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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但你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万金油’，因为他对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否专业，都能说些什么。”一个采访过他的记者私下说……
有些病人至死都没能见到他
找钟南山看病的人很多，但也许绝大部分在死前都见不到他。这肯定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即使这样，这些病人仍愿意等待——仅仅是因为他10年前“非典”中赢得的盛名。
临近中午，钟南山走出了他那间没有铭牌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步子快且大。如果不出意外，他在每个周四都会出诊，实际上，直到2012年9月25日，他才开始看两年前来找他看病的病人，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一些病人痊愈了，一些人死了。对那些他未能接待的病人，他会说一声“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语气直接而诚恳。除了医生，现在钟南山还是一名全国两会代表，多数记者只能在会场外，或在他出席的各种发布会上堵到他。喜欢谈想法的他总是有问必答，就算只有几句话，经常也会登上都市报的重要位置，因为这些是钟南山说的。在中国，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是“良心”的另一种指称了。
我在他门口等了3天，他起初回绝我采访的短信字数极少：“对不起，正在起草卫生部交给我的一份文件，时间很紧。”他的办公室足够大，大到足以让他在焦虑时，可以在房间里摆手踱步转大圈子，一张巨大的书桌上，杂乱地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从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他经常并不走出办公室，也不和任何外人交流，偶尔有下属找他，都是将文件交给坐在他隔壁的女秘书——个表情严肃的中年女人。对大部分来访记者，女秘书的回答直接而生硬，“院士很忙，你回去吧。”
十年前，他第一个说出了真相
2002年11月16日下午，钟南山遇到了广东第一例“非典”病人，两天后，救治过这个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
在疫情之初，钟南山并非像此后媒体塑造的那样勇敢，这个一直在体制内生存的专家开始的心愿其实只是“认真贯彻上面领导的意图”。第二天，在一场没有领导参加的“非典”新闻发布会上，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真相，“‘非典’没有被控制，甚至目前搞不清楚病因”。发布会后，他的声音很快通过媒体传向了世界。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和领导的做法格格不入。他说，自己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似的，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从“私自”让香港专家化验病毒，而被警车接走，到病原体之争，再到当着世界卫生组织的面说出真相，最后到这次新闻发布会…有的时候，他会想：我给政府添了多少“乱”啊，让广东省委多难堪啊！
说真话就意味着自己要站出来，这无疑需要勇气，特别在“非典”初期——几乎所有的媒体版面都充斥着“病因已被查明，形势大好”的字眼。不久后，央视《面对面》节目决定采访他，在录制节目过程中，主持人王志突然问钟南山：“你关心政治吗？”他并不知道王志当时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意识到，王志问的这个问题说明他已“卷入了政治”。不过，当时他几乎是脱口而出：“我只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这就是他的最大政治。”
事实上，参加那个节目，他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去的，以至于上节目之前，他拒绝央视的化妆师给他化妆，因为“该被批评的也批评了，该受审查的也审查过了。”那次录完节目后，有人让王志评价他，王志说：“可望而不可及。”直到当年4月，国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由于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他才觉得说真话压力开始小了一些，中央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也是从那时起，隐瞒的原因被中央反思和批判。
在“非典”后期，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国家做点事了，那段时间，他又从一个“麻烦制造者”反转成一个国家形象的公关大使，这也是让他声名鹊起的原因之一。
没有“非典”他可能会正常退休
离“非典”爆发已经过去了10年，在一天快要下班时，他坐到了我的面前，双手随意平放在双膝上。他穿着一件被熨得没有一丝褶皱的淡黄色格子衫，一条黑色的西裤，不是很茂密的头发也显然在他来之前，被精心地打理过，全部梳向一侧。他那高耸的颧骨和一思考问题就习惯性撇动的厚嘴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倔强老头的形象。他一直很在意身材和形象，前些年每逢讲座，他都喜欢放一段PPT，内容是不同时期，他和施瓦辛格“肌肉照”的对比，照片上的他，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有一身健壮的肌肉。
尽管已经忙了一天，钟南山还是保持着充沛的精力，这可能跟他早年从事过专业运动训练有关，但还是能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开始衰老了——他的手背上已经泛起一道道粗大的青筋。访谈刚开始，我就问，从“非典”到现在，这十年的变化？他想了下说，“老了。”
