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何逊及其文学创作属于寒素文学谱系，受到南朝齐梁士族文学主导地位的影响，何逊未形成自觉的寒素文学传统创作意识，其诗学观念和风格有摹习与迎合士族文风的一面;同时南朝寒素受到了门阀制度压抑，这一因素又使何逊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较士族更为复杂深刻，推动何诗恢复寒素文学的抒情传统、更充分汲取民间新声因素、兼用今古两体进行创作等特质的形成。以何逊为代表的寒素诗人群体推动了南朝诗歌风貌多样化，有助于诗歌向近体转型。
关键词：何逊;寒素文学;南朝文学;齐梁士族文风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6-0092-06
南朝诗歌发展沿着由古体向近体的主线演进，此时期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唯门阀士族是尊的权力结构亦渗透于文学艺术领域，诗歌方面以士族为主要创作群体，同时引领诗学观念和文学风尚。受到社会变迁及政治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寒素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以潜流的形式发展推进，在继承和保持固有文学精神与风格面貌的同时，也接受士族文风和民间文学的重要影响，从而在具备南朝诗歌重视调音谐律、凸显声色情貌等总体特征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独异性。
何逊是齐末梁初寒素文学的代表诗人之一，其创作较近于齐梁“永明体”诗风，在协音律的新体诗创作方面具有实绩，以山水风物、抒情咏怀见长;与此同时，何逊对于寒素文学传统的重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有关此方面的研究似多未能充分展开。故笔者不揣谫陋，试通过探讨何逊诗歌特质及其与寒素文學传统、南朝尤其是齐梁诗歌主潮的关系，考察南朝寒素文学的演进状况与美学追求等特点，以就正于方家。
一、何逊及其在寒素文学谱系中的位置
“寒素”与“士族”是根据家族累世官宦与否和政治实力而做出的群体划分。关于“寒素”之名，当时便已甚为明确：“寒素者，尝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晋书·李重传》）相反，传世文献中对“士族”之称则颇为繁杂不一，史书中所谓“高门”“势族”“士族”“门阀”等，所指“士族”均为一义，即与“寒素”相对，政治方面世居高官要职、经济方面以大田庄产业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群体，具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显赫社会地位。梁代的士庶之别实为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划级定品的产物，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门阀制度和既定的政治秩序受到一定冲击，部分前朝的高门士族在新兴政权建立后门第衰微，甚至渐于寒素，何逊的家族应属于此类。何逊的曾祖父何承天为宋御史中丞，“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政治声望和社会影响。但至何逊的祖父何翼和父亲何询，生平不详，于史书皆无传，可见两人政治地位已经大大逊色于何承天。而从官职来看，何翼为员外郎，何询为齐太尉中兵参军，相比何承天终官御史中丞，显然何家在官职方面呈代际递降，何逊的叔叔何僴，更是“宦游不达”。由此观之，何氏家族在何逊之前已然有渐颓之征象，而至何逊一辈，世业已沉沦，对此何逊亦有自述：“宗派已孤狭，财产又贫微。”（《仰赠从兄兴宁真南》）从史实来看，何逊本人虽跻身梁代官僚阶层，但终其一生也不过官至威庐陵王记室，因此就政治身份而言，何逊应属于寒素而非士族，其创作亦属于寒素文学体系。
从历史源流方面考察，以进仕方式和世祚权势为衡量标准的“寒素文学”始于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下士族、寒素分流的晋代。西晋时期，左思、陆机、潘岳、潘尼等寒素文学家仍主导文学时风，创作继续沿汉魏抒情写志的路向展开;至东晋，玄风弥漫，寒素文学风尚更受抑制，陶渊明等寒素文学家的创作以潜流的方式与士族文学线索同步发展。而至刘宋时代，寒素文人鲍照以“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书》）自居，且常在诗中抒发自己“人生苦多欢乐少”（《拟行路难》）的抑郁不平之气，虽不为文学主潮，但自成独特诗格，并使慷慨兴寄、吟咏抒发的汉魏古诗传统与抒情精神得到复现。至梁代，虽然士庶之别依然阶等严明，但实际上仍受到社会政权更迭带来的冲击，再加上以武帝为代表的梁代君主对寒素晋身的限制有放宽举措，均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寒素群体的创造力。
