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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社会环境愈发严峻的当下，中国成为全球化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在刻板偏见、虚假信息和极化言论频现的国际舆论场中，中国需要与自身承担的国际责任相匹配的话语权，以实现全球范围内中国声音的有效表达和中国形象的真实呈现。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媒体融合将从内核基础维度、本体形态维度和价值追求维度，有序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
【关 键 词】媒体融合;国际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数字信息技术的赋能下，信息传播得以突破时空界限，真正实现了信息的无远弗届，并引发了全球传媒生态和国际舆论环境的变革。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持续走低，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思潮在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带动下涌现、蔓延，国际社会环境愈发严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席卷而来的技术浪潮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多元碰撞形成了时代性耦合，造就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传播大环境。①对于正在积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来说，国际传播实践的有效开展不仅是拓展国家发展空间、赢得国际认同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处于全球传播秩序制高点的西方发达国家仍在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不断放大其话语优势，强权政治色彩在国际传播中日益凸显。在充斥着刻板偏见、虚假信息和极化言论的国际舆论场中，有效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权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基于对传媒环境、舆论生态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明确指出，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他同时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①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努力打造全媒体对外传播格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②。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媒体融合和国际传播相互补充、相互建构，形成了有机整体。一个以媒体融合为驱动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正在形成。
一、面临挑战：国际传播实践现状分析
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实践行为，以外交活动、民间往来为起点的跨国信息流动属于广义上的国际传播范畴。在大众媒介和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对国家的界定尚未明确，跨国信息流动量也较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活动始于1835年哈瓦斯社成立，并随着传播技术、交通運输工具的迭代升级而快速发展。③可以说，国际传播活动的最基本事实是跨国信息流动，而民族国家的边界是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维度是把握国际传播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时至今日，作为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碰撞的场域，国际传播被视作一个国际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精神文化走出国门并产生影响的重要手段。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必然要求争取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仍然面临种种挑战。究其根源，这一局面形成于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建构下。
从历史层面来看，伴随着西方国家在“丛林法则”下开展的早期殖民扩张活动，全球传播秩序在这些国家不断攫取资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构起的全球传播格局下，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成为全球信息流动的中心，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弘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冲击着其他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西方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资源优势占据了全球信息流动的高位并主导着国际舆论，而那些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殖民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沦为他者、失语者。④
面对缺乏公正性、发展不均衡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塑造一个平等、均衡、自由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体系成为一些民族国家政府、西方批判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努力的方向。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全球传播改革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高峰。作为改革运动的核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尝试推动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并发布了麦克布莱德报告作为其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了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自主传播能力、增强内容多样性等建议。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3年进一步制订了“1985～1989年建立 NWICO 的中期计划”，对全球传播秩序的重塑是其愿景。然而，全球传播秩序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延伸，因此必然会被全球政治经济脉络的变化所左右。正如这场运动的亲身经历者、芬兰学者诺顿斯登所指出的，这场运动幕后是国际政治力量的动态演变和激烈角逐，并直接影响了整个运动的起伏和走向。①在美国的介入和反对下，在世界范围获得广泛响应的NWICO运动并未能产生实质性的成果，而是更多停留在政策和理论讨论层面，国际传播“西强我弱”的失衡格局始终未能实现根本性改变。
