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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金融界，没有谁比宋子文和孔祥熙更引人注目。在南京政府22年的时间里，宋子文创建中央银行并担任总裁近5年、出任当时最大银行中国银行董事长9年，孔祥熙续任央行总裁12年、中行董事长4年，两人掌控了南京政府大半时间的金融命脉。
两大金融权臣之间，既有成功合作，也有明争暗斗，既合力推动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又各自为南京政府的金融崩溃铺设了导火索。
宋下孔上
1933年4月6日，是宋子文和孔祥熙金融生涯中的重要一天。因军费支出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宋子文辞去央行总裁职务，由正在赋闲的孔祥熙继任。
就任央行总裁使生于山西票号之乡太谷县的孔祥熙心喜不已，但失去央行实权的宋子文也颇为坦然。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央行总裁，宋子文对蒋介石屡屡强迫他预算外拨款而不满，因此于4月5日主动提出辞去央行总裁，并荐孔祥熙继任。此时，宋子文与妹夫蒋介石时有冲突，但与姐夫孔祥熙芥蒂尚少。
1914年春，当34岁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大姐宋蔼龄结婚时，20岁的宋子文还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课程。1923年春，孔祥熙尚在北方任职时，宋子文南下投身革命，开始步入政坛。随后，宋子文春风得意，相继出任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商务厅长、财政厅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由于兼职过多，宋子文在1927年3月提议，将广东省财政厅长一职由孔祥熙代理。宋、孔发生交集时，宋子文风头正健。
就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后，两件事对宋、孔影响深远：宁汉对峙时，孔祥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宋子文则一度犹豫不决；蒋介石与宋子文之妹宋美龄结婚时，孔祥熙、宋蔼龄竭力促成，宋子文则一度反对，致使蒋对宋“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
1928年初，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稍后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互为部长级官员，宋、孔关系算得上融洽。其中，1928年11月1日发生在上海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这天，宋子文一早前往参观由孔祥熙主持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首日展览，接着孔祥熙前往外滩参加由宋子文担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开业典礼。
此后，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宋子文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等要职；孔祥熙出任由工商、农矿两部合并而成的实业部部长。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宋、孔双双辞职，以示共进退。一个月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复出，宋子文很快官复原职，孔祥熙的实业部长一职则被陈公博取代，孔遂以考察实业为名，于1932年3月往访欧美。一年后，孔祥熙返国之时，蒋、宋为军费支出问题正争吵不休，孔于是成了宋子文辞去央行总裁后的继任者。
不像宋那样锋芒毕露，孔祥熙对蒋介石可谓唯命是从。1933年4月至8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宋子文出访欧美期间，政府各银行垫借额达6000万元，孔祥熙新任总裁的中央银行也加入了垫借行列。蒋介石难以让宋子文办到的事，宋不在国内时，孔祥熙办到了。对此，蒋介石满意，访问归来的宋子文则大为恼火。10月底，因内政外交问题与蒋介石分歧加大，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之职，孔祥熙又成了这两个要职的继任者。
密切合作
鉴于宋子文在财政金融界的巨大影响力，孔祥熙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后，致电在上海的宋子文，要其给以协助，宋子文客气地回了电。
此时的宋子文仅拥有国务委员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虚衔。政坛失意，他决意在金融业务方面有所作为。宋子文的第一个动作，是1934年发起设立了投资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
公司筹建时，得到了孔祥熙的大力支持。公司成立后，孔祥熙被蒋介石指派为董事长，不过孔大事不问，决策者为执行董事宋子文。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公司业务全面铺开，成为“吾国第一个真正投资公司”。
接着，从1935年2月起，宋子文与蒋介石、孔祥熙一道积极谋划，将总经理张嘉璈逐出中行、由宋子文全面执掌了这家中国最大银行的管理权。
对孔祥熙而言，有宋子文的合作，其在金融界的根基也日渐深入。两人在实行金融统制和币制改革方面均进行了密切合作。
