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6月20日，英国国王威廉四世驾崩，年仅18岁的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继承皇位。一个黄金时代在蒸汽轰鸣中拉开帷幕。
　　作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亲王的伉俪情深，对9个子女的呕心沥血，让她成为“贤妻良母”的最佳范式—这是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最高期待。女王的以身作则，更进一步激发了公民对这一角色的认同与追捧。
　　但是，并不是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都走在社会为她们搭建的同一条单行道上。当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摩尔笔下奉献一切的“家庭天使”引起广泛共鸣之时，我们仍在历史遗留的碎片中看到，诸多同时代女性，对人生、爱情、婚姻表达着更具自我意识的态度与见解。

家，甜蜜的家！

　　G.L.斯特雷奇在《维多利亚女王传》中描述，当看到维多利亚女王沉溺于天伦之乐之时，“中产阶级仿佛从一面光亮镜子中看到自己生活的理想影像”。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工业革命助推社会加速转型。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迅速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所形成的价值观代表着“维多利亚时代价值”的走向。
　　在当时，“甜蜜的家”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核心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工业化的蓬勃发展，让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家庭脱离传统大家庭格局，剥离了生产功能而完全进入私人领地，成为激烈的社会竞争之外的一处“温馨平和”的避风港。

　　约翰·拉斯金在《论皇后的花园》一文中写道：“家是宁静之地，是避难所，不仅免于受伤，而且免于恐怖、疑惧。”这一“避难所”的功能，更多是针对男性而言—图佩尔在诗中将这一理想家庭具象化：“他笑容可掬，孩子们对他嬉闹叽喳。他伟大崇高，孩子们对他顶礼膜拜。他至爱至仁，孩子们对他报以笑颜……他的府第一尘不染，洁净幽雅。”

　　《傲慢与偏见》中所描绘的“社交场”，在维多利亚时代依旧颇具代表性。

　　画面其乐融融，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却被遮蔽，即让“府第一尘不染”、被誉为“家庭天使”的妻子。她完全脱离市场竞争，负责维持家庭的稳固运转，抵御外部焦虑的向内渗透。
　　文学家罗斯金认为，妇女的角色是“天使、母亲、妻子和主妇”，她的职责是使大家高高兴兴，每天给他们做饭，给每人衣服穿，令每人干净整洁并教育他们。
　　作为“甜蜜家庭”的忠实拥趸，狄更斯在《圣诞欢歌》中描摹了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始终忙碌着的克拉吉太太：“她穿着一件翻制过两次的长大衣，样子很寒碜，但是结着色彩鲜艳的缎带。带子价钱便宜，花六个便士就打扮得蛮好看了。”
　　她为圣诞晚餐是否成功忐忑不安，直至得到丈夫的肯定才舒了口气。
　　何人解扇语？

　　与克拉吉太太的“寒碜”不同的是，中产阶级的未婚少女，以由蕾丝细纱堆叠而出的娇贵面貌，蹁跹于父母所安排的各式舞会之中。这些舞会可以被视作这些女孩的择偶“试炼场”。每年的4月到6月，是婚恋之战硝烟最盛的时段，随处可见灯烛璀璨、佳肴美馔、衣香鬓影。
　　但对于女孩们来说，哪怕“战况”再激烈，多年习得的矜持也绝不能缺位。她们深谙“女士扇语”，以手扇向意中人表情达意：当扇子在胸前缓慢摆动，即在暗示“我还没有心上人”;当她们移动扇面，不时露出脸庞注视对方，便是在深情示爱。
　　但她们的目标，绝非空有满腔甜蜜与爱意的男性。如果一位英俊有余财力不足的少年被一见倾心，他也无法通过女孩父亲的严格考核。简·奥斯汀在出版于1813年的《傲慢与偏见》中所描绘的“社交场”，在维多利亚时代依旧颇具代表性。
　　当“每年有1万镑收入”的达西先生出现在舞会现场，“差不多有半个晚上，人们都艳羡不已地望着他”。出于财产私有制与家族荣誉的考量，“门第”与“财富”以绝对权威，横亘于年轻男女的天然爱慕之前。
　　比起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在婚恋中看似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但是，牢牢把握着家庭经济命脉的家长，同样把控着子女婚姻的最终决定权。对阶层跌落的恐慌，让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以丰厚的嫁妆圈定着女儿的择偶范围：处于本阶层或者上一阶层的男性。在当时，一位“好女儿”的最高标准，便是获得一门能够为家族带来财富的婚姻。
　　不只是女性，适婚男性同样看重女性所能为他带来的经济利益：嫁妆是否足够丰厚？是否有助于未来事业的发展？甚至，正因为此，继承大量遗产的遗孀成为当时婚恋市场的香饽饽。
　　可以说，每一名标准化的中产阶级太太背后，都饱含一个家庭多年含辛茹苦的“投资”。女孩子们在家庭教师或者寄宿女校的教育下，日复一日训练着“女性魅力”、矜持气质、贞洁观念，以期无缝衔接“家庭天使”的角色。
　　在她们成功完成“上迁婚”的任务以后，这种培养便内化为更为严格的自我规训。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杂志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即接收主妇们的咨询信件。这些勤奋的主妇们，时刻渴望进一步提升做饭和管理仆人的水平。而杂志也会给出建议，帮助解决她们在料理家事上的困扰。 　　“我不是天使！”
　　当人们回看维多利亚时代，会发现整个社会苦心孤诣所塑造出的“家庭天使”，留下的只有一片片模糊面孔。人们更容易回忆起一个叛逆的声音：“我不是天使！我今生今世都不想成为天使，我就是我自己。”
　　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注入自身经历，塑造了一位“不美、矮小、贫穷”的女性，对男性凝视下的传统审美进行了无情解构。她对“牺牲自我”的人生样本的抵抗，对自由、平等的追逐，成为当时“新女性”群体极具代表性的声音。
　　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借伊丽莎白对达西求婚的拒绝，讽刺、抨击了当时门第至上的婚恋观，又借偏见消解、终成眷属的情节，强调了平等、尊重的感情在婚姻中的不可或缺，而时隔30余年的《简·爱》则将反抗精神展露得更为彻底。
　　这种更为彻底的反抗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女性的经济独立。我们可以从一个经典片段中感受一二：当面对罗彻斯特的再度求婚时，简·爱拒绝被他“应接不暇的恩惠压得透不过气来”，坚持继续当阿黛勒的家庭教师，以挣得食宿和30英镑的年薪：“你什么都不必给我，除了你的尊重，而我也报之以我的尊重，這样这笔债就两清了。”
　　彼时，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有越来越多女性意识到，退出社会竞争看似进入了舒适区，实则隐患无穷：在家庭中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会在法律上和儿女一起被“打包”为丈夫的附属品。