从现实层面来看，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人们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接触符合自身审美价值和文化传统的内容。由于国际传播自身形态的特殊性，以及所针对的传播对象在地域归属、国家身份等方面的异质性，施拉姆所描绘的那种“共享符号空间”的国际传播理想图景基本上很难实现。②每一种文化主体在跨文化交流中或多或少都会试图基于自身文化价值去看待、评价他者，国际传播作为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是如此。如果国际传播实践只关注突出、传递自身文化理念，缺乏对于其他国家、文化的充分尊重和理解（即所谓“他者智慧”），忽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就不能在尊重、承认文化相异性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对于自我的理解。③可见，缺乏跨文化语境考量的国际传播实践，由于无法准确把握目标群体的社会关联、群体关系和文化传统，自然无法在国际关系格局日益复杂的当下有效引发他国民众的共鸣，也无法突破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等传统观念的桎梏，建立一个全球社会共享的意义网络，从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处境，甚至遭遇排斥和抵制。
二、媒体融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进路
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和人类文明多元化已成大趋势的同时，单边主义思潮、西方霸权思维也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严重阻碍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在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建构下，在西方中心主义横行、信息流动失衡的国际舆论场内，中国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常态化国际交流活动带来消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压力。因此，对既有的国际传播体系进行优化和升级，应当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推进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关键课题。 尽管全球范围内不同主体之间的国际传播实践活动在内容表现、形式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但通常都涵盖三个核心维度，即内核基础维度、本体形态维度和价值追求维度（如图1所示）。①
图1 国际传播实践维度关系示意图
内核基础维度指涉的是包括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不同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行为，它不仅是价值观念的外化呈现和承载对象，更是国际传播工作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国际传播想要行之有效，关键在于发掘中国历史上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具有积极正向意义和持久影响力的社会行为，即“中国故事”。从本质上来看，无论在何种技术环境、时代背景下，价值观念都能够实现最为深远、持久的传播效果，而能够有效传达蕴含着大同理想等价值观念的“中国故事”通常建立在相应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之上。国家、社会治理得好，中国故事就能够更好地被讲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国家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能力的集中凝练，治理体系的完善能够引发人们对于该主体在制度理想即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和肯定。《汉书》中“壹切治理，威名远闻”即是此意。对于国际传播工作而言，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建构“中国故事”的基石。
本体形态维度主要包括国际传播工作的手段、渠道和形式，这也是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关键维度。在传统媒体时代，从事国际传播的主体是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随着全球传媒生态和舆论格局的巨大变化，中国既有的国际传播实践模式也亟待转型升级以适应时代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①一方面，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在传播手段、方式和渠道上创新，积极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各种新媒体形态、话语方式来丰富国际话语表达。另一方面，应该重视以用户为中心，在话语视角上进行转变，寻求能够温暖人心、情感真挚的表达方式，以引发人们共鸣。
价值追求维度主要指传播主体想要传达的价值观，这也是国际传播的核心维度，有着最为深远和持久的效果和影响。在国际舆论场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较量。对于中国而言，国际传播的最终目标是突破西方长久以来在国际舆论场构建的藩篱，将蕴含着和平、发展、合作理念，超越传统种族、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界限的价值观念传递给世界。②
数字技术的迅速更迭和交融汇聚正将人类带入万物互联的智慧全媒体时代。正如麦克卢汉所提示的，信息技术建构的全新媒介环境会对信息传播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③作为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经由媒体深度融合而建成的全媒体在重构媒介环境的同時，也从内核基础、本体形态和价值追求三个维度对国际传播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助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三、媒体融合驱动背景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三重维度
（一）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夯实国际传播实践的内核基础
当下，狭义地将媒体融合解读为资本、技术驱使下的行业结构调整，抑或是主流媒体面对复杂舆情挑战的被动改革，都无法全面理解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的意图。若从更加宏观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去理解媒体融合便会发现，作为全球浪潮的媒体融合在中国呈现丰富的本土化特征，并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等联系密切。在数字化、信息化的触角已然渗透进人们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国家正在通过一种总体性的技术规划，将传播力量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之内，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①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21世纪前20年，数字化、信息化浪潮使得信息的开放性、多样性和交互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赋予了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高度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自由会对既定规则的遵守和国家意志的贯彻产生一定干扰与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信息的自由流动也为一个国家的各个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相向而行创造了条件，国家治理民主化也由此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当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心已经开始从单一追求政府高质量、高绩效转向社会整体治理。②在转型过程中，权衡公民与政府在治理中的关系始终是一项难题。如何在确保政府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切实推动社会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实现一种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的和谐关系，已经成为能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③