与此同时，虽然何逊身为寒素，但从家学渊源来说，何氏家族却堪称“家世传儒雅”。曾祖何承天为南朝宋思想家和文学家，《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集二十卷;同代族人何思澄、何子朗也俱擅文名，何逊与他们并称“东海三何”;何逊从叔何倜亦以才知名。诗礼传家的传统为其成为一名文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氛围，史书载何逊“八岁能赋诗”。自身具备的天赋和文学修养，加之寒素的特定社会身份均为何逊继承和发扬寒素文学传统提供了条件。其一方面传承了寒素文学风格与寒素文人精神，也由于所处南朝士族笼廓权力的社会背景而无不受到士族文学主导下的诗学观念的影响，进而综合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诗歌风貌。
二、寒素身份对何逊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摹习与迎合士族文学风格
南朝门阀社会相对略有松弛，但基本的国家制度仍沿袭东晋而设，士族与寒素界限严明，高门士族通过垄断政治、经济特权掌握国家运转的中枢，他们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喜好对于整个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又由于寒素士族依附于门阀士族主导的九品中正制将文义之能作为重要的仕进之资，故寒士对士族文学习气的效仿也成为必然结果;加之文学时代潮流由士族主导，这一时期寒素文学实未能形成独立的文化权力和自觉的文学意识，何逊亦未能独步。
寒素文人何逊在文学方面的非自觉和非独立首先表现在其对齐梁士族文学风格的摹习和趋近。何逊创作了较多应制诗文和适应宫廷宴饮和游乐的作品，不仅风格上绮靡华艳，且在遣词用语上俨然已经具备梁代中晚期以简文帝文学集团为代表的宫体诗“清辞巧制”“雕琢蔓藻”“伤于轻艳”的特色。如其写有《咏妇诗》《咏照镜诗》《咏舞诗》《闺怨》等刻画宫女舞伎的情态和生活场景的诗歌，多见“朱帘”“玉匣”“宝钗”“蛾眉”等轻艳意象;这些诗歌虽然迎合了时人的娱乐和审美风尚，但是由于其中并无思想蕴藉和真情抒发，故其成就也就止步于丽词秀句层面，显示出富丽精工的雕琢技巧，却难成一流之作。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以永明文学为代表的齐梁士族群体主导下的文学新思潮又对何逊诗歌艺术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永明文学家把声律论用于五言诗创作实践、探幽入微的抒情状物特色均为何逊所接纳和吸收，并成为何诗的突出风格。如在声律方面，由于彼时谢朓、沈约均为权臣，故其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和“音律调韵”。的诗歌声律理想也自然通过政治和文化权力两种方式对何逊产生影响。而从创作来看，何逊的确具有比较明确的调声意识，且具有相当一部分新体诗形制趋于成熟的近体。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指出，“何逊五言四句，声尽人律”，何逊诗作如《慈姥矶》《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等音律精审，《铜雀妓》《与胡兴安夜别》等在对仗和章构方面实已符合五律的要求。此外，永明文学家对山水题材的开拓、以山水风物寄兴与平易自然的美学理想也对何逊离别酬赠、睹物兴感的诗歌创作有直接启迪，如在诗歌构思布局上，何逊山水行役之作前半部分写景、末句言情的方式直接传承自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游敬亭山诗》等诗作的结构而来。此外，在文学思想方面，何逊所具有的“清文穷丽则”（《哭吴兴柳恽诗》）的清新隽永之诗美追求也应受到了“俯仰弄清音”（沈约《夕行闻夜鹤》）、“乘漪弄清曲”（王融《渌水曲》）的士族文人创作特色的启发。由此可见，何逊对士族文学观念多有吸收，其新体诗创作成就也与永明体为代表的南朝齐梁士族诗风有源流上的继承关系。
（二）促使何逊诗歌特质的产生
虽然一方面何逊在诗歌创作规范与美学风格方面与南朝齐梁士族文风紧密相关，这是由政治权力影响下寒素文学对士族审美喜好和生活习惯的趋近与摹习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寒素身份还同时导致了何逊的现实生活际遇、心态思想方面与士族的巨大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何诗的独特风貌。
1.诗歌抒情传统的复归
重新将“情”引入诗歌发展的正途是齐梁文学的共同特点，但士族与寒素对“情”的态度实则有别，也终至产生了不同的诗歌表达效果。南朝永明新体虽也强调抒情，但实际上，齐梁土族除了强调音律协畅和改滞重为平易的技巧形式要素，同时也十分看重诗歌“情”的表现，如沈约提出“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的诗学主张，但由于士族文人世居高位、平流进取，题材也基本不出宫廷苑囿，故其“情”多以“艳情”为尚，并未彻底恢复汉魏诗歌为代表的慷慨咏怀、反映现实人生的抒情传统。但对于何逊来说，寒素文人在等级严明的门阀社会中的附庸地位导致何逊与范云、刘孝绰、沈约等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具有更为坎凛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政治道路，并由此催生何詩更为复杂的思想蕴藉和更浓郁的情感表达，反映在诗歌行文之中，其使文学吟咏性灵、言志抒情的古诗传统复归，因而具有真正切实感人的力量。
