备。
作为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的村寨，控拜村有很多合乎“传统”条件的特征。“控拜”是中国中部苗语地名的音译;一些当地文化精英给“控拜”一词的释义为“猪脖子”。猪脖子在当地人的认知体系中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猪身上肉最好吃的部位，二是险要的地势。控拜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自古以来是西江地区通往台江地区的交通要道，是为位置险要;当地人口传在1735年清军攻占控拜之前，控拜是中国西南最大的苗族聚居地之一，共有九个寨子，不输于今天的西江“千户苗寨”，其地环境优美，物资丰富，人口众多，是为“肥美”。但控拜村的知名，更主要的原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部分村民善于苗族银饰的制作并由此获得了不少荣誉：先是1994年被贵州省文化厅授名“雷山县控拜银饰艺术之乡”;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苗族银饰煅制技艺”，控拜是一个重要的传承点，第一批两位国家级传承人之一的杨光宾师傅也来自控拜村;2008年，得到“贵州省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示范村”“中国贵州生态博物馆本土化探索示范点”称号。目前控拜村约有80%的家庭以银饰加工为业，并且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打银子”。由于控拜苗寨在传统建筑、村落选址与格局上的传统风貌，更由于控拜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煅制技艺活态传承的主体之一，这个村落在2012年第一次传统村落的申报和评选中就已经“榜上有名”。 同样地，控拜苗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主要是 “993861部队”驻扎，大部分村民大多数时间外出到雷山县城、黔东南州首府凯里，以及全国各个景区从事银饰制作和营销活动，只有少部分老人、妇女和几家经营银饰体验馆的青年银匠长住在村寨。根据村委统计和调查组了解，目前控拜苗寨共有256户独立人家，1052 人，其中有120户左右以上全家外出从事与银饰煅制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全村有十多家房屋挂牌为“长期外出户”，有一百多家房屋挂牌为“闲置房”，同时也有近十家已修建为“银饰体验加工坊”。村里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农田和土地几近荒芜，养猪养牛的人家不超过五户，村里有三十来年办学历史的小学，只有不超过二十名的在读学生。
然而，通过跨度近十年的田野观察和回访，我们看到控拜苗寨虽然常住人口不多，但村落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村民集体经济状况和文化生活没有呈现凋敝与颓败，更没有出现本民族文化边缘化的趋势。村中十几年来不仅一直保持了村容村貌的整洁有序，还不断翻新、改善公、私场所的环境条件，村民在重要的民族节日、庆典时自然地团结起来，组织举行颇为复杂和盛大的节庆活动。也就是说，尽管控拜村没有我们理想中那种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景象，但村民自觉以自己的方式在传承和继续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继续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多年以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一直络绎不绝，相关报道、宣传、研究也一直持续。可以说，控拜苗寨尽管看上去很空，但只能说“空壳”，并没有“空心”。
具体说来，控拜的“实心”主要表现在村里文化活动的传承与创新，“传统的发明”反而显示出这个传统村落依旧有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和不弱的經济实力。作为苗族聚居区的民族村寨，控拜村苗族与生活在雷公山一带的同胞有一样的风俗文化，体现为基本遵循传统的社会节律和生活方式，有共同的节庆仪式比如鼓藏节、吃新节、苗年节等。又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控拜的节庆仪式有其特有的形式和内涵，如吃新节在一个被命名为“索匾富”的地方聚集并开展各种活动、“沿仙丹”节有特定的招子招孙路线，而“银饰文化节”则完全是村民自觉创立、自主维护的新的节日活动。
这里以“索匾富”的吃新节为例。每年农历六月第一个卯日，是控拜的“吃新节”，意思是从这天开始就应该有新米收成了;每家每户要从稻田摘秧包煮熟，和准备好的鸡、鸭、鱼肉一起祭祀祖先。在吃新后的第五天，来自本村以及雷山、台江、凯里周边的苗民聚集控拜村口的“索匾富”，在周围空地举行对唱情歌、斗牛、斗鸟、赛马等活动。 2017年，控拜人集资在那个地方立了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在石碑上用硕大的红色字体刻出汉字“索匾富”，又立三块石碑来刻下关于石碑的说明文字以及捐款人名单。石碑说明文字上书：
“此坳苗语叫‘索匾富’……汉语意为‘吊头坳’。公元1735年12月初，控拜义军抗击清军有名的‘控稗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雍正年间，清政府在雷公山区以‘改土归流’为名，行其征服之实。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夏，清军从都匀向八寨发起进攻。随后进军丹江、清江、古州、台拱，沿路疯狂烧杀，烧毁苗寨。苗民奋起反抗，苗疆烽烟四起。1735年春，控拜义军与其他苗族义军遥相呼应，协同作战，群起杀官兵。……‘索匾富’是147名控拜义军勇士英勇献身的英灵圣地，是苗族心灵的保护神。如今，每逢农历六月吃新节后的申日，雷山、凯里、台江交界一带苗寨男女老少聚集到‘索匾富’‘游卯’（赶热闹）。……”