媒体本身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实际上，媒体融合正通过打通传播脉络、完善赋权平台的方式，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探索进程。作为舆论工作前沿阵地的媒体必须因时而动去适应全新的时代背景。通过媒体融合，一个上下通畅的舆论场同心圆得以形成，主流声音能够借助纵横打通的传播脉络到达任何一个角落，真正实现入脑入心。同时，国家治理实践能够引入信息的高度通达和实时反馈机制，治理的协同化、高效化、透明化得以实现。面对全新的历史起点，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媒体融合将通过不断夯实国际传播实践的内核基础，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顺应传播生态发展趋势，拓展国际传播实践的本体形态
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渗透改造了旧有的媒体图景。互联网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移动终端成为当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社交媒体则成为舆论交汇、人际交往的重要场域，智慧全媒体成为未来传媒生态的发展趋向。在此背景下，传播主体多元、话语视角转换、时空界限消弭等数字时代的特征进一步被强化;同时，技术的迅速迭代还进一步引发了信息接触模式变动、传播场景转化等现象。如果说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对国际传播实践内核基础维度的推动作用是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那么对涵盖传播形式、形态、主体构成等方面的本体形态维度的效果提升则是立竿见影的。在某种意义上，媒体的深度融合已然凸显于时下的国际传播中，并对国际传播方式的优化创新和国际传播主体的丰富多元产生着积极、广泛的影响。
首先，过去的国际传播实践囿于技术条件限制以及自身跨区域、远距离的特性，在传播过程中，转述的内容往往是片面、抽象的。媒体融合实践极大地改善了这一情况，并在重新构建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深度渗透进国际传播的生产、流通、分配诸环节。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对于传播形态的既有想象不断被革新，仅仅诉诸单一感官的传播形态无法满足全媒体时代用户的需求。经由媒体融合打造的全媒体平台能够在突破时空局限进行全天候传播的同时，将视频、音频、文字等不同媒介手段汇聚叠加，以一种更具表现力的形态满足用户的视听感官。更重要的是，时下的用户在信息技术的赋能下获得了信息接收的高度自主权，全新的时代特点要求精准化、差异化的传播内容。以技术为基因的媒体融合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促进了云计算、大数据、算法等信息技术的迭代和完善，基于对不同用户习惯、需求等数据的研判和分析，传播内容、用户场景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精准匹配成为可能，进而超越了传统国际传播“自说自话”的传播方式，真正实现了“陈情”与“说理”相结合。 其次，媒体融合的进程增加了媒介系统的开放性。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主体集中于专业的外宣机构，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强势地位，始终未能达到理想、预期的效果。基于这种反差，引入一种全新的思路势在必行，即实现国家传播主体由单一的官方传播向多元参与的全民传播转变。①宏观如国家、中观如社会、微观如个人的各种主体都被纳入国际传播活动中，参与国际传播的主体日益丰富多元，外宣媒体、境外的学者、普通外国公众、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团体等都涵盖在内。尽管这些传播主体的内容生产专业性相对较弱，但相较于宏大的国家话语和官方叙事，那些贴近传播对象生活的日常内容往往更加鲜活、真实，经由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进行的传播活动也更加有效。未来，随着技术赋权的持续深入，民间力量、地方力量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国家传播实践中，并通过更具温度和情感的日常互动，消解一直以来困扰着国际传播实践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民心相通”。
（三）重塑话语权力实现空间，指引国际传播实践坚守价值追求
人类文明的演进对旧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世界发展理念提出了挑战。着眼于全人类生存发展，基于开放式的对话沟通进行平等交流合作，在尊重、理解彼此文化信仰、历史传统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迫在眉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当代中国世界观和国际权力观的凝练，是蕴含华夏智慧结晶的“中国方案”。作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和新世界主义的思想交汇点上，并形成了传受双方共同体验或经历的联结。不仅能够超越单个民族、国家的视野局限转向聚焦全球福祉，而且在概念内涵上存在巨大的延展性，更是具有能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口号付诸实现的潜力。①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政治倡议和哲学命题，更是国际传播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和终极价值追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离不开通过国际传播话语叙事的设计，拉近与普通公众的距离，从而获得全世界各国民众的理解和认可。百余年以來，西方发达国家在硬实力的支撑下已然构建起了以西方叙事理念为主体的全球传播秩序，占据着全球信息流动的制高点。因此，如何打破旧有传播秩序、寻求话语权力的实现空间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否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的关键。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信息的开放、融通，在某种程度上解构并冲击了国际社会现存的权力布局和传播格局。世界政治经济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机遇，媒体融合则为其实现提供了可能。在媒体融合驱动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下，能够通过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内核基础维度解决国际传播“说什么”的问题。与之相对应，媒体融合也有助于在顺应传媒生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本体形态维度解决“如何说”的问题。未来，随着媒体融合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建成的智慧全媒体，将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在价值追求维度指引国际传播，推动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结 语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技术浪潮与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大转型交织在一起，推动社会发展步入又一个历史性的拐点。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如何踏准节奏、锐意变革，推进媒体融合迈向纵深，从而有效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正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加速演进，以信息融通、开放为特征的万物互联、智慧传播时代即将到来，给国际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迫切需要建构一个能够适应复杂国际舆论环境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从本质上说，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以主流价值导向完善算法逻辑，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媒体融合探索的核心逻辑，也是国际传播实践的长远目标。