作为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孔祥熙无疑是1935年币制改革的主要负责人，但宋子文自始至终参加了币制改革方案的谋划。宋子文领导了1933年废两改元的实施，同时在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法币改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宋子文与孔祥熙一道，在应对1934-1935年白银风潮过程中，一方面构筑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两局”）为基干的金融垄断网络；一方面实行币制改革，改变了晚晴以来币制紊乱的局面，使中国金融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明争暗斗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孔祥熙与宋子文通力合作，积极营救蒋介石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事变。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南京主持政务，宋子文则两赴西安调解，从而为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在西安事变中谈判改组政府问题时，蒋介石曾允诺将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负责改组政府事宜。但是，事后蒋并未兑现诺言。虽然在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蒋介石曾考虑让宋子文复出，但由于宋的“心高气傲”和对孔“捣乱”，迟迟未能复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孔均积极抗日，但他们之间在金融方面冲突多于合作，原因既有政见政策上的分歧，更有权力地位的争斗。
抗战全面爆发时，孔祥熙正在欧美访问，国内财政金融重任由宋子文担当。1937年7月27日，宋子文组织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及工商诸业。8月，进而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以加强联系应对危局。
1937年10月，孔祥熙回到国内，四联总处领导权从宋子文手中转向孔祥熙。三个月后，南京政府改组，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院长兼财长、央行总裁。受蒋、孔委托与英国方面接洽借款的宋子文，实职依然只是个中行董事长。对此，宋极为不满。 事实上，当时英国方面欣赏宋子文的才干，一再向蒋介石建议由宋出任财政部长；国民党高层及军政学界主张“以宋代孔”者，也大有人在。不过，蒋介石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1938年11月，宋子文设立中国银行总驻港处，中行高层移驻香港办公；与宋子文私交极好的交行高层也同样坐镇香港。因此，控制中央银行的孔祥熙对四联总处影响力有限。1939年9月，四联总处实行改组，设立理事会，蒋介石以农民银行理事长名义担任主席，孔祥熙、宋子文和钱新之为常务董事。四联总处由原来四行之间的联系机构，变为四行之上的决策机构，凡战时金融设施及经济筹划均由其决定。1942年9月，四联总处进行二次改组，增设副主席一职，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兼任。至此，孔祥熙在四联总处的领导力大大加强，他掌控的中央银行扩权后，国家银行的地位也进一步加强。
不过，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朝野对孔祥熙的不满也在升温，并且汇成一股倒孔政潮。1939年11月，孔祥熙的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复兼。同时，蒋考虑由宋子文接替财政部长一职，宋表示出掌财政部可以，但孔祥熙须辞去央行总裁。蒋介石不依，孔得以继续出任副院长兼财长、央行总裁之职。
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分赴美，次年底升任外交部长，直至1943年10月回国。在此期间，宋子文曾亟盼替代孔祥熙出掌金融财政实权。宋子文与国内这一时段的电函来往中，孔、宋之间争斗的内容比比皆是。其中，宋子文在1942年3月16日致电中行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称：“孔对行（中国银行）及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天平开始倾向宋子文。由于财政金融状况恶化，同时接连卷入鲸吞美金公债储券、黄金舞弊案等丑闻，孔祥熙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宋子文开始受到蒋介石重视。1944年年初，孔祥熙还曾取代宋子文成为中行董事长，年底已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1945年更是两人角色大逆转的一年：年初，孔辞去财政部长；年中，孔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和四联总会理事会副主席，后一职位由宋子文接任；年末，宋子文出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撤孔之举尤嫌太晚矣！”
