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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到“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口号的变化暗示了天津的“金融情结”正由激情走向理性
从四年前重燃“北方金融中心”的梦想，到现在放弃这个口号，转而开始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天津正变得越来越务实。
20世纪初，天津是名副其实的北方金融中心，因此天津人内心中有个无法抹去的金融情结。“金融市长”戴相龙到任后，舆论把这个金融梦一时抬到了很高的地位。
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允许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和改革可以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此后，天津市的城市定位被国务院提升为“北方经济中心”。
背负着金融中心这个历史包袱的天津如何轻装上阵？天津在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上有哪些优势？体制的限制如何破除？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
金融中心的包袱
四年以前，当戴相龙从央行行长变成天津市代市长时，这位金融市长领衔打造的“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大幕便徐徐拉开了。接下来，一系列的举措，加上媒体的渲染，“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在赚足人们眼球的同时，也成了外界的共识。
如今，务实的戴相龙公开表示，相比金融中心的提法，還是“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好。”
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从历史上看，天津曾经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金融中心。从清末直至1928年以前，在当时全国性的大银行中，天津的“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的实力远超上海的“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40年代，天津解放北路金融街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功能完备的证券交易所。
“金融中心对天津来说，是个久违了的词汇。”天津市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陈柳钦教授对《经济》表示，在近代中国，天津曾与上海分享这一地位，因此天津人一直就怀有金融中心的情结，戴相龙任市长后，天津开始重新燃起金融中心的梦想。
2003年10月30日，一头以华尔街牛为原形的“金牛”落户天津友谊路金融街，这座全部由黄铜制作的“金牛”昂首奋蹄的形象向人们昭示着天津的金融梦想。根据规划，友谊路将着力建设国际金融服务区和国际经贸博览区；与此同时，开发区的滨海金融街也日渐成形。于是，天津人给友谊路金融街起了个名字叫“天津的华尔街”，给滨海金融街起的名字叫“天津的曼哈顿”。至此，“北方金融中心”的提法正式浮出水面。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定义什么？
即使从最新版的金融学教科书上也很难找到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答案。在采访了多位金融专家后，记者发现他们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金融中心不是“建成的”，而是由“历史和市场自然形成的”。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主任马君潞教授接受《经济》采访时指出，一般情况下某个地区经济发达后，一定会有部分金融功能跟上来，而形成金融中心则是历史和市场选择的结果，“金融中心不是建成的，你盖一堆大楼就是金融中心了吗？”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对《经济》表示，一般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形成的，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自然形成的，比如伦敦和纽约，均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才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金融机构高度聚集。纽约华尔街不足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就集中了几十家世界一流的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国际大公司总部；而整个欧洲80％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伦敦。同时，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还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全面而高效的金融服务，大量的金融交易，自由的资本流动，完善的法律制度等等。
“金融中心不是喊口号能喊出来的。”陈柳钦认为，从把天津建成“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到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变，反映了天津从激情到理性的变化。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史建平教授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更符合天津的实际和特点，相比打造所谓金融中心更为现实，“戴市长本人就很低调、务实。”
“尚方宝剑”
不论是打造北方金融中心，还是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金融这个词对天津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6年7月，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将天津的城市定位提升为“北方经济中心”。
此前两个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标志着滨海新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意见把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放在了“近期工作重点”的首要位置。明确提出，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本着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原则，可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金融业综合经营、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外汇管理政策、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
“中央给了天津一把尚方宝剑。”史建平认为，中央的政策支持是天津目前最大的优势。“在这个区域内，什么都可以试，试验成功了，再向全国推广，届时天津本身将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并处于先导地位。”
史建平认为，同上海浦东相比，在政策方面，天津滨海区几乎没有任何框框限制，会成为金融改革和创新的试验田，而前者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原有体制内的改革。
去年12月30日，我国首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挂牌成立，这是2005年11月由国务院特别批准天津市筹办的，获批规模为200亿元，首期基金规模60亿元。这是天津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方面的最新举措。
目前，国内的整个金融服务体系还很不完善，金融体制改革甚至跟整个经济发展相比还有些滞后。比如在整个金融服务体系方面，缺乏风险投资机制，除了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围绕着北方产权交易这一平台，天津将打造一个以创业投资基金为核心的风险投资体系，而这正是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陷。另外，国内还没有离岸交易，现在中央把这个中心也放在了天津保税区。
“中央政策给的全部是现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所没有的。”马君潞指出，这也是急待解决的难点和重点，因此天津“先行先试”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是具有全局性意义。
如果说中央政策这个“尚方宝剑”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后才能方显威力外，那么天津的区位特征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优势。