何逊官阶低微、任职之地多变，期间又丁母忧，故在各地迁徙频繁，这为何逊能够观察和展现旅途风物和山水景致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人生经历的跌宕也使何逊行旅诗中的景色不是单纯的摹写和复现，而是眼前之物与羁旅之倦、离别之思与身世之感等多种情绪的交织杂糅。如“危桅樯不进，沓浪高难拒”。（《初发新林》）、“涸蚌困鱼目，笼禽触四隅”等萧瑟苦悲之意象表现出的进取无门的“失路亦斯须”（《秋夕叹白发》）之悲，而如“羁旅无俦匹，形影自相亲”“游宦疲年事”“怀抱日湮沦”（《赠族人秣陵兄弟》）则直抒诗人内心的无奈与凄凉。无论是身世不平还是辗转之累，都比纯粹的宴饮赏玩更为复杂深重;而当其被内嵌入诗歌而成为一种情感肌理，则使何逊的诗歌在具有声律和炼字等形式之美的同时，显得对于世事与人性具有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和思想内涵。如其效仿应璩《百一诗》而作《聊作百一体》，“旷日无豆饭，方冬缺缊袍”“逢施同沟壑，值设乃糠糟”表现食不果腹的悲苦境遇和处于官僚机构底层的辛酸，待遇如同家畜，受尽世态炎凉，而《入冬经诸暨县下浙江作》“未能守封殖，何能顾廉耻”句则对自己出仕以来迎合世俗的行为举止与自我道德准则产生的龃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真情实感与世事洞见都使何逊的诗歌具有精妙的艺术技巧同时并不沦为单纯的文字游戏，从而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结合，这也是他得以“惟取神会”“生乎骈俪之时，摆脱填缀之习”。的重要原因。何逊将更加丰富的人生实感、细腻的心灵体验和精妙的艺术技巧结合，从而得以“去艳修真，回归本素”，恢复古诗抒情传统并由此使诗歌的情感蕴藉更为充实，终达“状景必幽，吐情能尽”。之境界。尽管这种咏叹相对于唐诗对兴寄传统和风骨而言仍显得相对单薄且更多未脱齐梁格调，但从诗歌发展的整体进程来说，何逊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将不平之呜融入华靡之体正是初步重新接续汉魏诗歌兴慨寄怀的抒情传统的尝试，亦开启了初唐四杰比兴咏怀以展壮思的文风之先声。
2.自觉接纳民间新声
何逊诗歌的另一个特点，则是诗歌声调婉转、风格清丽、情貌自然，体现出吴声西曲等民歌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这也应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寒素身份有关。
就何逊所处南朝的时代和地域生活背景来看，其接纳的民间文学应主要来自浏亮迤逦的吴声西曲。吴声、西曲是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西晋时已大量进入宫廷燕乐，然而在持雅正观念的士族文人心目中，吴声西曲是间巷俚俗之声和庶民文化的代表，也因此对吴声西曲在上层社会的流行表示激烈反对，如王僧虔从廛里之乐有损于宫廷雅乐的角度指摘吴声西曲，主张革除“人尚谣俗”的时风;颜延之批评出身寒素、深受民歌影响而以男女之情为主要书写题材的汤惠休之文是“委巷中歌谣”，都说明南朝门阀社会背景下民间文学在士大夫文学正统观念中被排斥和鄙薄的地位。
但对于寒素而言，士庶之别反而有助于何逊摆脱士族典正雅颂的诗教律令规范与严明门阀等级意识，更易汲取吴声西曲等民间新声中的创作元素，从而充实自身的文学表达、实现文学创新。实际上，民间文学始终是寒素文学家取法的重要资源，如楚声和巫筮文化是宋玉等楚地寒素文学家诗歌中的神秘幻境营造的重要文化背景与灵感来源，鲍照模仿清商乐府等民间小调的声情韵致创作《吴歌》《幽兰》等，均推动了文学风格与体制的多样化，同时体现出民问文学对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 何逊诗歌对吴声西曲的借鉴首先表现在对民歌回环复沓艺术形式的模仿，如《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管声已流悦，玄声复凄切”等句，《采菽堂古诗选》指出该诗“其声调则《西州》之遗”，言此诗在情脉与风格上似承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而出，不避重复而声情自然，从而使文人赠别诗亦具民歌摇曳婉转、不尽缠绵的特点。其次，何逊对吴声西曲的词汇多有吸收，尤其以艳冶游赏、酬唱应和的类型为多，花月美人、罗帐窗牖的意象与吴声西曲纤秾柔丽的状物摹情多有相仿之处。如《苑中见美人》“罗袖风中卷，玉钗林下耀”与吴声歌曲《子夜四时歌·春歌》“罗裳迮红袖，玉钗明月珰”。在结句和措辞方面极为相近;又如《临行与故游夜别》“复如东注水，何有西归日”。与西曲歌《青骢白马》“问君可怜下都去，何得见君复西归”。皆用逝水东流比喻游子离乡、故人难逢的愁苦。上例均可反映出何逊对吴声西曲中语汇的灵活化用，但吴声西曲仅限于男女之情的表达，但何逊却将离别酬赠的对象范围更扩展至知己挚友，从而不局限在情爱的狭小天地内，扩充了诗歌的情感容量。