宋子文重返行政中枢后，央行总裁由他推荐的贝祖诒出任。1946年底和1947年初，宋子文的外汇和黄金政策失败，致使政府多年积存的外汇与黄金被套购。对此，孔祥熙据说曾不无得意地嘲讽：“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1947年3月，宋子文在一片反对声中辞去行政院长职务；5月，再被免去四联总处理事会副主席一职。第二年4月，身在美国的孔祥熙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在恶性通货膨胀爆发、南京政权走向深渊之前，宋子文与孔祥熙结束了掌控国家命脉的金融生涯。
恩怨背后
孔、宋轮流执掌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郎舅之间有合作、有争斗。在他们沉浮的背后，有个关键人物，即国民党政权最高与最后的决策人蒋介石。
蒋、宋、孔之间，亲缘纽带相连。透视民国军政学界，家族亲缘关系之重要毋庸置疑，不过蒋宋孔的性格、政见及各自利益，撕扯着这股亲缘纽带。宋孔都是理财能臣，但宋蒋之间矛盾居多，孔蒋之间则和谐为主。
性格决定命运。34岁即担任南京政府财长、央行总裁的宋子文恃才傲物、桀骜不驯，时常顶撞蒋介石；人称“哈哈孔”的孔祥熙则处事圆通，给人以谦和敦厚的印象，对蒋更多的是服从。
政见不同及个人恩怨是冲突的根源。1933年，宋子文对蒋介石屡次要求预算外拨款痛苦不堪，蒋则对宋“把持财政，为所欲为”深恶痛绝。10月底，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职务，由更听话的孔祥熙继任，蒋在日记中称“十年隐患清于一旦”。
十年之后，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爆发更大冲突。1943年10月，蒋宋因史迪威去留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以致蒋无论在公私场合都不愿与宋见面。在长期冲突中，宋子文开始变得内敛。最终，他写了封情深意切的悔过信向蒋认错。1943年圣诞夜，蒋介石才接见了“求见迫切”的宋子文。
蒋介石依然重用孔祥熙。国民参政员、学界领袖傅斯年曾抓住孔祥熙贪污劣迹，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对此，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替孔说情。但是，孔祥熙官声实在太差，同时贪腐丑闻缠身。在追查央行贪污案时，蒋介石于1945年7月中旬连续约见孔祥熙，认为其“贪劣不可救药”。
蒋介石最终请出宋子文，将行政大权交到了宋手中。1945年6月，宋子文正式出任行政院长。但是，不到两年，宋子文同样重蹈孔祥熙覆辙。1947年2月，傅斯年发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大骂“子文害国之罪不可再恕”。
1949年，宋子文与孔祥熙均留居美国。四年后，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长期留美不回台湾的孔、宋分列前两名。不过，在蒋介石心里，宋、孔分量终究不同。宋子文去世时，蒋介石仅以“勋猷永念”四字匾额相送；孔祥熙去世后，蒋亲撰长文，认为孔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惟一辉煌之政绩……当其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两大金融权臣之间，既有成功合作，也有明争暗斗，既合力推动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又各自为南京政府的金融崩溃铺设了导火索。
宋下孔上
1933年4月6日，是宋子文和孔祥熙金融生涯中的重要一天。因军费支出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宋子文辞去央行总裁职务，由正在赋闲的孔祥熙继任。
就任央行总裁使生于山西票号之乡太谷县的孔祥熙心喜不已，但失去央行实权的宋子文也颇为坦然。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央行总裁，宋子文对蒋介石屡屡强迫他预算外拨款而不满，因此于4月5日主动提出辞去央行总裁，并荐孔祥熙继任。此时，宋子文与妹夫蒋介石时有冲突，但与姐夫孔祥熙芥蒂尚少。
1914年春，当34岁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大姐宋蔼龄结婚时，20岁的宋子文还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课程。1923年春，孔祥熙尚在北方任职时，宋子文南下投身革命，开始步入政坛。随后，宋子文春风得意，相继出任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商务厅长、财政厅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由于兼职过多，宋子文在1927年3月提议，将广东省财政厅长一职由孔祥熙代理。宋、孔发生交集时，宋子文风头正健。
就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后，两件事对宋、孔影响深远：宁汉对峙时，孔祥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宋子文则一度犹豫不决；蒋介石与宋子文之妹宋美龄结婚时，孔祥熙、宋蔼龄竭力促成，宋子文则一度反对，致使蒋对宋“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
1928年初，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稍后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互为部长级官员，宋、孔关系算得上融洽。其中，1928年11月1日发生在上海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这天，宋子文一早前往参观由孔祥熙主持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首日展览，接着孔祥熙前往外滩参加由宋子文担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开业典礼。
