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率市场化下，恐怕一个最大的“新常态”之一就是银行体系所面临的“存款外逃”问题。这里所说的“存款外逃”不是钱从银行跑掉了，而是钱从银行的“存款”账户里变到了另外一个不叫“存款”的账户。
　　观察过去的历史数据，在2003年以来的十年里，中国银行业负债当中存款的占比整体上持续下降，从过去最高的高达84%掉到现在的只有76%（参见图1）。
　　与此同时，各类投资理财迅速崛起。观察图2，目前我们的基金规模4.2万亿元，券商资管规模5.2万亿元，保险资产管理8.3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余额10.2万亿元，信托10.9万亿元，这些加起来总共达到38.8万亿元，比股票市值（截至2013年年末）的23.9万亿元高出了14.9万亿元（高出了62%），也显著超过了债券余额（30万亿元）的规模（如果只算信用类债券则规模更小），接近银行存款（100万亿元）规模的40%。一句话，各类投资、理财的规模早已不是可有可无、能够忽略不计的状态了。它们都是存款的有力“竞争者”。
　　为什么说利率市场化下，“存款外逃”是“新常态”呢？因为每一个利率市场化先行者那里，都曾经出现过存款的“外逃”。比如在美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从1970年开始到1986年结束。在此期间，存款在总负债中的比例也是持续下降的。存款持续下降，与之伴随出现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典型标志就是货币市场基金的迅速崛起。观察图3左图，货币基金在1979年之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此后快速上升，与之对应的则是银行储蓄存款突然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由此对银行的负债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从图3右图可以看到，银行储蓄存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出现了大幅的下降，与之对应的则是大额定期存款在上升，定期的小额存款也在上升。这里的大额定期存款其实就是CD，这里的小额定期存款则是柜台面向普通人发售的几万美元的小额CD，它们实际上已都是CD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存款。
　　银行业面对着存款的外逃，监管者如果不及时做出政策调整，银行能够选择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需要监管者和银行共同努力。
　　第一，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应主要从银行存款外流，负债流动性不断增强以及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的角度去考虑。过去几年我们刺激投资，银行资产中，中短期贷款的占比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负债方的流动性也因利率市场化而不断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相应提高资产方的流动性，即资产证券化。
　　第二，提高负债方的稳定性。我们要推进NCD的发展，发展直接面向企业和柜台的CD，拓展银行类企业发债的空间，让银行发债常态化。
　　第三，打破刚性兑付。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理财市场上有着强烈的“刚性兑付”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人不太在意资产的流动性，一个刚性兑付理财产品就是和存款一样安全的，但收益率却是存款的十几倍或几十倍。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低收益存款安全性的特性没有得到有力彰显。所以，需要打破刚性兑付，使得大家真正明白银行存款的低利率，是因为给投资者最安全的保障。
　　第四，取消存贷比。因为存贷比造成了存款定价的非理性。在利率市场化其他渠道不断竞争银行资金来源的时候，为了满足存贷比的要求，银行不得不在可能的条件下抬高吸收存款的定价。此时，扩大存款利率上限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政策部门现在允许把利率上浮到基准利率的10倍，所有银行也都会把这个抬高10倍，囚徒博弈下不提高利率存款就流失了，进而就不能贷款了。“存款立行”的业内信条就是因此而生的。
　　（作者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