另两块石碑刻录了捐款名单，名单上包括了控拜村5个姓氏家族的几乎所有户主名字，以及外嫁的部分姑妈名字。户主捐款200元以上有90家，其中超过2000元的有4家，超过1000元的有7家，超过500元的7家。姑妈捐款超过200元的18位。其余每家捐款200、100、50元不等。
从2017年开始，吃新节后第五天的活动又多了一项仪式：祭祀被清军杀害的控拜先祖。祭祀活动通常由控拜村的4个鼓藏头主持，从村子里将祭祀用品准备好抬到“索匾富”之后，整个活动持续约20分钟，包括杀猪、杀鸡、用鸡血贴纸钱、倒十二碗酒十二碗血、鼓藏头唱悼词、敬酒等若干环节。祭祀完成后，才开始传统的对唱、斗鸟、斗鸡以及市场贸易活动。另外还有苗族银饰煅制比赛、服饰与跳芦笙比赛、拔河比赛、苗歌比赛，这些比赛是近年新晋的项目，每个项目都在村民的自觉捐助下有丰厚的奖金。比如2019年的吃新节，各项活动设置奖金情况如下：芦笙比赛第一名2 019元、第二名1 619元、第三名1 219元;苗歌比赛第一名2 019元、第二名1 619元、第三名1 219元;斗鸡赛第一名819元、第二名619元、第三名419元;银饰锻制技艺第一名819元、第二名619元、第三名419元;拔河赛第一名818元、第二名618元、第三名418元。
控拜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苗语发音为“沿仙丹节”。控拜人认为，这个节日和有些苗族支系的“招龙节”是不一样的，“仙丹”发音的意思是“子孙”，所以这个12年一次的节日，目的在于招子招孙，而不是招龙。“沿仙丹”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用白纸剪出人形纸片，由祭师带领沿着周边山林特定路线招魂喊魂，有喊回自家人投胎的意思。
需要指出的是，控拜的这些热闹而成功的、吸引了大量游客的节庆活动，主要并不是政府主导，许多事情是靠不同层面的地方组织完成的。比如，吃新节的祭祀活动，由老一辈的鼓藏头来把握仪式过程;祭祀活动结束之后的斗鸡、斗牛、银饰煅制技艺比赛、吹芦笙等活动，由出门在外，但不定期回家的年轻人负责组织开展。具体来说，村中比较有威信的青年人，基本上都是是手艺好、会经营的银匠师傅;而这些银匠师傅平时并不常驻村里，而是分布在镇上、县里、州里，通过微信群、电话沟通来安排事务，所以尽管很多人在吃新节当天早上才赶回村子，村里的一系列活动依旧安排得井井有条，热热闹闹。
控拜村各个层次的村民，都表现出对控拜苗寨村民身份的高度认同，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热爱并积极宣传的态度。2010年控拜鼓藏节，控拜村几个“文化人”自发编写了《中国苗族银匠村——控拜》这个小册子，后记中说“控拜的历史与苗族历史一样，是个受苦受难、饱经沧桑而又坚贞不屈的民族”。该书作者十年前就对笔者讲述了1735年控拜村民被清军杀害，逃生者外出躲避，多年后才回到家乡的故事。十年后作者重新讲起这个故事，细节和情感依旧“不忘初心”。控拜原小学校长、原鼓藏头、现鼓藏头等“地方文化精英”，在面对访谈者的时候，都会重复控拜村这个历史故事。有客人到访的佳节仪式，鼓藏头毫不避讳与访客商量民族文化展演的细节、角度，自觉重复某些细节，关心拍摄者、访问者是否能够做好记录。苗族银饰煅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和他的儿子，自己可以娴熟运用手机、单反相机拍下文化活动全过程，并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拍客、美篇等社交媒体、软件宣传自己的工作、生活和产品。 三、民族手工艺文化与传统村落共生的理论和实践
笔者认为，不妨用“控拜现象”来指代传统村落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乡村人口流失、流动，但文化的凝聚力依然强盛的情况;村落集体与个体具有自觉的地方与民族文化意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主导社会行为和集体活动，是传统村落“空壳而不空心”的具体体现。就这样，在农业生产式微的情况下，传统村落的手工艺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防止乡村文化“水土流失”的责任，也为乡村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留住了过渡和缓冲的空间。毕竟，手工艺文化实际上是深深嵌入农耕文明之中的，守护手工艺文化，也就守护了农耕文明的一部分优秀基因，即传统的民族手工艺与传统村落的农耕文化，实有一体共生的关系。考察历史，联系现实，这种关系可作两个层面的解读。
第一个层面，尽管手工艺品没有像农作物一样生长在土地上，但传统村落的手工艺文化实际上是乡村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和象征。民族传统手工艺，在物的层面为乡村提供物质资源;在人的层面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价值转换;在文化的层面，则可作为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徐艺乙认为，手工艺文化本体包含的是材料、手段、造型三个主要的方面。[8]就控拜银匠村的案例而言，银饰煅制的“材料”主要关涉村落的历史和文化生态;而“手段”是本民族“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造型”则既是民族意识、民族历史的物化、符号化，又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控拜村银饰制作的“取材”与文化生态的关系比较特别。