此后，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宋子文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等要职；孔祥熙出任由工商、农矿两部合并而成的实业部部长。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宋、孔双双辞职，以示共进退。一个月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复出，宋子文很快官复原职，孔祥熙的实业部长一职则被陈公博取代，孔遂以考察实业为名，于1932年3月往访欧美。一年后，孔祥熙返国之时，蒋、宋为军费支出问题正争吵不休，孔于是成了宋子文辞去央行总裁后的继任者。
不像宋那样锋芒毕露，孔祥熙对蒋介石可谓唯命是从。1933年4月至8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宋子文出访欧美期间，政府各银行垫借额达6000万元，孔祥熙新任总裁的中央银行也加入了垫借行列。蒋介石难以让宋子文办到的事，宋不在国内时，孔祥熙办到了。对此，蒋介石满意，访问归来的宋子文则大为恼火。10月底，因内政外交问题与蒋介石分歧加大，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之职，孔祥熙又成了这两个要职的继任者。
密切合作
鉴于宋子文在财政金融界的巨大影响力，孔祥熙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后，致电在上海的宋子文，要其给以协助，宋子文客气地回了电。
此时的宋子文仅拥有国务委员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虚衔。政坛失意，他决意在金融业务方面有所作为。宋子文的第一个动作，是1934年发起设立了投资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
公司筹建时，得到了孔祥熙的大力支持。公司成立后，孔祥熙被蒋介石指派为董事长，不过孔大事不问，决策者为执行董事宋子文。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公司业务全面铺开，成为“吾国第一个真正投资公司”。
接着，从1935年2月起，宋子文与蒋介石、孔祥熙一道积极谋划，将总经理张嘉璈逐出中行、由宋子文全面执掌了这家中国最大银行的管理权。
对孔祥熙而言，有宋子文的合作，其在金融界的根基也日渐深入。两人在实行金融统制和币制改革方面均进行了密切合作。
作为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孔祥熙无疑是1935年币制改革的主要负责人，但宋子文自始至终参加了币制改革方案的谋划。宋子文领导了1933年废两改元的实施，同时在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法币改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宋子文与孔祥熙一道，在应对1934-1935年白银风潮过程中，一方面构筑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两局”）为基干的金融垄断网络；一方面实行币制改革，改变了晚晴以来币制紊乱的局面，使中国金融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明争暗斗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孔祥熙与宋子文通力合作，积极营救蒋介石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事变。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南京主持政务，宋子文则两赴西安调解，从而为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在西安事变中谈判改组政府问题时，蒋介石曾允诺将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负责改组政府事宜。但是，事后蒋并未兑现诺言。虽然在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蒋介石曾考虑让宋子文复出，但由于宋的“心高气傲”和对孔“捣乱”，迟迟未能复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孔均积极抗日，但他们之间在金融方面冲突多于合作，原因既有政见政策上的分歧，更有权力地位的争斗。
抗战全面爆发时，孔祥熙正在欧美访问，国内财政金融重任由宋子文担当。1937年7月27日，宋子文组织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及工商诸业。8月，进而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以加强联系应对危局。
1937年10月，孔祥熙回到国内，四联总处领导权从宋子文手中转向孔祥熙。三个月后，南京政府改组，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院长兼财长、央行总裁。受蒋、孔委托与英国方面接洽借款的宋子文，实职依然只是个中行董事长。对此，宋极为不满。 事实上，当时英国方面欣赏宋子文的才干，一再向蒋介石建议由宋出任财政部长；国民党高层及军政学界主张“以宋代孔”者，也大有人在。不过，蒋介石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1938年11月，宋子文设立中国银行总驻港处，中行高层移驻香港办公；与宋子文私交极好的交行高层也同样坐镇香港。因此，控制中央银行的孔祥熙对四联总处影响力有限。1939年9月，四联总处实行改组，设立理事会，蒋介石以农民银行理事长名义担任主席，孔祥熙、宋子文和钱新之为常务董事。四联总处由原来四行之间的联系机构，变为四行之上的决策机构，凡战时金融设施及经济筹划均由其决定。1942年9月，四联总处进行二次改组，增设副主席一职，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兼任。至此，孔祥熙在四联总处的领导力大大加强，他掌控的中央银行扩权后，国家银行的地位也进一步加强。
