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场景在哪里出现过？
　　10个中央巡视组，日前正式进驻了各地方，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反腐巡察。
　　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许多媒体和民众感到颇为兴奋，它们看到并强调着这一次与往年的不同，比如，巡视组组长都是在未满70岁的正部级离休干部中精挑细选而来，并且取消固定组长制，每年更换；又比如，他们的主要巡视对象是各省部级官员，除了工作，还可抽查官员的“个人有关事项”。
　　各位组长们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并带有考察民情的性质，他们在多家官方媒体公布了个人联系方式—上访者甚至都不必亲自到京了。
　　这个大有把所有贪官一网捞尽的架势，“感动”了很多人，尤其是它强调“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似乎让人们感觉到腐败猖獗终有尽头。
　　民众们之所以热议此事，更大的原因在于那些深植于他们头脑中的反腐倡廉故事，无论是戏曲还是电视剧，无论是什么时代，钦差大人手拿尚方宝剑对坏人“斩立决”的戏码总是大快人心。
　　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整治腐败的决心，更加让此次中央巡视行动及它所指向的未来治理腐败的方式，受到赞许和认可。
　　但是，假如我们更认真地思考，就会发现事实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乐观。
　　不管是“钦差大臣”还是中央大员，依靠他们进行地方治理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人治，而非法治。
　　人治之所以遭人诟病是因为它的诸多弊端。人治必然导致权力集中，继而形成特权阶级—在人类历史的那些典型人治社会中，呈现出几个特征，比如特权阶级居于少数却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的各项法规政策都将围绕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法律政策也经常因决策人意志而发生更改。
　　而法治之所以受到推崇，则在于它规定任何人的权力都不得高于法律，包括政府行政权力。任何人犯法与民同罪的事，不应仅发生在特定的斗争里，或单纯依靠“良心”及道德。
　　如今的中央巡视做法，我们也曾经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治理风格中看到过，比如“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在他于2000年初担任江苏宿迁市委书记的几年间，治安及城市治理的政绩显著，但同时其铁腕推进改革的手段也颇受争议，他干的几件事曾经轰动了全国，比如让教师去招商引资，让小偷上电视念检讨书，让官员轮岗经商等等。
　　仇和的独断专行、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的做法，使他成为了中国官员“人治”的代表。
　　但中国更广泛的人治还在于行政权力经常高于法律。中央巡视组或许的确能够练就一双“千里眼”、“顺风耳”，他们或许也恰好廉洁，但这种集中在两个月内对腐败官员搞震慑的做法，还是像“文革”时期的运动做派一样，今日来了明天走，并不能形成长久的监督能力。巡视组的任务之一是通过发现“生活作风”问题来揭发腐败。一些民众为贪腐官员刻画了几个标签：比如身边常有闲杂随从、情妇，“在百姓中口碑不高”，还有烧香拜佛，子女横行霸道等。这些标签或许形象，但并不科学。真正的检举应证据确凿、通过有效司法机关进行审理。
　　中国腐败猖獗有很多积重难返的原因，而其一就是行政权力高于法律。在这个基础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治理腐败，必然无法达成。不久前，几个核心官方媒体试图以文章改变民间“无官不贪”的印象，却在微博上被转发时被喝倒彩并遭遇吐槽。
　　“钦差大臣”和“无官不贪”的疑问其实都是同一个没有法治基础的社会结出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