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能诗能文、能书能画,是一个书生气很浓的皇帝,就像他曾经自诩的是一个“书生”。然而,乾隆毕竟不是一个书生,在特定的政治氛围里,长久的文化熏陶所养成的书生气,早已经成了他政治意识和驭臣手段的外化。
　　有时候,乾隆的书生气就像温婉的少女,似嗔未嗔地撩拨你的情思,让你近了不是,远了不舍。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四月,云贵总督硕色进京给乾隆请安,连续几次受到乾隆的热情接见,把硕色感动得五体投地。回去后,硕色立马儿上了一道奏折,用很肉麻的词汇把乾隆一顿忽悠。在赞美朝政的治理时,有一句话他这样说道:“此臣自有生以来从未见之盛治也。”乾隆看完后,批道:此语不当。汝非明朝人也。
　　硕色乞宠的心情,乾隆心知肚明,但硕色忽悠人的水平也实在是太差了。试想想,说乾隆的时代是他有生以来所见到的前所未有的盛世,是依据什么做的比较呢?如果说是和雍正朝、康熙朝比,他这样的措词,固然是在抬举乾隆,但同时不也是在埋汰乾隆的父亲和爷爷吗?但对此乾隆又不能发火,只好以不置可否的语气奚落他:你就瞎忽悠吧,你硕色要是明朝人,将现在与明朝比或许还有说服力,可你不是,你这是弄巧成拙。显然,对唱赞歌的硕色,乾隆并不是不满于他的忽悠,而是不满于他的瞎忽悠,但硕色毕竟没有恶意,所以乾隆的批语只是点到为止,给人的感觉半推半就。
　　有时候,乾隆的书生气又像纯真的孩童,说好好得不得了,说急翻脸不认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湖广总督定长给乾隆上了一道谢恩的奏折。在奏折里定长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自己身为满洲人,理应为清廷鞠躬尽瘁;另一个意思说自己之所以能当上总督,多亏皇上的栽培,所以不敢“自图安逸”。没想到,乾隆看完奏折后,批道:汝诸事不认真,恐此亦不过随分了事而已。言谢岂不睹颜?
　　这道御批最有意思也最见乾隆脸色的是最后一句:你定长说谢我,够格吗?你也不照照镜子!乾隆的这个语气,实在出人意料,起码出乎定长的意料,怨不得看完乾隆的这道御批后不久,定长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了任上。原来,这个定长事业心不强,能力也有限,升任湖广总督后,老倚仗自己和乾隆的老感情,工作马大哈,政务处理一直不力,多次被议免职,因为乾隆的偏爱才得以继续留任。正因为此,对于恨铁不成钢的乾隆来说,定长越感谢他,他越觉得脸上无光,气得连谢恩的话也都懒得听了。
　　有时候,乾隆的书生气则像忽发善心的施主,舍的是零币还是大钞,你永远也猜不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乾隆调兵开始第二次平定金川的战役。仗打到乾隆三十九年的七月,定西将军阿桂已逼近金川的重要据点逊克尔宗,形势对清军极为有利,而此时后方的军需物资如不能及时供应,就可能会贻误战机。时任四川总督的文绶上奏乾隆,汇报物资供应情况,他在奏折里说,因为负责米粮的官员工作不力,已经将其“枷号示众”,因此,“人人悚惕,奋力催赶”军粮物资。乾隆看完后,批道:若早将汝枷号示众,亦无此事矣。不知耻,奈何?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是后勤保障的重要,文绶不可能不懂这个理儿,但最初筹措军粮时,文绶领导不力、组织无方、行动迟缓,在乾隆的责问下,他竟然以处罚底下的办事人员为搪塞,“弃卒保车”,推卸责任,如此的伎俩焉能骗过乾隆?好在文绶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没有影响到战事,所以,乾隆的批语看似严厉,却是刚中带柔:暂且放你这一马吧,就你文绶这德行,收拾你也没多大意思。
　　有时候,乾隆的书生气更像不苟言笑的美人,秋波突然向你一转,惊也好喜也罢,保你三天睡不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荆江水势暴涨,面临决堤的危险。湖广总督毕沅向乾隆汇报防汛情况,在奏折里他竟然若无其事、举重若轻地说道:据下面的人“禀称”,水势已经化险为夷、均臻平稳,但为了以防万一,自己仍然“切嘱”道府官员慎益加慎,实力巡护。乾隆看完后,批道:汝不应亲往防伏汛乎?谁夺汝聪明至此?大奇。
　　客观地说,作为总督,处理日常性工作,听听汇报、提点要求还能说得过去,但此时是防汛的警戒期,毕沅仍然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这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防汛、治河、治水等,凡是与水沾边的,乾隆都高度重视,要求一把手必须深入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现场办公、实地指挥,而不是遥控。但耐人寻味的是,对违背这一要求的毕沅,乾隆的批评俨然蜻蜓点水,只是嘲讽了一下,显得“软绵绵”。乾隆到底啥意思呢?毕沅捉磨不透,想必睡梦里他都在琢磨这个谜。其实,乾隆之所以没收拾毕沅,原因很简单:荆江毕竟没有出现险情,一好遮百丑。更重要的是,老这么动真格的,谁还给他玩儿命?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