此外，叠词和连绵词也是吴声西曲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体现出民间诗歌与音乐结合的特点。如何逊《落日前墟望赠范广州云》“遥遥长路远”对吴声歌曲《欢闻歌》“遥遥天无柱”、何逊《无题》“团团日隐洲”对西曲歌《西乌夜飞》“日从东方出，团团鸡子黄”。的叠词化用，相比雕琢精炼的辞藻显得更为质朴天成，富有民间“丝竹发歌声”。歌咏配乐演唱的原始色彩;此外，何诗中使用的丰富连绵词如“徘徊”（《送韦司马别》“徘徊落日晚”）、“逶迤”（《寄江州褚咨议》“共坐逶迤阁”）。也在吴声西曲中频繁出现（如《长史变歌》中“徘徊戎马问”、《欢好曲》中“逶迤总角年”等）。叠词和连绵词富有声韵节奏的特殊效果，能够使诗歌更具音乐性，在风格上更加婉丽绵柔，亦为诗歌的流畅叙情和吟咏抒发创造条件。何诗通过构章结句、词汇声效等方面对吴声西曲为代表的民间文学资源的汲取与借鉴，使其作品更加明转天然、收放自如，既符合齐梁时期新声兴起的需要，更使文字富有“慷慨吐清音”。的楚楚情韵，同时也促进了吴声西曲进入文人创作系统的雅化历程。
3.今古兼备的体制
齐梁时期已经形成对今古之体的分辨，即视汉魏晋宋的五言诗为古体，而讲究声律、对仗等诗歌艺术技巧的五言诗为近体。而这种古今体的分流正以沈约、谢朓等士族文人倡导的永明新体写作为标志，何逊于此时风之中，也自觉运用新体诗的创作规范技巧，将其与作品中的生命感发与抒情咏叹相融合，从而在清浊通流、音韵和谐的同时，亦有婉转抒畅的情感意脉贯通。如《下方山》为五行十句，体制较古体有所紧缩，更趋近四行八句的五言近體;前三联“寒鸟树问响，落星川际浮”“繁霜白晓岸，苦雾黑晨流”“鳞鳞逆去水，弥弥急还舟”均是较为工稳的偶对，显示出诗歌精思结撰的工巧艺术，本似单纯体物状景之语，但由于此诗的确出自何逊思乡念亲、倦游失意愁苦之情的真切感受，且以最后两联“望乡行复立，瞻途近更修”“谁能百里地，萦绕千端愁”。娓娓道来，新体沉思翰藻的技巧因有坚实深密的人生体验和情感真实作为支撑而显得并不流于形式，故能够实现情与辞的同一。
何逊除了使用时兴的新体诗叙心曲以外，更偏于采用古诗题材进行诗歌创作和传达心绪，多有拟古之作，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复归汉魏古体的艺术选择。从寒素文学传统来看，这种有意不取文学发展新风的观念往往是寒素文学家在对仕进之途感到无望和遭遇现实打击后的普遍倾向。如左思个人奋斗的路径受阻后写下《咏史诗》，有意识地摆脱时俗的太康、元康俳偶、雕藻的诗体，向汉魏诗歌结体散直的风格靠拢;陆机《拟古诗十二首》、陶渊明的《拟古诗九首》等亦皆有意仿效《古诗十九首》等汉魏比兴言志传统的作品;至南朝，鲍照则同样多有拟古之作，且诗中挥洒凌厉激越之愤，显然也是与刘宋时期典重密丽的诗风背道驰行。这一方面或是作家在意志受挫后的刻意叛逆之举，另一方面也应由于汉魏古诗相比玄言和元嘉之体更适应直抒情感的需要而能够负载失意诗人复杂而充溢的情感，上述寒素文学家偏于采用复古体裁亦有表情畅达、咏叹无碍方面的考量。
何逊同样通过拟古的方式对魏晋至刘宋诗歌的题材和表现技巧等形式和内容因素加以继承与吸收。如他的拟作《蒲阪行》《南郡歌》《邯郸歌》《左翊歌》《京兆歌》《李夫人及贵人歌》《中山王孺子妾歌》《临江王节士歌》采用《汉书·艺文志》中的歌诗名目;在内容方面，《学古三首》写“长安美少年”，与曹植《白马篇》《名都篇》等写游侠少年孔武有力、立功建业的意境类属;《学古赠丘永嘉征还》则取法乐府诗《结客少年场行》，赞美轻生重义、慷慨报国的品格;此外，何逊《拟轻薄篇》《拟青青河畔草转韵体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聊作百一体》等均说明其在摹习和取法汉魏古诗传统方面曾进行自觉探索。
实际上，何逊之拟古固然有美学和诗艺方面的考量，但其关注的重心实则是以古诗的直言通透调和晋宋以来诗歌发展过程中为繁复密丽的言辞所隐蔽的真实情感，据《梁书》载：“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此处“清”与“今”均指齐梁新体倡导审音辨声、协调声律而风格清丽的风格;而“浊”与“古”则指古体的不尚声律的质朴之貌。此处范云所言正是指出了何逊兼擅齐梁声律谐婉之体与晋宋以上不讲声律的古体两种诗歌体制的特质。何逊既能通过融身世际遇的实感真情于协律偶对的近体，又能以工细巧构入以悲歌慷慨的汉魏古体，从而实现了对今古两体带有何逊个人寒素特质的改造，进而达到审音辨声、雕琢炼词的诗歌技巧与真实情感的结合。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何逊在形式、内容和思想等多方面契合并发展了寒素文学书写传统，并以其诗歌创作实践促进且代表着寒素文学在齐梁的新成就;其对士族文学和民间新声的接受、对寒素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以及今古兼备的诗歌体制运用，使其诗歌创作声律和谐、结篇精巧而又不失灵动情韵，故诗歌成就高于齐梁文学普遍流于艳薄的文风。但毋庸置疑的是，正如王瑶先生所指出的，门阀士族时代的寒士为“华贵之胄的附庸”，他们只能追随而不能创造新潮流，何逊诗歌创作虽有实绩，但又无法脱离士族文学的文风影响与诗学观念主导，这也是南朝寒素文学的整体局限与时代特征。