　　这种觉醒有其现实基础。第一次女权运动的浪潮，冲击着“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女权主义者们组建妇女组织、开办女子学校、出版报刊，高声的呐喊刺激着女性们本已麻木疲惫的神经。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丰富了女性就业岗位，除了教师和护理等被认为“适合女性”的职业，她们还进入了医学、图书管理、办公室等原本的“男性专属”领域。
　　《伦敦经济史》显示，在政府1891年资助的企事业单位中，伦敦及周围各郡雇佣的女性职员所占比例为17%，到1911年增长为25%;在私营企事业单位中，1891年女职员占到7%，1911年这一数据上升到20%。而1882年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的实施让女性拥有了财产权，有产者自不必再仰人鼻息。

踩在自由和被俘虏的边缘

　　如果说伊丽莎白和简·爱们依旧回归传统，选择了婚姻作为归宿，维多利亚时代选择“不结婚”的女性们，则提供了一种更为“离经叛道”的人生参照。
　　19世纪中期英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有大量的25岁以上女性处于单身状态，并且数字在逐年增长。这一现象被当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广泛而激烈的讨论。
　　1889年，英国《花边》杂志的编辑乔治·纽恩斯向未婚女性们抛出有奖问答：你为什么不结婚？他以“TheSpinsters’Prize”为题，刊登了整整一版的答复。Spinster，一个含有明显贬义的称呼，可与当下的“剩女”一词对应。
　　不少答案令人拍案叫绝，如有的女士比喻道：“就像大草原上自由驰骋的野马，在套索临近时不屑地甩着它高傲的头颅，因为一旦套上它的脖子，就宣告着它被俘虏了。”“比起被套上婚姻的套索，踩在自由和被俘虏的边缘更让人愉悦。”
　　还有的答案决绝又骄傲：“就像一件稀有的瓷器，我可以被打碎，可以被修复，但是难以被匹配。”
　　在“Spinster”还被社会视作婚恋市场的失败者时，不少女性已清醒地意识到：“我现在只是一个挤奶女工，如果我结婚了，要当妻子、母亲、看护、管家、女仆、裁缝、洗衣工、挤奶工和擦洗工。”有趣的是，当女性发现婚姻制度的剥削本质时，男性的征婚启事依旧在孜孜不倦寻找着“一个能拿扫帚的女人”“一个能下厨的女人”，并自信满满地下结论：“她应该是天使和家庭主妇的结合体。”

　　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看似轻巧的拒婚语调背后，她们所要面临的是什么。
　　约翰·福尔斯在1966年所著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塑造了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独身女性萨拉。他写道：想要选择不结婚，你首先要变得疯癫;选择疯癫，就是获得自由。而自认为“享有一种她们无法理解的自由”的萨拉，所付出的代价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所不容的境地，蝼蚁不如，几乎不再是人”。

　　1882年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的实施让女性拥有了财产权，有产者自不必再仰人鼻息。

　　就算如此，比起被视为一堆华美的服饰，仍有人宁愿做“蝼蚁不如”的自由人。这种对“囚禁”的挣离，在今天仍有镜鉴意义。光明与黑暗重叠交织，让维多利亚时代成为当代作家笔下诠释“反抗”“出逃”主题的绝佳背景。
　　英国当代作家萨拉·沃特丝在创作“新维多利亚三部曲”时说，比起猎奇“令人着迷又窒息的维多利亚时代”，更重要的在于“现在”，去探究“我们是如何经过风风雨雨，幸存为今天这样的女性”。
　　其中，她的《荆棘之城》被英国广播公司改编为迷你剧《指匠情挑》，又在2016年被韩国导演朴赞郁将故事背景置换为1930年代的日治朝鲜，以《小姐》之名搬上荧幕—女性的困境相似如斯。
　　当看到秀子与淑姬于夜色中推开一重又一重的门，奔向广袤天地，我们不得不感叹：为了这点自由，值得付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