钟南山说在这十年里，他的身体一直在出各种“小毛病”：2004年，得了心肌梗阻，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出现了心房纤颤；2008年，他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当时，他都以为自己要死了；2009年，他又做了鼻窦手术。这都是“非典”中及之后繁忙生活给他留下的副产品。
在疫情发生前，他67岁，如果没有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会选择退休，实际上他跟同事也透露过想要退休的想法。他此前度过的漫长岁月，就像大多数描写医学世家后代的传记所写的一样：他的童年是和父亲做实验用的小白鼠一起度过的；24岁，考上北医大，但他真正从事医学学习的时间却非常短，因为“文革”，他在北医大读书时，大部分时间都被拉去参加田径训练了；43岁，赴英国留学，第一天就收到了导师的劝退信，导师在信中告知这个小伙子，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英国认可，你在这里待够8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如果没有“非典”，这些宿命色彩的故事还只是他的私事，而在“非典”后，这都成了传奇，被收录到一本叫做《勇敢战士钟南山传》的书里，这是“非典”高峰时最畅销的一本书。
对此前已经谈过千百次的“非典”遭遇，77岁的他能够记住每一个细节，甚至有记者在整理采访录音时发现，他的回答跟不久前另一个访谈时的回答一模一样。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不断地向旁人重复着那些已经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毕竟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现在的他也努力让这些细节在自己的脑海里变得深刻，且永不遗忘。 2003年4月，钟南山曾随温家宝总理参加东盟非典型性肺炎问题特别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温家宝对东盟国家做出了诚恳回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思想准备不够，我们一些地区的一些官员在处理上很不得力。”对于这个解释，温总理事先在飞机上曾向钟南山询问是否恰当。他认真思考了下，回答说，“好。”那一年，四处帮国家“灭火”的他一共去了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有这样一个情节，在“非典”发生多年后的一天早晨，一个当年采访过钟南山的女记者在机场遇见他，两人聊起了“非典”。女记者说，他们彼此在提起那些事时，就像揭开了藏在心里深处的一个峡谷，深不可测，毕竟那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辉煌和沉浮过。
他因为“非典”而成为了一面旗帜
过去10年，因为“非典”，钟南山获得了国家授予的各种头衔，包括“五一奖章”获得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华医师学会会长，最后一个头衔此前一直是由卫生部部长兼任的。当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致辞中对他的定义是：“在经历了2003年春天的风雨洗礼后，钟南山，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成为民族精神在抗击‘非典’这一特殊时期的象征。”
正因为成为了“旗帜”，“非典”后每年两会，钟南山都是记者们追逐的热门人物，很多人都没意识到，早在“非典”前，他就已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还是中共十五大代表，但一直默默无闻。“现在，他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但你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万金油’，因为他对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否专业，都能说些什么。”一个采访过他的记者私下说。
钟南山最看不惯那些不爱发言、即使发言也显得十分沉闷无趣的同伴，在一年两会上，终于忍不住的他发言道：“现在大家的发言，八分钟是肯定和表扬，两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一分钟提点问题，而且还鼓掌，我一直在想，他们鼓的是什么掌呢？”
当然也有那么一些时候，钟南山的这种“敢说话”看上去是有些鲁莽，甚至令人费解。2006年，他的笔记本在深圳被抢，全城警方出动，10天内破案。事后，他认为，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他有不同看法。这句话激起了全国媒体的质疑，特别在当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国家已经废止了收容、遣送这个被公认的“恶制度”。对随之而来的批评，钟南山回应说：“我并不指望自己讲的话每一句都是对的，因为心里话不一定都是对的，假话也不一定都是错误的。”这话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他本人就是这样想的——他因反对者身份成名，现实中又和他反对的系统有着重重联系。
现在谈到政治话题时，他语气中开始有一丝犹豫，但往往很快又自然流露出与生俱来的倾诉欲，他在谈到腐败时说，首先考虑到国家是有希望的，现在搞出这么多腐败，表明这个政党有决心，证明这个党敢于自己解剖自己，这样才能继续往前走。他总要想一下，再继续说下去，很显然，勇气、理智、立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他的态度。