控拜及其所在的苗岭区域并不产银，银料来源早期是白银货币。从材料的角度讲，通常手工艺制作的“就地取材”就能说明工艺作为人类文化行为如何连接了自然与社会。而作为有至少数百年历史的手工技艺，控拜银饰煅制技艺能够在不产银饰的村寨普及，也可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族群历史中得到解释。控拜地势较高，高山冷水不适合水稻的种植与灌溉，传统的稻作农业田地范围并不在现在的地方。从史书记载和村民口述中可以推断，1739年“控稗之战”后逃亡结束回村的村民，带回了从汉族地区学来的银饰煅制技术，也失去了曾经赖以维生的良田沃土，这才开始了控拜文化真正的历史性转型，即由单纯的封闭的农业生产，转向半数依靠手艺为生、半农半“工”的多样化生产。有的家庭艺高胆大，干脆挑着货担走南闯北，生活反而得到转机。此后，学习模仿手工艺维持生活的人家逐渐增多，控拜“银匠村”逐渐形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与当地旅游开发的政策环境下，苗族传统文化得到休整和恢复，银饰参与文化展演的场合和机会增多，控拜村银饰煅制技艺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延续两百多年的工艺传统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同时，白银不作为货币流通后，银料的供应在市场体制下更加充足，这样，自然环境、区域历史、民族文化、时代大环境等主要因素，共同辅助了银饰文化在传统村落文化体系内的进一步发展。
再说“造型”。作为具有长时段历史积淀的手工艺品，银饰在传统苗族村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社会功能，因而银饰的煅制和使用，使村落传统的社会文化内涵时时得到强化。在没有依靠文字符号进行组织和管理的乡民社会，“物”的社会功能会比较突出。对于苗族而言，其沿袭至今的特色服饰自成一套文化表述系统，研究者至少可以分辨和探讨其中的族系分支、历史记忆、审美意识等等[9]。简单说，银饰在其中至少起到了承载历史和参与社会交换两大功能。比如，银饰纹样很多取自传统的服饰刺绣图案，如蝴蝶、苗龙等;也有独创的式样，如各个支系有不同的银质头饰，各种纹样完全可以看成会说话的历史符号。控拜服饰盛装的头饰和西江地区流行的“大牛角”一致。在控拜以及许多苗族传统村落，银饰是姑娘出嫁必备的嫁妆，父母送出银饰，寓意父母对女儿和对儿子一样慷慨公平的给予;这种给予能够换来女儿在夫家值得尊重的地位。但唯有“银角”是戴着出嫁以后要归还父家，不可随便带走的东西，因为它象征着“祖根”。可见银饰对亲属关系的缔结和维系有重要的象征作用。
第二个层面在于，民族手工艺是沟通城乡文明的一座桥梁。手工艺取材于自然，但并不拘泥于乡土养分，其所凝结的“工匠精神”、审美意识、创造性思想以及转化而来的物质成果，往往能成为沟通乡村与城市的桥梁，起到整合城乡两种社会文化的功能。城乡文化的交流是多层次的;这里以苗族银饰相关的物和人的层面为例。在物的层面，一些银饰品得到国家认可、学术界、艺术界重视的同时，从乡村走向世界，也将世界引向了乡村。比如，在发展民族旅游的地区，如西江千户苗寨，银饰品是很受欢迎的具有代表性的旅游纪念品。尽管旅游纪念品市场的银饰良莠不齐，有大量的机制产品，但手工艺打造的纯银产品是口碑最好且深得中高品质游客喜爱的产品;机器制造只是对手工进行模仿的投机取巧行为，其文化基础一定是体现人的文化和创造力的技艺。目前，国家文化市场兴旺，各地常常有各种“博览会”“展销会”“交流会”“文化节”，给来自乡村的民族手工艺品提供了展览的舞台和交流的空间，也促成了手工艺品从传统的“日用品”到现代的“艺术品”的转变，同时赋予了手工艺品“实用”和“美观”的双重性质。出自乡间的手工艺品在这种宽松、开放的文化场域中，本身可兼具“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亦可成为乡村优秀文化的“代言人”，呈现一个地方的文化积淀。
再以人的走向为例。首先，控拜苗寨并不是黔东南苗族地区唯一的“银匠村”，周边的麻料村、九摆村、乌高村都以长于银饰煅制而知名，这与明清时期至今的人口流动、迁徙，以及当地的婚姻圈有关。尽管银饰煅制技艺历来“传男不传女”，但在人口繁衍的过程中不免会逐渐普及;再者，手艺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需要交流开放的一面。在今天，手艺开放性的一面得到了强调。得益于一些国家政策的扶助，政府、高校、企业常常有一些文化项目主动找到乡村手艺人合作完成。比如就笔者所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在十年前到雷山县银饰一条街挂牌成立了“教育教学改革实习实践基地”、联合成立了“传统工藝贵州工作站——雷山民族民间工艺传习所”。十年间，雷山县政府也多次组织包括控拜银匠在内的手艺人在本地和苏州传习、讲学与学习。另外，就控拜村而言，银匠师傅们很多也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寻求在乡镇、县城以及州府市场的更大发展。西江的银饰街、雷山县城的老街、凯里市的金泉湖一带和“新加坡”一带，有不少来自控拜、麻料的银匠师傅聚居或开店，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常常被带回乡村，进行乡村的再建设。这样，由于传统手工艺实际上凝结了市民与乡民共同的精神旨趣，在手工艺文化的场域之中，“城-乡”二元结构往往被打破，手工艺者不会贴上“农村人”或“城市人”标签，取而代之的是“大师”“工匠”“师傅”乃至“表演者”身份，城乡文明在手工艺的层面融为一体。 四、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民族手工艺作为“地方性文化”