关键词：何逊;寒素文学;南朝文学;齐梁士族文风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6-0092-06
南朝诗歌发展沿着由古体向近体的主线演进，此时期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唯门阀士族是尊的权力结构亦渗透于文学艺术领域，诗歌方面以士族为主要创作群体，同时引领诗学观念和文学风尚。受到社会变迁及政治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寒素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以潜流的形式发展推进，在继承和保持固有文学精神与风格面貌的同时，也接受士族文风和民间文学的重要影响，从而在具备南朝诗歌重视调音谐律、凸显声色情貌等总体特征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独异性。
何逊是齐末梁初寒素文学的代表诗人之一，其创作较近于齐梁“永明体”诗风，在协音律的新体诗创作方面具有实绩，以山水风物、抒情咏怀见长;与此同时，何逊对于寒素文学传统的重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有关此方面的研究似多未能充分展开。故笔者不揣谫陋，试通过探讨何逊诗歌特质及其与寒素文學传统、南朝尤其是齐梁诗歌主潮的关系，考察南朝寒素文学的演进状况与美学追求等特点，以就正于方家。
一、何逊及其在寒素文学谱系中的位置
“寒素”与“士族”是根据家族累世官宦与否和政治实力而做出的群体划分。关于“寒素”之名，当时便已甚为明确：“寒素者，尝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晋书·李重传》）相反，传世文献中对“士族”之称则颇为繁杂不一，史书中所谓“高门”“势族”“士族”“门阀”等，所指“士族”均为一义，即与“寒素”相对，政治方面世居高官要职、经济方面以大田庄产业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群体，具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显赫社会地位。梁代的士庶之别实为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划级定品的产物，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门阀制度和既定的政治秩序受到一定冲击，部分前朝的高门士族在新兴政权建立后门第衰微，甚至渐于寒素，何逊的家族应属于此类。何逊的曾祖父何承天为宋御史中丞，“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政治声望和社会影响。但至何逊的祖父何翼和父亲何询，生平不详，于史书皆无传，可见两人政治地位已经大大逊色于何承天。而从官职来看，何翼为员外郎，何询为齐太尉中兵参军，相比何承天终官御史中丞，显然何家在官职方面呈代际递降，何逊的叔叔何僴，更是“宦游不达”。由此观之，何氏家族在何逊之前已然有渐颓之征象，而至何逊一辈，世业已沉沦，对此何逊亦有自述：“宗派已孤狭，财产又贫微。”（《仰赠从兄兴宁真南》）从史实来看，何逊本人虽跻身梁代官僚阶层，但终其一生也不过官至威庐陵王记室，因此就政治身份而言，何逊应属于寒素而非士族，其创作亦属于寒素文学体系。
从历史源流方面考察，以进仕方式和世祚权势为衡量标准的“寒素文学”始于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下士族、寒素分流的晋代。西晋时期，左思、陆机、潘岳、潘尼等寒素文学家仍主导文学时风，创作继续沿汉魏抒情写志的路向展开;至东晋，玄风弥漫，寒素文学风尚更受抑制，陶渊明等寒素文学家的创作以潜流的方式与士族文学线索同步发展。而至刘宋时代，寒素文人鲍照以“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书》）自居，且常在诗中抒发自己“人生苦多欢乐少”（《拟行路难》）的抑郁不平之气，虽不为文学主潮，但自成独特诗格，并使慷慨兴寄、吟咏抒发的汉魏古诗传统与抒情精神得到复现。至梁代，虽然士庶之别依然阶等严明，但实际上仍受到社会政权更迭带来的冲击，再加上以武帝为代表的梁代君主对寒素晋身的限制有放宽举措，均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寒素群体的创造力。