在接受《博客天下》记者采访的那天，他领着160多名医生查房，他身穿白大衣走在这支庞大队伍的最前面。时光仿佛又退回到了十年前，甚至是更久远的时候，在这所医院里，有一个喜欢跳迪斯科、打篮球、游泳，才艺高超的年轻医生，正努力在专业上钻研。
张宁据《中国新闻周刊》汪再兴/文 整理
有些病人至死都没能见到他
找钟南山看病的人很多，但也许绝大部分在死前都见不到他。这肯定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即使这样，这些病人仍愿意等待——仅仅是因为他10年前“非典”中赢得的盛名。
临近中午，钟南山走出了他那间没有铭牌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步子快且大。如果不出意外，他在每个周四都会出诊，实际上，直到2012年9月25日，他才开始看两年前来找他看病的病人，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一些病人痊愈了，一些人死了。对那些他未能接待的病人，他会说一声“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语气直接而诚恳。除了医生，现在钟南山还是一名全国两会代表，多数记者只能在会场外，或在他出席的各种发布会上堵到他。喜欢谈想法的他总是有问必答，就算只有几句话，经常也会登上都市报的重要位置，因为这些是钟南山说的。在中国，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是“良心”的另一种指称了。
我在他门口等了3天，他起初回绝我采访的短信字数极少：“对不起，正在起草卫生部交给我的一份文件，时间很紧。”他的办公室足够大，大到足以让他在焦虑时，可以在房间里摆手踱步转大圈子，一张巨大的书桌上，杂乱地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从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他经常并不走出办公室，也不和任何外人交流，偶尔有下属找他，都是将文件交给坐在他隔壁的女秘书——个表情严肃的中年女人。对大部分来访记者，女秘书的回答直接而生硬，“院士很忙，你回去吧。”
十年前，他第一个说出了真相
2002年11月16日下午，钟南山遇到了广东第一例“非典”病人，两天后，救治过这个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
在疫情之初，钟南山并非像此后媒体塑造的那样勇敢，这个一直在体制内生存的专家开始的心愿其实只是“认真贯彻上面领导的意图”。第二天，在一场没有领导参加的“非典”新闻发布会上，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真相，“‘非典’没有被控制，甚至目前搞不清楚病因”。发布会后，他的声音很快通过媒体传向了世界。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和领导的做法格格不入。他说，自己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似的，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从“私自”让香港专家化验病毒，而被警车接走，到病原体之争，再到当着世界卫生组织的面说出真相，最后到这次新闻发布会…有的时候，他会想：我给政府添了多少“乱”啊，让广东省委多难堪啊！
说真话就意味着自己要站出来，这无疑需要勇气，特别在“非典”初期——几乎所有的媒体版面都充斥着“病因已被查明，形势大好”的字眼。不久后，央视《面对面》节目决定采访他，在录制节目过程中，主持人王志突然问钟南山：“你关心政治吗？”他并不知道王志当时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意识到，王志问的这个问题说明他已“卷入了政治”。不过，当时他几乎是脱口而出：“我只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这就是他的最大政治。”
事实上，参加那个节目，他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去的，以至于上节目之前，他拒绝央视的化妆师给他化妆，因为“该被批评的也批评了，该受审查的也审查过了。”那次录完节目后，有人让王志评价他，王志说：“可望而不可及。”直到当年4月，国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由于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他才觉得说真话压力开始小了一些，中央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也是从那时起，隐瞒的原因被中央反思和批判。
在“非典”后期，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国家做点事了，那段时间，他又从一个“麻烦制造者”反转成一个国家形象的公关大使，这也是让他声名鹊起的原因之一。
没有“非典”他可能会正常退休
离“非典”爆发已经过去了10年，在一天快要下班时，他坐到了我的面前，双手随意平放在双膝上。他穿着一件被熨得没有一丝褶皱的淡黄色格子衫，一条黑色的西裤，不是很茂密的头发也显然在他来之前，被精心地打理过，全部梳向一侧。他那高耸的颧骨和一思考问题就习惯性撇动的厚嘴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倔强老头的形象。他一直很在意身材和形象，前些年每逢讲座，他都喜欢放一段PPT，内容是不同时期，他和施瓦辛格“肌肉照”的对比，照片上的他，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有一身健壮的肌肉。
尽管已经忙了一天，钟南山还是保持着充沛的精力，这可能跟他早年从事过专业运动训练有关，但还是能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开始衰老了——他的手背上已经泛起一道道粗大的青筋。访谈刚开始，我就问，从“非典”到现在，这十年的变化？他想了下说，“老了。”
