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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长假来临，我的一位外国朋友就像任何一个在春运里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的中国男孩一样，思乡病起。他用不怎么流利的中文说：“我必须回家拿回我自己的力气。”就好像在异乡是一种消耗，回家是补给。虽然平日里他和父母并不频繁联络，父母旅行时就在时程3小时的邻国，也不会专门来北京看他一眼，但你刚觉得他们家庭关系淡薄，又发现他们见面时非常亲昵热络。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回家的日子，是放下手边一切重要工作的家庭日，在任何时候都是节日。
所谓家园，就是他自出生起便生活的地方。现在他回到这里，一切轻车熟路。他敲响院外的大铜铃铛，带我们去看附近小树林里他童年时用绳索做的秋千，上面已长满青苔。某一棵外形并无特别的树被他准确地认出来，他称之为“我的树”——那是他出生那天父亲种下的。还有和他18岁离家时没有任何差别的房间，栏杆上刻着他当时喜欢的电影明星的名字，楼梯后面是每年的身高刻度。他能翻出一些从前的唱片和电影，塑料盾与木剑，断了手的锡兵和石头、木棍，以及一切古怪的收藏，都完好无損。
他18岁以前的全部物件记忆都被父母保留下来了。回到家里，他仍然像孩子一样被对待：父母常做些他小时候爱吃的食物，他每天如同儿时暑假般和家人一起出行、游泳，或是在家一起看场球赛或电影。
他说他年近40岁的哥哥求婚失败，被女友撂在滑雪圣地的酒店里心灰意冷，拿起电话打给父母，说：“我要回家。”
于是他父母专门赶去接他哥哥回家。在此之前，自长大成人，他哥哥保持着每3年回一次家的频率，可在伤心痛苦中，他下意识地要回家。他回到自己童年的家园，是去触碰真实的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有效的抚慰。虽然伤痛平复后他仍然很久才回一次家，但父母、家园就是无须时刻眷恋却总是真切的存在，没有难分难舍的纠葛。
这世上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忽然想要回家的时候，这不关乎地域、种族、文化。从出走到独立，到回归，只有回家的部分应该是最温暖的旅程。他们的回家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无须证明自己，不被评判，无须谈论职业、收入，无须交代私人生活，回家就仅是和小时候的自己重逢。
而我的童年记忆变得没有任何证据，虽然家人很努力地保留过一些我小时候的东西——背诗的录音磁带、童书、望远镜、日记和同学间的往来信件，但是因为数次如南征北战一般的迁徙搬家，以及无法承受的庞大的日常杂物累积，它们作为别人眼中的破烂儿彻底消失了。
我们很少有人现在还能回到童年伊始就住的房子，那多是单位的家属楼或已在拆迁范围内的旧商品房，在三十几年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从容了还是更仓促了？这是个矛盾，大时代里的人常会在充裕之时怅然若失。
买一套更新更大的房子，置办全新的家具，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我们什么都要新的，邻居经常更迭成新的面孔，因为总有人把房子卖了，有人买下这套房子重新装修。有时装修时间长达两年，住了一年后又有新主人迁入，否定了这个风格。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我们无法社区化，四周望去没有熟人，只有邻里。
在一个二线城市，我的某个朋友好端端地搬了7次家，每次都是因为她母亲又看上一个新小区，要换新房子，于是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买房、卖房、装修中度过。她在外地要是一两年不回去，就很可能找不到家门。当然，十几年里跨城跨省搬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你到这样的家中去做客，会发现四处都乏善可陈，刻意显示屋中奢华，又处处透着节省算计。中国大部分人家的家装风格都奇像——木地板、电视墙、绸缎窗帘，宽大的整体沙发配玻璃茶几，茶几上是零乱杂物。一到傍晚，一家老小横七竖八地仰倒着看综艺节目或电视剧。