（责任编辑：王润珏）
【关 键 词】媒体融合;国际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数字信息技术的赋能下，信息传播得以突破时空界限，真正实现了信息的无远弗届，并引发了全球传媒生态和国际舆论环境的变革。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持续走低，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思潮在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带动下涌现、蔓延，国际社会环境愈发严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席卷而来的技术浪潮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多元碰撞形成了时代性耦合，造就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传播大环境。①对于正在积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来说，国际传播实践的有效开展不仅是拓展国家发展空间、赢得国际认同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处于全球传播秩序制高点的西方发达国家仍在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不断放大其话语优势，强权政治色彩在国际传播中日益凸显。在充斥着刻板偏见、虚假信息和极化言论的国际舆论场中，有效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权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基于对传媒环境、舆论生态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明确指出，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他同时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①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努力打造全媒体对外传播格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②。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媒体融合和国际传播相互补充、相互建构，形成了有机整体。一个以媒体融合为驱动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正在形成。
一、面临挑战：国际传播实践现状分析
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实践行为，以外交活动、民间往来为起点的跨国信息流动属于广义上的国际传播范畴。在大众媒介和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对国家的界定尚未明确，跨国信息流动量也较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活动始于1835年哈瓦斯社成立，并随着传播技术、交通運输工具的迭代升级而快速发展。③可以说，国际传播活动的最基本事实是跨国信息流动，而民族国家的边界是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维度是把握国际传播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时至今日，作为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碰撞的场域，国际传播被视作一个国际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精神文化走出国门并产生影响的重要手段。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必然要求争取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仍然面临种种挑战。究其根源，这一局面形成于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建构下。
从历史层面来看，伴随着西方国家在“丛林法则”下开展的早期殖民扩张活动，全球传播秩序在这些国家不断攫取资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构起的全球传播格局下，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成为全球信息流动的中心，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弘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冲击着其他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西方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资源优势占据了全球信息流动的高位并主导着国际舆论，而那些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殖民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沦为他者、失语者。④
面对缺乏公正性、发展不均衡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塑造一个平等、均衡、自由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体系成为一些民族国家政府、西方批判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努力的方向。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全球传播改革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高峰。作为改革运动的核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尝试推动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并发布了麦克布莱德报告作为其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了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自主传播能力、增强内容多样性等建议。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3年进一步制订了“1985～1989年建立 NWICO 的中期计划”，对全球传播秩序的重塑是其愿景。然而，全球传播秩序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延伸，因此必然会被全球政治经济脉络的变化所左右。正如这场运动的亲身经历者、芬兰学者诺顿斯登所指出的，这场运动幕后是国际政治力量的动态演变和激烈角逐，并直接影响了整个运动的起伏和走向。①在美国的介入和反对下，在世界范围获得广泛响应的NWICO运动并未能产生实质性的成果，而是更多停留在政策和理论讨论层面，国际传播“西强我弱”的失衡格局始终未能实现根本性改变。
从现实层面来看，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人们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接触符合自身审美价值和文化传统的内容。由于国际传播自身形态的特殊性，以及所针对的传播对象在地域归属、国家身份等方面的异质性，施拉姆所描绘的那种“共享符号空间”的国际传播理想图景基本上很难实现。②每一种文化主体在跨文化交流中或多或少都会试图基于自身文化价值去看待、评价他者，国际传播作为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是如此。如果国际传播实践只关注突出、传递自身文化理念，缺乏对于其他国家、文化的充分尊重和理解（即所谓“他者智慧”），忽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就不能在尊重、承认文化相异性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对于自我的理解。③可见，缺乏跨文化语境考量的国际传播实践，由于无法准确把握目标群体的社会关联、群体关系和文化传统，自然无法在国际关系格局日益复杂的当下有效引发他国民众的共鸣，也无法突破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等传统观念的桎梏，建立一个全球社会共享的意义网络，从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处境，甚至遭遇排斥和抵制。