这种民族传统手工艺与传统村落文化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能不能普及和推广到今天需要全面振兴的其他乡村？笔者认为在有深厚或特色文化积淀的传统村落，挖掘手工艺文化资源是有现实和理论依据的。
国家迄今为止遴选出来6 000多个传统村落，从区域分布上看，贵州省的数量最多，有700多个，而在贵州省又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多，累计409个，居中国市（州、地、盟）第一。在利用“民族工艺文化”进行乡村振兴方面，控拜村不会是孤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村寨不乏传统的手工艺文化。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控拜村旁边的麻料、九摆、乌高、白高都擅长银饰煅制;丹寨县石桥村古法造纸很有名气;南猛村则以制作芦笙而知名。云南大理鹤庆县新华村的银、铜器制作、大理市周城村白族扎染，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阿普如哈村彝族以擅长漆器制作闻名，这些都是全国范围内得到很多关注的知名“手工艺村”，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除此以外，虽不是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有可资发掘的手工技艺，但凡是传统村落一定有手工艺文化的传统资源;在乡村农业生产不能发挥产业优势的地区，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丘陵地带，难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内在文化传承力量和外在开发利用价值不容忽视。因为，民族手工艺为乡村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村一品”类的特色产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历史记忆、族群认同、自我解释的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推广到更多有民族手工艺的传统村落，藉由工艺文化的力量，构建乡村振兴的一种“内生”模式
关于“内生发展模式”的论述，可参见张环宙，黄超超， 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文中认为：“概括而言，乡村的内生式发展策略包括三项内容：由乡村参与和推动、建构地方认同及乡土资源的利用”。以及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该文同样认为“内生发展论在承认资源、参与、认同三个基本要素为核心要素的基础上，以内-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关系的关联为出发点，强调地方‘发展选项的决定权’‘发展进程的控制权’‘发展利益的享有权’三权是确保乡村发展的关键。内生发展理论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毕竟，除农耕外，传统手工艺是乡村社会劳动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村寨几乎都有专门的从业者，也有农耕之余“兼职”的手艺人。手工劳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手工艺及其生业，本就源于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情境中，人们解决自身生存、生活、生养等“生生不息”的问题所发展起来的造物文化。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手工艺有更特殊的意义。民族工艺是在相对特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出来的，具有某一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其中“民族特色”可以体现在该工艺本体：取材、手段、造型等各个方面;也可以蕴含于民族符号象征、民族历史记忆、民族生产生活等特殊的工艺使用过程和环节。比如，同为银饰制作，苗族银饰、彝族银饰、白族银饰有不同的独特造型;被称为“唐卡”的绘画艺术，取材、手段、造型、历史、符号象征都和藏族关系密切;同是中国传统漆器，汉族特色与彝族特色有明显不同的风格。所以，这里“民族工艺”一词的使用，旨在强调工艺及其持有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即“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文化——“民族”的根基和背景;“民族”可以说明技艺持有人（人群）的政治背景、历史境遇，这些背景和境遇，即体现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工艺则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