你不得不说，那是因为经济宽裕了，大家都想提高生活质量，所以在7次搬家中每次我朋友家的面积都更大。为了让屋子不显空旷，她母亲必须煞费苦心地添置物品，于是有了大型十字绣、大水晶鱼缸、敦实的大圆桌子、硕大的衣柜、一束束让人惊心的假花、低仿的乾隆瓷瓶、酒柜里形色可疑的洋酒、不能把玩的各式假文玩……为了给这些东西腾地方，那些真正与生活相关的、带着记忆的旧物，不得不被处理掉了。然而她回家时躺在宽敞的卧室里却郁郁寡欢，一张超大的床，旁边是一个超级大的衣柜，屋中空荡荡的。她想在床头安个阅读灯的念头也被打消了，因为头上的吊灯花了母亲不少钱。她全部的书都被装进纸箱里，存放在地下室，压根没有拿出来。我们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实用主义，落实在具体生活里又完全不實用。
每个假期，一旦她回家和母亲见面，她都会被问到：“你还有多少钱？每月能供多少？我们换个大房子吧？”于是一起去看期房，询问贷款。但是她常年不在家，父母两人的居住面积已经达到200多平方米，她母亲每天打扫卫生时都不停地抱怨。一到晚上，坐在水晶灯下的两位老人显得既无聊又孤独。只有在买房和装修的时候，她母亲的脸上才会出现兴奋的表情。
后来她到德国去生活了，有一天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又买新房了，但是因为“地方不够”，把她放在家里的书全部处理掉了，因为那些书“最占地儿”。那些在青少年时期给她重要精神慰藉的书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父母给她买的。那时，他们陪她用一整个周末泡在书店，帮她挑选，为她付账，然后一起在书店旁边的餐馆吃顿烤肉，再散步回家。现在她觉得自己和原生家庭的某一部分联系也被处理掉了。
是什么促使我们老是有搬家的欲望和决心呢？对空间的更大需求？对资源的占有欲？不动产的保值特性？还有我们的焦躁不安和对社会的不信任？我们没有空间可以好好保存时光的情感证物，也不屑于去保存，因为那无法形成可供炫耀的外在；我们也并不珍惜与过去的关联，因为中国人过去在物质上的贫乏实在是刻骨铭心的，有什么好纪念的，我们巴不得撇下那一段。
在很多人看来，只有在空间上不断占有才最鼓舞人心，这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坐标。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核心话题不是家，而是房子；不是当下，而是未来。但华丽而空旷的屋子里是凌乱而仓促的生活，我们学会了攫取物质，却没学会怎样更好地享受它。我们不眷恋与人和事物的熟悉关联，只是用一些大而无当的物件埋葬过去，毫不吝惜。
房子和家的概念一直没被我们区分开。当然需要房子，但是怎样去规划和经营生活、理解生活，是另外一码事了。
想到我的一位长辈是生物学教授，虽然他在城里已经有几套公寓，但坚持在靠近河北的地段买了一栋别墅。他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去装修它，虽然并没有人住进去，但是他高兴地说：“我要让所有亲戚周末来参观，这是我争的一口气。”
（步步清风摘自腾讯《大家》栏目）
所谓家园，就是他自出生起便生活的地方。现在他回到这里，一切轻车熟路。他敲响院外的大铜铃铛，带我们去看附近小树林里他童年时用绳索做的秋千，上面已长满青苔。某一棵外形并无特别的树被他准确地认出来，他称之为“我的树”——那是他出生那天父亲种下的。还有和他18岁离家时没有任何差别的房间，栏杆上刻着他当时喜欢的电影明星的名字，楼梯后面是每年的身高刻度。他能翻出一些从前的唱片和电影，塑料盾与木剑，断了手的锡兵和石头、木棍，以及一切古怪的收藏，都完好无損。
他18岁以前的全部物件记忆都被父母保留下来了。回到家里，他仍然像孩子一样被对待：父母常做些他小时候爱吃的食物，他每天如同儿时暑假般和家人一起出行、游泳，或是在家一起看场球赛或电影。
他说他年近40岁的哥哥求婚失败，被女友撂在滑雪圣地的酒店里心灰意冷，拿起电话打给父母，说：“我要回家。”
于是他父母专门赶去接他哥哥回家。在此之前，自长大成人，他哥哥保持着每3年回一次家的频率，可在伤心痛苦中，他下意识地要回家。他回到自己童年的家园，是去触碰真实的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有效的抚慰。虽然伤痛平复后他仍然很久才回一次家，但父母、家园就是无须时刻眷恋却总是真切的存在，没有难分难舍的纠葛。
这世上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忽然想要回家的时候，这不关乎地域、种族、文化。从出走到独立，到回归，只有回家的部分应该是最温暖的旅程。他们的回家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无须证明自己，不被评判，无须谈论职业、收入，无须交代私人生活，回家就仅是和小时候的自己重逢。
而我的童年记忆变得没有任何证据，虽然家人很努力地保留过一些我小时候的东西——背诗的录音磁带、童书、望远镜、日记和同学间的往来信件，但是因为数次如南征北战一般的迁徙搬家，以及无法承受的庞大的日常杂物累积，它们作为别人眼中的破烂儿彻底消失了。