二、媒体融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进路
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和人类文明多元化已成大趋势的同时，单边主义思潮、西方霸权思维也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严重阻碍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在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建构下，在西方中心主义横行、信息流动失衡的国际舆论场内，中国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常态化国际交流活动带来消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压力。因此，对既有的国际传播体系进行优化和升级，应当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推进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关键课题。 尽管全球范围内不同主体之间的国际传播实践活动在内容表现、形式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但通常都涵盖三个核心维度，即内核基础维度、本体形态维度和价值追求维度（如图1所示）。①
图1 国际传播实践维度关系示意图
内核基础维度指涉的是包括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不同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行为，它不仅是价值观念的外化呈现和承载对象，更是国际传播工作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国际传播想要行之有效，关键在于发掘中国历史上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具有积极正向意义和持久影响力的社会行为，即“中国故事”。从本质上来看，无论在何种技术环境、时代背景下，价值观念都能够实现最为深远、持久的传播效果，而能够有效传达蕴含着大同理想等价值观念的“中国故事”通常建立在相应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之上。国家、社会治理得好，中国故事就能够更好地被讲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国家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能力的集中凝练，治理体系的完善能够引发人们对于该主体在制度理想即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和肯定。《汉书》中“壹切治理，威名远闻”即是此意。对于国际传播工作而言，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建构“中国故事”的基石。
本体形态维度主要包括国际传播工作的手段、渠道和形式，这也是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关键维度。在传统媒体时代，从事国际传播的主体是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随着全球传媒生态和舆论格局的巨大变化，中国既有的国际传播实践模式也亟待转型升级以适应时代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①一方面，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在传播手段、方式和渠道上创新，积极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各种新媒体形态、话语方式来丰富国际话语表达。另一方面，应该重视以用户为中心，在话语视角上进行转变，寻求能够温暖人心、情感真挚的表达方式，以引发人们共鸣。
价值追求维度主要指传播主体想要传达的价值观，这也是国际传播的核心维度，有着最为深远和持久的效果和影响。在国际舆论场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较量。对于中国而言，国际传播的最终目标是突破西方长久以来在国际舆论场构建的藩篱，将蕴含着和平、发展、合作理念，超越传统种族、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界限的价值观念传递给世界。②
数字技术的迅速更迭和交融汇聚正将人类带入万物互联的智慧全媒体时代。正如麦克卢汉所提示的，信息技术建构的全新媒介环境会对信息传播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③作为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经由媒体深度融合而建成的全媒体在重构媒介环境的同時，也从内核基础、本体形态和价值追求三个维度对国际传播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助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三、媒体融合驱动背景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三重维度
（一）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夯实国际传播实践的内核基础
当下，狭义地将媒体融合解读为资本、技术驱使下的行业结构调整，抑或是主流媒体面对复杂舆情挑战的被动改革，都无法全面理解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的意图。若从更加宏观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去理解媒体融合便会发现，作为全球浪潮的媒体融合在中国呈现丰富的本土化特征，并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等联系密切。在数字化、信息化的触角已然渗透进人们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国家正在通过一种总体性的技术规划，将传播力量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之内，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①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21世纪前20年，数字化、信息化浪潮使得信息的开放性、多样性和交互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赋予了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高度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自由会对既定规则的遵守和国家意志的贯彻产生一定干扰与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信息的自由流动也为一个国家的各个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相向而行创造了条件，国家治理民主化也由此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当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心已经开始从单一追求政府高质量、高绩效转向社会整体治理。②在转型过程中，权衡公民与政府在治理中的关系始终是一项难题。如何在确保政府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切实推动社会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实现一种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的和谐关系，已经成为能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③