与此同时，虽然何逊身为寒素，但从家学渊源来说，何氏家族却堪称“家世传儒雅”。曾祖何承天为南朝宋思想家和文学家，《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集二十卷;同代族人何思澄、何子朗也俱擅文名，何逊与他们并称“东海三何”;何逊从叔何倜亦以才知名。诗礼传家的传统为其成为一名文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氛围，史书载何逊“八岁能赋诗”。自身具备的天赋和文学修养，加之寒素的特定社会身份均为何逊继承和发扬寒素文学传统提供了条件。其一方面传承了寒素文学风格与寒素文人精神，也由于所处南朝士族笼廓权力的社会背景而无不受到士族文学主导下的诗学观念的影响，进而综合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诗歌风貌。
二、寒素身份对何逊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摹习与迎合士族文学风格
南朝门阀社会相对略有松弛，但基本的国家制度仍沿袭东晋而设，士族与寒素界限严明，高门士族通过垄断政治、经济特权掌握国家运转的中枢，他们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喜好对于整个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又由于寒素士族依附于门阀士族主导的九品中正制将文义之能作为重要的仕进之资，故寒士对士族文学习气的效仿也成为必然结果;加之文学时代潮流由士族主导，这一时期寒素文学实未能形成独立的文化权力和自觉的文学意识，何逊亦未能独步。
寒素文人何逊在文学方面的非自觉和非独立首先表现在其对齐梁士族文学风格的摹习和趋近。何逊创作了较多应制诗文和适应宫廷宴饮和游乐的作品，不仅风格上绮靡华艳，且在遣词用语上俨然已经具备梁代中晚期以简文帝文学集团为代表的宫体诗“清辞巧制”“雕琢蔓藻”“伤于轻艳”的特色。如其写有《咏妇诗》《咏照镜诗》《咏舞诗》《闺怨》等刻画宫女舞伎的情态和生活场景的诗歌，多见“朱帘”“玉匣”“宝钗”“蛾眉”等轻艳意象;这些诗歌虽然迎合了时人的娱乐和审美风尚，但是由于其中并无思想蕴藉和真情抒发，故其成就也就止步于丽词秀句层面，显示出富丽精工的雕琢技巧，却难成一流之作。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以永明文学为代表的齐梁士族群体主导下的文学新思潮又对何逊诗歌艺术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永明文学家把声律论用于五言诗创作实践、探幽入微的抒情状物特色均为何逊所接纳和吸收，并成为何诗的突出风格。如在声律方面，由于彼时谢朓、沈约均为权臣，故其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和“音律调韵”。的诗歌声律理想也自然通过政治和文化权力两种方式对何逊产生影响。而从创作来看，何逊的确具有比较明确的调声意识，且具有相当一部分新体诗形制趋于成熟的近体。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指出，“何逊五言四句，声尽人律”，何逊诗作如《慈姥矶》《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等音律精审，《铜雀妓》《与胡兴安夜别》等在对仗和章构方面实已符合五律的要求。此外，永明文学家对山水题材的开拓、以山水风物寄兴与平易自然的美学理想也对何逊离别酬赠、睹物兴感的诗歌创作有直接启迪，如在诗歌构思布局上，何逊山水行役之作前半部分写景、末句言情的方式直接传承自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游敬亭山诗》等诗作的结构而来。此外，在文学思想方面，何逊所具有的“清文穷丽则”（《哭吴兴柳恽诗》）的清新隽永之诗美追求也应受到了“俯仰弄清音”（沈约《夕行闻夜鹤》）、“乘漪弄清曲”（王融《渌水曲》）的士族文人创作特色的启发。由此可见，何逊对士族文学观念多有吸收，其新体诗创作成就也与永明体为代表的南朝齐梁士族诗风有源流上的继承关系。
（二）促使何逊诗歌特质的产生
虽然一方面何逊在诗歌创作规范与美学风格方面与南朝齐梁士族文风紧密相关，这是由政治权力影响下寒素文学对士族审美喜好和生活习惯的趋近与摹习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寒素身份还同时导致了何逊的现实生活际遇、心态思想方面与士族的巨大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何诗的独特风貌。
1.诗歌抒情传统的复归
重新将“情”引入诗歌发展的正途是齐梁文学的共同特点，但士族与寒素对“情”的态度实则有别，也终至产生了不同的诗歌表达效果。南朝永明新体虽也强调抒情，但实际上，齐梁土族除了强调音律协畅和改滞重为平易的技巧形式要素，同时也十分看重诗歌“情”的表现，如沈约提出“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的诗学主张，但由于士族文人世居高位、平流进取，题材也基本不出宫廷苑囿，故其“情”多以“艳情”为尚，并未彻底恢复汉魏诗歌为代表的慷慨咏怀、反映现实人生的抒情传统。但对于何逊来说，寒素文人在等级严明的门阀社会中的附庸地位导致何逊与范云、刘孝绰、沈约等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具有更为坎凛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政治道路，并由此催生何詩更为复杂的思想蕴藉和更浓郁的情感表达，反映在诗歌行文之中，其使文学吟咏性灵、言志抒情的古诗传统复归，因而具有真正切实感人的力量。