我们很少有人现在还能回到童年伊始就住的房子，那多是单位的家属楼或已在拆迁范围内的旧商品房，在三十几年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从容了还是更仓促了？这是个矛盾，大时代里的人常会在充裕之时怅然若失。
买一套更新更大的房子，置办全新的家具，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我们什么都要新的，邻居经常更迭成新的面孔，因为总有人把房子卖了，有人买下这套房子重新装修。有时装修时间长达两年，住了一年后又有新主人迁入，否定了这个风格。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我们无法社区化，四周望去没有熟人，只有邻里。
在一个二线城市，我的某个朋友好端端地搬了7次家，每次都是因为她母亲又看上一个新小区，要换新房子，于是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买房、卖房、装修中度过。她在外地要是一两年不回去，就很可能找不到家门。当然，十几年里跨城跨省搬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你到这样的家中去做客，会发现四处都乏善可陈，刻意显示屋中奢华，又处处透着节省算计。中国大部分人家的家装风格都奇像——木地板、电视墙、绸缎窗帘，宽大的整体沙发配玻璃茶几，茶几上是零乱杂物。一到傍晚，一家老小横七竖八地仰倒着看综艺节目或电视剧。
你不得不说，那是因为经济宽裕了，大家都想提高生活质量，所以在7次搬家中每次我朋友家的面积都更大。为了让屋子不显空旷，她母亲必须煞费苦心地添置物品，于是有了大型十字绣、大水晶鱼缸、敦实的大圆桌子、硕大的衣柜、一束束让人惊心的假花、低仿的乾隆瓷瓶、酒柜里形色可疑的洋酒、不能把玩的各式假文玩……为了给这些东西腾地方，那些真正与生活相关的、带着记忆的旧物，不得不被处理掉了。然而她回家时躺在宽敞的卧室里却郁郁寡欢，一张超大的床，旁边是一个超级大的衣柜，屋中空荡荡的。她想在床头安个阅读灯的念头也被打消了，因为头上的吊灯花了母亲不少钱。她全部的书都被装进纸箱里，存放在地下室，压根没有拿出来。我们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实用主义，落实在具体生活里又完全不實用。
每个假期，一旦她回家和母亲见面，她都会被问到：“你还有多少钱？每月能供多少？我们换个大房子吧？”于是一起去看期房，询问贷款。但是她常年不在家，父母两人的居住面积已经达到200多平方米，她母亲每天打扫卫生时都不停地抱怨。一到晚上，坐在水晶灯下的两位老人显得既无聊又孤独。只有在买房和装修的时候，她母亲的脸上才会出现兴奋的表情。
后来她到德国去生活了，有一天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又买新房了，但是因为“地方不够”，把她放在家里的书全部处理掉了，因为那些书“最占地儿”。那些在青少年时期给她重要精神慰藉的书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父母给她买的。那时，他们陪她用一整个周末泡在书店，帮她挑选，为她付账，然后一起在书店旁边的餐馆吃顿烤肉，再散步回家。现在她觉得自己和原生家庭的某一部分联系也被处理掉了。
是什么促使我们老是有搬家的欲望和决心呢？对空间的更大需求？对资源的占有欲？不动产的保值特性？还有我们的焦躁不安和对社会的不信任？我们没有空间可以好好保存时光的情感证物，也不屑于去保存，因为那无法形成可供炫耀的外在；我们也并不珍惜与过去的关联，因为中国人过去在物质上的贫乏实在是刻骨铭心的，有什么好纪念的，我们巴不得撇下那一段。
在很多人看来，只有在空间上不断占有才最鼓舞人心，这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坐标。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核心话题不是家，而是房子；不是当下，而是未来。但华丽而空旷的屋子里是凌乱而仓促的生活，我们学会了攫取物质，却没学会怎样更好地享受它。我们不眷恋与人和事物的熟悉关联，只是用一些大而无当的物件埋葬过去，毫不吝惜。
房子和家的概念一直没被我们区分开。当然需要房子，但是怎样去规划和经营生活、理解生活，是另外一码事了。
想到我的一位长辈是生物学教授，虽然他在城里已经有几套公寓，但坚持在靠近河北的地段买了一栋别墅。他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去装修它，虽然并没有人住进去，但是他高兴地说：“我要让所有亲戚周末来参观，这是我争的一口气。”
（步步清风摘自腾讯《大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