不过，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朝野对孔祥熙的不满也在升温，并且汇成一股倒孔政潮。1939年11月，孔祥熙的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复兼。同时，蒋考虑由宋子文接替财政部长一职，宋表示出掌财政部可以，但孔祥熙须辞去央行总裁。蒋介石不依，孔得以继续出任副院长兼财长、央行总裁之职。
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分赴美，次年底升任外交部长，直至1943年10月回国。在此期间，宋子文曾亟盼替代孔祥熙出掌金融财政实权。宋子文与国内这一时段的电函来往中，孔、宋之间争斗的内容比比皆是。其中，宋子文在1942年3月16日致电中行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称：“孔对行（中国银行）及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天平开始倾向宋子文。由于财政金融状况恶化，同时接连卷入鲸吞美金公债储券、黄金舞弊案等丑闻，孔祥熙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宋子文开始受到蒋介石重视。1944年年初，孔祥熙还曾取代宋子文成为中行董事长，年底已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1945年更是两人角色大逆转的一年：年初，孔辞去财政部长；年中，孔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和四联总会理事会副主席，后一职位由宋子文接任；年末，宋子文出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撤孔之举尤嫌太晚矣！”
宋子文重返行政中枢后，央行总裁由他推荐的贝祖诒出任。1946年底和1947年初，宋子文的外汇和黄金政策失败，致使政府多年积存的外汇与黄金被套购。对此，孔祥熙据说曾不无得意地嘲讽：“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1947年3月，宋子文在一片反对声中辞去行政院长职务；5月，再被免去四联总处理事会副主席一职。第二年4月，身在美国的孔祥熙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在恶性通货膨胀爆发、南京政权走向深渊之前，宋子文与孔祥熙结束了掌控国家命脉的金融生涯。
恩怨背后
孔、宋轮流执掌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郎舅之间有合作、有争斗。在他们沉浮的背后，有个关键人物，即国民党政权最高与最后的决策人蒋介石。
蒋、宋、孔之间，亲缘纽带相连。透视民国军政学界，家族亲缘关系之重要毋庸置疑，不过蒋宋孔的性格、政见及各自利益，撕扯着这股亲缘纽带。宋孔都是理财能臣，但宋蒋之间矛盾居多，孔蒋之间则和谐为主。
性格决定命运。34岁即担任南京政府财长、央行总裁的宋子文恃才傲物、桀骜不驯，时常顶撞蒋介石；人称“哈哈孔”的孔祥熙则处事圆通，给人以谦和敦厚的印象，对蒋更多的是服从。
政见不同及个人恩怨是冲突的根源。1933年，宋子文对蒋介石屡次要求预算外拨款痛苦不堪，蒋则对宋“把持财政，为所欲为”深恶痛绝。10月底，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职务，由更听话的孔祥熙继任，蒋在日记中称“十年隐患清于一旦”。
十年之后，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爆发更大冲突。1943年10月，蒋宋因史迪威去留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以致蒋无论在公私场合都不愿与宋见面。在长期冲突中，宋子文开始变得内敛。最终，他写了封情深意切的悔过信向蒋认错。1943年圣诞夜，蒋介石才接见了“求见迫切”的宋子文。
蒋介石依然重用孔祥熙。国民参政员、学界领袖傅斯年曾抓住孔祥熙贪污劣迹，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对此，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替孔说情。但是，孔祥熙官声实在太差，同时贪腐丑闻缠身。在追查央行贪污案时，蒋介石于1945年7月中旬连续约见孔祥熙，认为其“贪劣不可救药”。
蒋介石最终请出宋子文，将行政大权交到了宋手中。1945年6月，宋子文正式出任行政院长。但是，不到两年，宋子文同样重蹈孔祥熙覆辙。1947年2月，傅斯年发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大骂“子文害国之罪不可再恕”。
1949年，宋子文与孔祥熙均留居美国。四年后，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长期留美不回台湾的孔、宋分列前两名。不过，在蒋介石心里，宋、孔分量终究不同。宋子文去世时，蒋介石仅以“勋猷永念”四字匾额相送；孔祥熙去世后，蒋亲撰长文，认为孔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惟一辉煌之政绩……当其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