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的中心，连接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位于东北亚国际合作区的中心地带，是北京以及华北、西北的重要出海通道，拥有天然良港，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北地区最大的货物转运枢纽，同时还是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陈柳钦认为，天津这种良好的区位优势会有效带动资金流汇集和资金中心的形成，进而带动金融业的跨越发展。
制度窠臼
尽管历史上有“北方金融中心”的辉煌，但进入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和金融功能逐渐被弱化。
金融中心变迁首先对相关地区金融业本身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在1978年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情况下，天津在东部的金融配置中相对落后，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在多数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系统存贷款余额在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1999年均只占到11.95%左右。
陈柳钦认为，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认识不足，导致地方金融业发展不快，丧失了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先机，加上用人机制陈旧导致金融业人才流失等是天津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的主观原因。
“天津有些被边缘化的感觉。”史建平认为，前些年，天津的经济发展相比珠三角、长三角明显滞后。
马君潞认为，前些年天津一直在低调中发展前进，戴相龙任市长后，天津的发展全面加快，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和创新方面尤为明显。
上世纪80年代开发深圳，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90年代开发浦东，促进了长三角地区迅猛发展。如今，开发天津滨海新区成为打造北方经济中心、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战略。作为经济中心的孪生兄弟，金融中心或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无疑将成为天津崛起的重要砝码。
由于金融创新和改革主要放在滨海新区，而目前滨海新区并不是一级政府，新区管委会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其职能是协调新区内各个组成部分的经济发展、区域规划和战略布局。因此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滨海新区还需要探索和改革。
“这是体制上最主要的限制。”马君潞指出，滨海新区是沿海区县政府联合起来的综合体，不是一级行政机构，这是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
滨海新区管委会一位领导曾表示，新区是一龙治九水，一个婆婆，多个媳妇，各个媳妇（县区）的积极性都很高，难免因为争项目、争资金、争地位出现混乱。
因此，加强管理体制创新，建立统一的管理模式将是滨海区一个重大的课题。
另一方面，金融制度本身的创新同样紧迫。目前，天津滨海区开始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和创新，均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难点和重点，很多都是空白。如何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创新的效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保障。
从法律层面上看，我国涉及金融方面的法律共有11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金融领域，但这些仅仅是最基本的法律规。去年10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石广生在天津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指出，为支持金融事业和体制的快速发展，急需制定一些新的金融法律，同时对已有的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如今基本确立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上海浦东大约用了10年时间，而且至今仍然难言彻底建立和完善了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那么，天津在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上能否会加快速度？“如果利用好中央的政策，这个过程应该会更快。”史建平认为，天津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转变。
从四年前重燃“北方金融中心”的梦想，到现在放弃这个口号，转而开始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天津正变得越来越务实。
20世纪初，天津是名副其实的北方金融中心，因此天津人内心中有个无法抹去的金融情结。“金融市长”戴相龙到任后，舆论把这个金融梦一时抬到了很高的地位。
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允许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和改革可以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此后，天津市的城市定位被国务院提升为“北方经济中心”。
背负着金融中心这个历史包袱的天津如何轻装上阵？天津在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上有哪些优势？体制的限制如何破除？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
金融中心的包袱
四年以前，当戴相龙从央行行长变成天津市代市长时，这位金融市长领衔打造的“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大幕便徐徐拉开了。接下来，一系列的举措，加上媒体的渲染，“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在赚足人们眼球的同时，也成了外界的共识。
如今，务实的戴相龙公开表示，相比金融中心的提法，還是“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好。”
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从历史上看，天津曾经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金融中心。从清末直至1928年以前，在当时全国性的大银行中，天津的“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的实力远超上海的“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40年代，天津解放北路金融街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功能完备的证券交易所。
“金融中心对天津来说，是个久违了的词汇。”天津市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陈柳钦教授对《经济》表示，在近代中国，天津曾与上海分享这一地位，因此天津人一直就怀有金融中心的情结，戴相龙任市长后，天津开始重新燃起金融中心的梦想。
2003年10月30日，一头以华尔街牛为原形的“金牛”落户天津友谊路金融街，这座全部由黄铜制作的“金牛”昂首奋蹄的形象向人们昭示着天津的金融梦想。根据规划，友谊路将着力建设国际金融服务区和国际经贸博览区；与此同时，开发区的滨海金融街也日渐成形。于是，天津人给友谊路金融街起了个名字叫“天津的华尔街”，给滨海金融街起的名字叫“天津的曼哈顿”。至此，“北方金融中心”的提法正式浮出水面。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定义什么？
即使从最新版的金融学教科书上也很难找到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答案。在采访了多位金融专家后，记者发现他们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金融中心不是“建成的”，而是由“历史和市场自然形成的”。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主任马君潞教授接受《经济》采访时指出，一般情况下某个地区经济发达后，一定会有部分金融功能跟上来，而形成金融中心则是历史和市场选择的结果，“金融中心不是建成的，你盖一堆大楼就是金融中心了吗？”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对《经济》表示，一般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形成的，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自然形成的，比如伦敦和纽约，均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才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金融机构高度聚集。纽约华尔街不足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就集中了几十家世界一流的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国际大公司总部；而整个欧洲80％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伦敦。同时，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还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全面而高效的金融服务，大量的金融交易，自由的资本流动，完善的法律制度等等。