何逊官阶低微、任职之地多变，期间又丁母忧，故在各地迁徙频繁，这为何逊能够观察和展现旅途风物和山水景致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人生经历的跌宕也使何逊行旅诗中的景色不是单纯的摹写和复现，而是眼前之物与羁旅之倦、离别之思与身世之感等多种情绪的交织杂糅。如“危桅樯不进，沓浪高难拒”。（《初发新林》）、“涸蚌困鱼目，笼禽触四隅”等萧瑟苦悲之意象表现出的进取无门的“失路亦斯须”（《秋夕叹白发》）之悲，而如“羁旅无俦匹，形影自相亲”“游宦疲年事”“怀抱日湮沦”（《赠族人秣陵兄弟》）则直抒诗人内心的无奈与凄凉。无论是身世不平还是辗转之累，都比纯粹的宴饮赏玩更为复杂深重;而当其被内嵌入诗歌而成为一种情感肌理，则使何逊的诗歌在具有声律和炼字等形式之美的同时，显得对于世事与人性具有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和思想内涵。如其效仿应璩《百一诗》而作《聊作百一体》，“旷日无豆饭，方冬缺缊袍”“逢施同沟壑，值设乃糠糟”表现食不果腹的悲苦境遇和处于官僚机构底层的辛酸，待遇如同家畜，受尽世态炎凉，而《入冬经诸暨县下浙江作》“未能守封殖，何能顾廉耻”句则对自己出仕以来迎合世俗的行为举止与自我道德准则产生的龃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真情实感与世事洞见都使何逊的诗歌具有精妙的艺术技巧同时并不沦为单纯的文字游戏，从而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结合，这也是他得以“惟取神会”“生乎骈俪之时，摆脱填缀之习”。的重要原因。何逊将更加丰富的人生实感、细腻的心灵体验和精妙的艺术技巧结合，从而得以“去艳修真，回归本素”，恢复古诗抒情传统并由此使诗歌的情感蕴藉更为充实，终达“状景必幽，吐情能尽”。之境界。尽管这种咏叹相对于唐诗对兴寄传统和风骨而言仍显得相对单薄且更多未脱齐梁格调，但从诗歌发展的整体进程来说，何逊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将不平之呜融入华靡之体正是初步重新接续汉魏诗歌兴慨寄怀的抒情传统的尝试，亦开启了初唐四杰比兴咏怀以展壮思的文风之先声。
2.自觉接纳民间新声
何逊诗歌的另一个特点，则是诗歌声调婉转、风格清丽、情貌自然，体现出吴声西曲等民歌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这也应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寒素身份有关。
就何逊所处南朝的时代和地域生活背景来看，其接纳的民间文学应主要来自浏亮迤逦的吴声西曲。吴声、西曲是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西晋时已大量进入宫廷燕乐，然而在持雅正观念的士族文人心目中，吴声西曲是间巷俚俗之声和庶民文化的代表，也因此对吴声西曲在上层社会的流行表示激烈反对，如王僧虔从廛里之乐有损于宫廷雅乐的角度指摘吴声西曲，主张革除“人尚谣俗”的时风;颜延之批评出身寒素、深受民歌影响而以男女之情为主要书写题材的汤惠休之文是“委巷中歌谣”，都说明南朝门阀社会背景下民间文学在士大夫文学正统观念中被排斥和鄙薄的地位。
但对于寒素而言，士庶之别反而有助于何逊摆脱士族典正雅颂的诗教律令规范与严明门阀等级意识，更易汲取吴声西曲等民间新声中的创作元素，从而充实自身的文学表达、实现文学创新。实际上，民间文学始终是寒素文学家取法的重要资源，如楚声和巫筮文化是宋玉等楚地寒素文学家诗歌中的神秘幻境营造的重要文化背景与灵感来源，鲍照模仿清商乐府等民间小调的声情韵致创作《吴歌》《幽兰》等，均推动了文学风格与体制的多样化，同时体现出民问文学对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 何逊诗歌对吴声西曲的借鉴首先表现在对民歌回环复沓艺术形式的模仿，如《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管声已流悦，玄声复凄切”等句，《采菽堂古诗选》指出该诗“其声调则《西州》之遗”，言此诗在情脉与风格上似承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而出，不避重复而声情自然，从而使文人赠别诗亦具民歌摇曳婉转、不尽缠绵的特点。其次，何逊对吴声西曲的词汇多有吸收，尤其以艳冶游赏、酬唱应和的类型为多，花月美人、罗帐窗牖的意象与吴声西曲纤秾柔丽的状物摹情多有相仿之处。如《苑中见美人》“罗袖风中卷，玉钗林下耀”与吴声歌曲《子夜四时歌·春歌》“罗裳迮红袖，玉钗明月珰”。在结句和措辞方面极为相近;又如《临行与故游夜别》“复如东注水，何有西归日”。与西曲歌《青骢白马》“问君可怜下都去，何得见君复西归”。皆用逝水东流比喻游子离乡、故人难逢的愁苦。上例均可反映出何逊对吴声西曲中语汇的灵活化用，但吴声西曲仅限于男女之情的表达，但何逊却将离别酬赠的对象范围更扩展至知己挚友，从而不局限在情爱的狭小天地内，扩充了诗歌的情感容量。