媒体本身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实际上，媒体融合正通过打通传播脉络、完善赋权平台的方式，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探索进程。作为舆论工作前沿阵地的媒体必须因时而动去适应全新的时代背景。通过媒体融合，一个上下通畅的舆论场同心圆得以形成，主流声音能够借助纵横打通的传播脉络到达任何一个角落，真正实现入脑入心。同时，国家治理实践能够引入信息的高度通达和实时反馈机制，治理的协同化、高效化、透明化得以实现。面对全新的历史起点，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媒体融合将通过不断夯实国际传播实践的内核基础，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顺应传播生态发展趋势，拓展国际传播实践的本体形态
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渗透改造了旧有的媒体图景。互联网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移动终端成为当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社交媒体则成为舆论交汇、人际交往的重要场域，智慧全媒体成为未来传媒生态的发展趋向。在此背景下，传播主体多元、话语视角转换、时空界限消弭等数字时代的特征进一步被强化;同时，技术的迅速迭代还进一步引发了信息接触模式变动、传播场景转化等现象。如果说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对国际传播实践内核基础维度的推动作用是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那么对涵盖传播形式、形态、主体构成等方面的本体形态维度的效果提升则是立竿见影的。在某种意义上，媒体的深度融合已然凸显于时下的国际传播中，并对国际传播方式的优化创新和国际传播主体的丰富多元产生着积极、广泛的影响。
首先，过去的国际传播实践囿于技术条件限制以及自身跨区域、远距离的特性，在传播过程中，转述的内容往往是片面、抽象的。媒体融合实践极大地改善了这一情况，并在重新构建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深度渗透进国际传播的生产、流通、分配诸环节。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对于传播形态的既有想象不断被革新，仅仅诉诸单一感官的传播形态无法满足全媒体时代用户的需求。经由媒体融合打造的全媒体平台能够在突破时空局限进行全天候传播的同时，将视频、音频、文字等不同媒介手段汇聚叠加，以一种更具表现力的形态满足用户的视听感官。更重要的是，时下的用户在信息技术的赋能下获得了信息接收的高度自主权，全新的时代特点要求精准化、差异化的传播内容。以技术为基因的媒体融合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促进了云计算、大数据、算法等信息技术的迭代和完善，基于对不同用户习惯、需求等数据的研判和分析，传播内容、用户场景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精准匹配成为可能，进而超越了传统国际传播“自说自话”的传播方式，真正实现了“陈情”与“说理”相结合。 其次，媒体融合的进程增加了媒介系统的开放性。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主体集中于专业的外宣机构，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强势地位，始终未能达到理想、预期的效果。基于这种反差，引入一种全新的思路势在必行，即实现国家传播主体由单一的官方传播向多元参与的全民传播转变。①宏观如国家、中观如社会、微观如个人的各种主体都被纳入国际传播活动中，参与国际传播的主体日益丰富多元，外宣媒体、境外的学者、普通外国公众、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团体等都涵盖在内。尽管这些传播主体的内容生产专业性相对较弱，但相较于宏大的国家话语和官方叙事，那些贴近传播对象生活的日常内容往往更加鲜活、真实，经由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进行的传播活动也更加有效。未来，随着技术赋权的持续深入，民间力量、地方力量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国家传播实践中，并通过更具温度和情感的日常互动，消解一直以来困扰着国际传播实践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民心相通”。
（三）重塑话语权力实现空间，指引国际传播实践坚守价值追求
人类文明的演进对旧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世界发展理念提出了挑战。着眼于全人类生存发展，基于开放式的对话沟通进行平等交流合作，在尊重、理解彼此文化信仰、历史传统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迫在眉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当代中国世界观和国际权力观的凝练，是蕴含华夏智慧结晶的“中国方案”。作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和新世界主义的思想交汇点上，并形成了传受双方共同体验或经历的联结。不仅能够超越单个民族、国家的视野局限转向聚焦全球福祉，而且在概念内涵上存在巨大的延展性，更是具有能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口号付诸实现的潜力。①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政治倡议和哲学命题，更是国际传播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和终极价值追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离不开通过国际传播话语叙事的设计，拉近与普通公众的距离，从而获得全世界各国民众的理解和认可。百余年以來，西方发达国家在硬实力的支撑下已然构建起了以西方叙事理念为主体的全球传播秩序，占据着全球信息流动的制高点。因此，如何打破旧有传播秩序、寻求话语权力的实现空间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否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的关键。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信息的开放、融通，在某种程度上解构并冲击了国际社会现存的权力布局和传播格局。世界政治经济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机遇，媒体融合则为其实现提供了可能。在媒体融合驱动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下，能够通过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内核基础维度解决国际传播“说什么”的问题。与之相对应，媒体融合也有助于在顺应传媒生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本体形态维度解决“如何说”的问题。未来，随着媒体融合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建成的智慧全媒体，将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在价值追求维度指引国际传播，推动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结 语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技术浪潮与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大转型交织在一起，推动社会发展步入又一个历史性的拐点。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如何踏准节奏、锐意变革，推进媒体融合迈向纵深，从而有效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正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加速演进，以信息融通、开放为特征的万物互联、智慧传播时代即将到来，给国际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迫切需要建构一个能够适应复杂国际舆论环境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从本质上说，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以主流价值导向完善算法逻辑，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媒体融合探索的核心逻辑，也是国际传播实践的长远目标。
（责任编辑：王润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