“金融中心不是喊口号能喊出来的。”陈柳钦认为，从把天津建成“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到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变，反映了天津从激情到理性的变化。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史建平教授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更符合天津的实际和特点，相比打造所谓金融中心更为现实，“戴市长本人就很低调、务实。”
“尚方宝剑”
不论是打造北方金融中心，还是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金融这个词对天津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6年7月，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将天津的城市定位提升为“北方经济中心”。
此前两个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标志着滨海新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意见把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放在了“近期工作重点”的首要位置。明确提出，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本着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原则，可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金融业综合经营、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外汇管理政策、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
“中央给了天津一把尚方宝剑。”史建平认为，中央的政策支持是天津目前最大的优势。“在这个区域内，什么都可以试，试验成功了，再向全国推广，届时天津本身将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并处于先导地位。”
史建平认为，同上海浦东相比，在政策方面，天津滨海区几乎没有任何框框限制，会成为金融改革和创新的试验田，而前者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原有体制内的改革。
去年12月30日，我国首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挂牌成立，这是2005年11月由国务院特别批准天津市筹办的，获批规模为200亿元，首期基金规模60亿元。这是天津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方面的最新举措。
目前，国内的整个金融服务体系还很不完善，金融体制改革甚至跟整个经济发展相比还有些滞后。比如在整个金融服务体系方面，缺乏风险投资机制，除了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围绕着北方产权交易这一平台，天津将打造一个以创业投资基金为核心的风险投资体系，而这正是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陷。另外，国内还没有离岸交易，现在中央把这个中心也放在了天津保税区。
“中央政策给的全部是现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所没有的。”马君潞指出，这也是急待解决的难点和重点，因此天津“先行先试”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是具有全局性意义。
如果说中央政策这个“尚方宝剑”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后才能方显威力外，那么天津的区位特征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优势。
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的中心，连接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位于东北亚国际合作区的中心地带，是北京以及华北、西北的重要出海通道，拥有天然良港，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北地区最大的货物转运枢纽，同时还是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陈柳钦认为，天津这种良好的区位优势会有效带动资金流汇集和资金中心的形成，进而带动金融业的跨越发展。
制度窠臼
尽管历史上有“北方金融中心”的辉煌，但进入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和金融功能逐渐被弱化。
金融中心变迁首先对相关地区金融业本身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在1978年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情况下，天津在东部的金融配置中相对落后，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在多数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系统存贷款余额在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1999年均只占到11.95%左右。
陈柳钦认为，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认识不足，导致地方金融业发展不快，丧失了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先机，加上用人机制陈旧导致金融业人才流失等是天津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的主观原因。
“天津有些被边缘化的感觉。”史建平认为，前些年，天津的经济发展相比珠三角、长三角明显滞后。
马君潞认为，前些年天津一直在低调中发展前进，戴相龙任市长后，天津的发展全面加快，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和创新方面尤为明显。
上世纪80年代开发深圳，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90年代开发浦东，促进了长三角地区迅猛发展。如今，开发天津滨海新区成为打造北方经济中心、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战略。作为经济中心的孪生兄弟，金融中心或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无疑将成为天津崛起的重要砝码。
由于金融创新和改革主要放在滨海新区，而目前滨海新区并不是一级政府，新区管委会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其职能是协调新区内各个组成部分的经济发展、区域规划和战略布局。因此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滨海新区还需要探索和改革。
“这是体制上最主要的限制。”马君潞指出，滨海新区是沿海区县政府联合起来的综合体，不是一级行政机构，这是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
滨海新区管委会一位领导曾表示，新区是一龙治九水，一个婆婆，多个媳妇，各个媳妇（县区）的积极性都很高，难免因为争项目、争资金、争地位出现混乱。
因此，加强管理体制创新，建立统一的管理模式将是滨海区一个重大的课题。
另一方面，金融制度本身的创新同样紧迫。目前，天津滨海区开始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和创新，均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难点和重点，很多都是空白。如何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创新的效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保障。
从法律层面上看，我国涉及金融方面的法律共有11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金融领域，但这些仅仅是最基本的法律规。去年10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石广生在天津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指出，为支持金融事业和体制的快速发展，急需制定一些新的金融法律，同时对已有的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如今基本确立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上海浦东大约用了10年时间，而且至今仍然难言彻底建立和完善了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那么，天津在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上能否会加快速度？“如果利用好中央的政策，这个过程应该会更快。”史建平认为，天津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