此外，叠词和连绵词也是吴声西曲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体现出民间诗歌与音乐结合的特点。如何逊《落日前墟望赠范广州云》“遥遥长路远”对吴声歌曲《欢闻歌》“遥遥天无柱”、何逊《无题》“团团日隐洲”对西曲歌《西乌夜飞》“日从东方出，团团鸡子黄”。的叠词化用，相比雕琢精炼的辞藻显得更为质朴天成，富有民间“丝竹发歌声”。歌咏配乐演唱的原始色彩;此外，何诗中使用的丰富连绵词如“徘徊”（《送韦司马别》“徘徊落日晚”）、“逶迤”（《寄江州褚咨议》“共坐逶迤阁”）。也在吴声西曲中频繁出现（如《长史变歌》中“徘徊戎马问”、《欢好曲》中“逶迤总角年”等）。叠词和连绵词富有声韵节奏的特殊效果，能够使诗歌更具音乐性，在风格上更加婉丽绵柔，亦为诗歌的流畅叙情和吟咏抒发创造条件。何诗通过构章结句、词汇声效等方面对吴声西曲为代表的民间文学资源的汲取与借鉴，使其作品更加明转天然、收放自如，既符合齐梁时期新声兴起的需要，更使文字富有“慷慨吐清音”。的楚楚情韵，同时也促进了吴声西曲进入文人创作系统的雅化历程。
3.今古兼备的体制
齐梁时期已经形成对今古之体的分辨，即视汉魏晋宋的五言诗为古体，而讲究声律、对仗等诗歌艺术技巧的五言诗为近体。而这种古今体的分流正以沈约、谢朓等士族文人倡导的永明新体写作为标志，何逊于此时风之中，也自觉运用新体诗的创作规范技巧，将其与作品中的生命感发与抒情咏叹相融合，从而在清浊通流、音韵和谐的同时，亦有婉转抒畅的情感意脉贯通。如《下方山》为五行十句，体制较古体有所紧缩，更趋近四行八句的五言近體;前三联“寒鸟树问响，落星川际浮”“繁霜白晓岸，苦雾黑晨流”“鳞鳞逆去水，弥弥急还舟”均是较为工稳的偶对，显示出诗歌精思结撰的工巧艺术，本似单纯体物状景之语，但由于此诗的确出自何逊思乡念亲、倦游失意愁苦之情的真切感受，且以最后两联“望乡行复立，瞻途近更修”“谁能百里地，萦绕千端愁”。娓娓道来，新体沉思翰藻的技巧因有坚实深密的人生体验和情感真实作为支撑而显得并不流于形式，故能够实现情与辞的同一。
何逊除了使用时兴的新体诗叙心曲以外，更偏于采用古诗题材进行诗歌创作和传达心绪，多有拟古之作，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复归汉魏古体的艺术选择。从寒素文学传统来看，这种有意不取文学发展新风的观念往往是寒素文学家在对仕进之途感到无望和遭遇现实打击后的普遍倾向。如左思个人奋斗的路径受阻后写下《咏史诗》，有意识地摆脱时俗的太康、元康俳偶、雕藻的诗体，向汉魏诗歌结体散直的风格靠拢;陆机《拟古诗十二首》、陶渊明的《拟古诗九首》等亦皆有意仿效《古诗十九首》等汉魏比兴言志传统的作品;至南朝，鲍照则同样多有拟古之作，且诗中挥洒凌厉激越之愤，显然也是与刘宋时期典重密丽的诗风背道驰行。这一方面或是作家在意志受挫后的刻意叛逆之举，另一方面也应由于汉魏古诗相比玄言和元嘉之体更适应直抒情感的需要而能够负载失意诗人复杂而充溢的情感，上述寒素文学家偏于采用复古体裁亦有表情畅达、咏叹无碍方面的考量。
何逊同样通过拟古的方式对魏晋至刘宋诗歌的题材和表现技巧等形式和内容因素加以继承与吸收。如他的拟作《蒲阪行》《南郡歌》《邯郸歌》《左翊歌》《京兆歌》《李夫人及贵人歌》《中山王孺子妾歌》《临江王节士歌》采用《汉书·艺文志》中的歌诗名目;在内容方面，《学古三首》写“长安美少年”，与曹植《白马篇》《名都篇》等写游侠少年孔武有力、立功建业的意境类属;《学古赠丘永嘉征还》则取法乐府诗《结客少年场行》，赞美轻生重义、慷慨报国的品格;此外，何逊《拟轻薄篇》《拟青青河畔草转韵体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聊作百一体》等均说明其在摹习和取法汉魏古诗传统方面曾进行自觉探索。
实际上，何逊之拟古固然有美学和诗艺方面的考量，但其关注的重心实则是以古诗的直言通透调和晋宋以来诗歌发展过程中为繁复密丽的言辞所隐蔽的真实情感，据《梁书》载：“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此处“清”与“今”均指齐梁新体倡导审音辨声、协调声律而风格清丽的风格;而“浊”与“古”则指古体的不尚声律的质朴之貌。此处范云所言正是指出了何逊兼擅齐梁声律谐婉之体与晋宋以上不讲声律的古体两种诗歌体制的特质。何逊既能通过融身世际遇的实感真情于协律偶对的近体，又能以工细巧构入以悲歌慷慨的汉魏古体，从而实现了对今古两体带有何逊个人寒素特质的改造，进而达到审音辨声、雕琢炼词的诗歌技巧与真实情感的结合。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何逊在形式、内容和思想等多方面契合并发展了寒素文学书写传统，并以其诗歌创作实践促进且代表着寒素文学在齐梁的新成就;其对士族文学和民间新声的接受、对寒素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以及今古兼备的诗歌体制运用，使其诗歌创作声律和谐、结篇精巧而又不失灵动情韵，故诗歌成就高于齐梁文学普遍流于艳薄的文风。但毋庸置疑的是，正如王瑶先生所指出的，门阀士族时代的寒士为“华贵之胄的附庸”，他们只能追随而不能创造新潮流，何逊诗歌创作虽有实绩，但又无法脱离士族文学的文风影响与诗学观念主导，这也是南朝寒素文学的整体局限与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