借用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的说法，以民族工艺为一个重要载体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地方性文化”，它带有民族-地方的各种特征，保证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延续。作为地方性文化，民族工艺/地方工艺文化是一套包含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信仰各种要素的文化体系，有较为固定的实际内容和传承方式;它可以作为看待世界的一种立场——“地方性知识”的体现方式，是其中能够将生态、社会、人群、人造物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部分。作为“地方性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文化”略有不同的是，它不能代表作为文化立场的、具世界观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又不止局限于具有普通地方特色意义上的、他者眼中的“地方文化”，它是对“地方文化”和“族群意识”的结合，是文化持有人具有文化解释权、话语权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化，不仅具有地方性，还具有历史性、民族性。
古老的“民族工艺”曾经在各个方面为民族的生存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机器与电讯取代“手工”的时代，依靠双手的传统“民艺”如何存在？如果说乡村“农艺”曾经构成中国乡村的“地方性知识”主体，那么，民族“工艺”所包含的“地方性文化”应该而且能够成为民族村寨文明持续发展的有机养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在中国西南地区，有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其文化的独特性与生命力既在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又在持有“地方性知识”的“民族”;“乡村振兴”对于这些具有文化独特性的民族传统村落而言，最大的课题应该是“地方性文化”如何与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平稳对接、和谐共处的问题。在乡村振兴的国家话语模式下，从民族村寨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是如何激活或选取地方性文化中富有潜力的部分，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源的问题。“民族工艺”能不能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打胜仗”的一件精良武器？这是本文通过“控拜现象”试图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总之，民族手工艺文化因为有源自传统农耕的文化血脉，从而保证了依靠手工艺振兴传统村落是“根正苗红”的行动;又由于传统手艺有融合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内在机制，从而有条件促使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村落振兴实现“枝繁叶茂”。目前看来，这在其他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在中国也不乏实践印证。实践证明，源自传统的民族手工艺是有可能形成一种体现文化持有人自觉性、自主性的“地方性文化”的。可喜的是，2017年3月，多部门联合出台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2018 年 6 月，政府又发布了《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在上下齐心的情况下，期待每个地方的理论、实践与政策能够秉持同样的视野，进行同步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局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EB/OL][2019-10-10].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204/t20120423_209619.html.
[2]刘禹松. 破解“993861”之困 [J]. 新产经， 2017（4）： 41-42.
[3]董建华. 新时代农民工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探析[J].北方经济， 2018（10）：10-13.
[4]杨晓力，冷劲松，朱守殿. 黔东南州山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难点与对策探讨[J].南方农业， 2018（9）：111-112.
[5]賀平. 作为区域公共产品的善治经验——对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案例研究[J].日本问题研究， 2015（4）：11-21.
[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日本“一村一品”经验借鉴[EB/OL][2019-10-10].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cj/201709/20170902642905.shtml.
[7]唐璐璐. 亚洲四国乡村传统手工艺集群化发展策略的比较研究[J].文化遗产， 2019（3）：39-46.
[8]徐艺乙：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M].上海：世纪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43-59.
[9]杨（昌鸟）国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