钟南山说在这十年里，他的身体一直在出各种“小毛病”：2004年，得了心肌梗阻，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出现了心房纤颤；2008年，他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当时，他都以为自己要死了；2009年，他又做了鼻窦手术。这都是“非典”中及之后繁忙生活给他留下的副产品。
在疫情发生前，他67岁，如果没有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会选择退休，实际上他跟同事也透露过想要退休的想法。他此前度过的漫长岁月，就像大多数描写医学世家后代的传记所写的一样：他的童年是和父亲做实验用的小白鼠一起度过的；24岁，考上北医大，但他真正从事医学学习的时间却非常短，因为“文革”，他在北医大读书时，大部分时间都被拉去参加田径训练了；43岁，赴英国留学，第一天就收到了导师的劝退信，导师在信中告知这个小伙子，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英国认可，你在这里待够8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如果没有“非典”，这些宿命色彩的故事还只是他的私事，而在“非典”后，这都成了传奇，被收录到一本叫做《勇敢战士钟南山传》的书里，这是“非典”高峰时最畅销的一本书。
对此前已经谈过千百次的“非典”遭遇，77岁的他能够记住每一个细节，甚至有记者在整理采访录音时发现，他的回答跟不久前另一个访谈时的回答一模一样。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不断地向旁人重复着那些已经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毕竟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现在的他也努力让这些细节在自己的脑海里变得深刻，且永不遗忘。 2003年4月，钟南山曾随温家宝总理参加东盟非典型性肺炎问题特别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温家宝对东盟国家做出了诚恳回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思想准备不够，我们一些地区的一些官员在处理上很不得力。”对于这个解释，温总理事先在飞机上曾向钟南山询问是否恰当。他认真思考了下，回答说，“好。”那一年，四处帮国家“灭火”的他一共去了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有这样一个情节，在“非典”发生多年后的一天早晨，一个当年采访过钟南山的女记者在机场遇见他，两人聊起了“非典”。女记者说，他们彼此在提起那些事时，就像揭开了藏在心里深处的一个峡谷，深不可测，毕竟那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辉煌和沉浮过。
他因为“非典”而成为了一面旗帜
过去10年，因为“非典”，钟南山获得了国家授予的各种头衔，包括“五一奖章”获得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华医师学会会长，最后一个头衔此前一直是由卫生部部长兼任的。当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致辞中对他的定义是：“在经历了2003年春天的风雨洗礼后，钟南山，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成为民族精神在抗击‘非典’这一特殊时期的象征。”
正因为成为了“旗帜”，“非典”后每年两会，钟南山都是记者们追逐的热门人物，很多人都没意识到，早在“非典”前，他就已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还是中共十五大代表，但一直默默无闻。“现在，他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但你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万金油’，因为他对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否专业，都能说些什么。”一个采访过他的记者私下说。
钟南山最看不惯那些不爱发言、即使发言也显得十分沉闷无趣的同伴，在一年两会上，终于忍不住的他发言道：“现在大家的发言，八分钟是肯定和表扬，两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一分钟提点问题，而且还鼓掌，我一直在想，他们鼓的是什么掌呢？”
当然也有那么一些时候，钟南山的这种“敢说话”看上去是有些鲁莽，甚至令人费解。2006年，他的笔记本在深圳被抢，全城警方出动，10天内破案。事后，他认为，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他有不同看法。这句话激起了全国媒体的质疑，特别在当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国家已经废止了收容、遣送这个被公认的“恶制度”。对随之而来的批评，钟南山回应说：“我并不指望自己讲的话每一句都是对的，因为心里话不一定都是对的，假话也不一定都是错误的。”这话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他本人就是这样想的——他因反对者身份成名，现实中又和他反对的系统有着重重联系。
现在谈到政治话题时，他语气中开始有一丝犹豫，但往往很快又自然流露出与生俱来的倾诉欲，他在谈到腐败时说，首先考虑到国家是有希望的，现在搞出这么多腐败，表明这个政党有决心，证明这个党敢于自己解剖自己，这样才能继续往前走。他总要想一下，再继续说下去，很显然，勇气、理智、立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他的态度。
在接受《博客天下》记者采访的那天，他领着160多名医生查房，他身穿白大衣走在这支庞大队伍的最前面。时光仿佛又退回到了十年前，甚至是更久远的时候，在这所医院里，有一个喜欢跳迪斯科、打篮球、游泳，才艺高超的年轻医生，正努力在专业上钻研。
张宁据《中国新闻周刊》汪再兴/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