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在湖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工作，这年1—7月，中共湖南省委衡山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简称省委社教工作队）组成，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第一次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农村开展社教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干部子弟连扣肉汤也喝
　　我们蹲点的地方是在湖南衡山县的两个大队，那里地势平坦，树木稀少，烧柴极其困难。为了节省烧柴，当地人都是将早、中、晚三餐饭在早晨一次煮好，中、晚两餐随便炒热一下就吃。而且他们习惯喝生冷水（一般人家多喝井水，有的人家甚至喝池塘水），口渴时，就用木瓜瓢从水缸中舀半瓢冷水喝，从来不喝开水。我们入队后，在生活上、身体上都很难适应这种情况，许多同志因此腹泻肚痛。为此，省委社教工作队队长请求住户在煮早饭时，用砂罐或瓦壶烧沸一罐或一壶水，让工作队的队员每人自备一个保温瓶，将开水灌入保温瓶内，供一日饮水之用。
　　由于我们住在最贫困的贫下中农家里，这些家庭生活非常艰苦，有的家里甚至连饭也吃不饱。省委为了照顾这些住户，规定我们每人每月向住户交纳伙食费12元，粮票30市斤（我们本来的粮食定量为27市斤，社教期间由长沙市粮食局补足到30市斤）。有了这些钱和粮票后，住户家里每个月的米和油盐就有了基本保障，家里严重缺粮的，他们就会买一些红薯、玉米、蚕豆等杂粮掺到大米中一起煮着吃。但毕竟粮少僧多，而且很多住户家里还不时吃“红锅子菜”（即炒菜不放油，只是把锅子烧热再炒菜），因此社教工作队的队员经常感觉吃不饱，肚子里的油水太少，体质普遍下降。
　　为保证社教工作顺利进行，也从爱护社教队员的身体出发，省委社教工作队队长决定，工作队员每月可轮流进城休假一日，一是让我们进城理发、洗澡；二是顺便改善一下生活。当时长沙市鲜猪肉的价格是每市斤八角钱，而衡山县的鲜猪肉价格，每市斤价仅为六角钱。衡山县城不少饭馆有烧好的红烧肉、扣肉、清蒸鱼等菜肴卖，其中红烧肉、扣肉每份（碗）售价仅一元。当时由于我们肚子里的“油水”少，有时饿得心里发慌，因此每次进城理完发、洗完澡后，中餐一般会多吃一份扣肉或红烧肉和其他的菜，喝酒的同志还会喝上一二两白酒。
　　我们队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共青团员，她的父母是南下老干部，分别在湖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当领导。父母对她从小特别宠爱，养成她“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坏毛病。可是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后，生活习惯有了改变。有一次我恰巧碰到她刚从城里回队，便问她：“你今天中餐吃了什么？”她说：“吃了一碗扣肉！”“吃完了没有？”“连汤我也给它喝了！”
　　我被误认为是搬运工人
　　按照党中央、省委规定，社教工作队队员不能暴露工作单位、职务、职称。队员之间也不许相互打听，只能称呼队长、组长、老张、小李，或直呼其名。因此到工作结束时我对同组工作的同志是哪个单位，什么职务、职称，干什么的，一概不知道。同样，他们对我也一点不了解。当时我正年富力强，和社员们一起扮禾（割稻），我可以将扮好的湿毛谷一担（120-130市斤）从稻田挑到生产队的晒谷坪。晒干后的干稻谷一担（均为100市斤），我可以沿板梯（比楼梯宽一些的木梯）挑进生产队的粮仓中。
　　通过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有一天搞完生产劳动后休息时，社员围着我闲谈，有人问：“你是不是交通部门的？”“你是不是搬运工人提拔的干部？”……我因上级有规定，不能给他们解释，暴露身份，只好笑而不答。他们再三追问我“是不是？”我还是笑而不答，只反问了他们一句：“你们为什么这样猜想？”他们纷纷说：“省委社教工作队来了六七十个干部，就数你的力气最大，能挑湿毛谷一百多斤。因此我们都猜想你是搬运工人提拔的干部！”
　　从此后社员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老粗，由搬运工人提拔的干部。这事逐步传开，后来越传越远，也越传越“神”！本来我只能挑一百多斤，后来传来传去，说“省委社教工作队来了一个搬运工人，能挑几百斤！”……
　　1965年六七月间，省委社教工作队陆续撤回长沙，休整一两个月后，准备于9月开展第二届社教工作，需要总结材料上报省委。在一次全队干部会议（正、副队长、组长等）上，隊长宣布决定抽调几个同志来队部整理材料，其中有我的名字。于是有些人说：“抽调赵声琳干什么？他是一个‘大老粗’，搬运工人！”大家议论纷纷……队长便问：“你们听谁说的？”“大家都知道，连许多社员都知道。”队长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简直是瞎说，他是新中国我们党培养的正正规规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还跟苏联专家进修了一年！”这一下把大家弄得目瞪口呆！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责任编辑/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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