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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上，赡养老人一直是中国家庭生活的主要职能。尽管在城市化和现代化下，家庭功能外化与弱化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基于特有的文化影响，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情况，家庭养老保障在中国始终有着重要地位。家庭仍旧是承接社区福利诸种功能的基础结构。
关键词：家庭；家庭养老；发展启示
一、社会保障中的家庭
在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家庭、个人建构的社会网络与国家，构成福利资源供给的三大场域。作为人类社会最早形成的社会制度，家庭所具有的先赋性福利保障功能，不仅成为个体社会生活的重要福利资源，也是社会保障机制的重要内生支撑。伴随着社会化分工与产业革命的冲击，家庭的结构、形态、功能及种类因内嵌于社会发展而发生变迁。家庭的风险增加与保障外溢，使家庭问题衍化为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愈见显现。
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国家对家庭功能与责任的理解，一直是影响社会福利政策目标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政府对家庭私务作出从"补救式"介入到"发展式"扶持的转变之际，昭示家庭正从"私域"向"公域"外延。家庭构成西方社会政策研究的新兴视角[1]。
相较于西方，中国家庭既有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演变，也保有"本土化"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不完善与社会福利资源欠缺下，个人、家庭和社会系统会透过传统文化惯习，将本应由国家与政府以制度来解决问题的责任，转为借助家庭内部以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社会成员的生存和需要，形成内卷化的态势。
虽然社会福利内卷化内隐了社会福利在制度上的滞后发展，但无可否认，其制度意义昭示家庭固存的互助与自救功能，体现家庭和国家责任的共担。另一方面，尽管转型期家庭在社会政策中承担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但其能获取明确的政策支持却非常有限。
二、国内外关于家庭养老的研究
本质上，养老是家庭承载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家庭养老一直是家庭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视阈。国内学者对家庭养老探讨主要集中于对其内在机制的阐释。经典的如费孝通（1983）指出赡养老人在中国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体现"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家庭养老模式[2]。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一方面，家庭养老在城市与农村呈现出不同发展。穆光宗（2000）指出了工业文明的直接冲击让传统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而中国的城市已基本实现了这种转变[3]。刘庚长（1999）则认为在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完善之前，家庭养老仍旧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不断深化对家庭养老的认识[4]。姚远（2000）认为应从"模式"与"方式"区分家庭养老的概念，指出由于可变的家庭养老方式是在具有稳定的家庭养老模式的框架中变化，中国的家庭养老方式变化是有限的[5]。
此外，相当多学者从不同视角重新认识家庭养老。张洪玲（2007）从文化视角，指出孝文化不仅是家庭养老的"外生变量"，也是养老实践的"内生变量"[6]。李欣（2011）从法律视角，指出目前亲属法缺乏对"家庭养老"制度性保障，因此应完善老年人赡养制度，增加精神赡养，改进赡养费的执行，构建高龄老人监护制度，明确监护人职责[7]。余飞跃（2011）则将家庭养老与人类社会养老制度演变历史结合分析，认为孝是家庭养老实现的制度保证，短期内教化并不是解决家庭养老困境的出路，要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离不开政策激励[8]。
随着更多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将配置于老年人领域之际，应该看到，对养老服务的提供与生产，是不能仅立足于补救应急式的安排，还须考虑到老龄社会中各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可持续能力。因此，国内学者开始注重对福利安排上能否实现家庭与社会的互补研究，让家庭养老在固有价值的重塑下能在现代层面上实现方式的跨越与发展。
相较于家庭养老在中国学界所特有文化视阈情结，国外学者则更倾向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家庭养老的内在机制。如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家在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孩子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对社会和家庭所具有的价值。美国人口经济学家H. 莱宾斯坦曾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险事业的落后，父母会把自身晚年生活的保障寄托于子女。孩子成为了父母未来潜在的保险品，在消费、劳动-经济、养老保险、预防经济风险、维持家庭情感等发挥着多重效用。因此，国外学者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大多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
而西方老年学理论认为，家庭养老是属于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的范畴，反映的是代际关系。权力与协商论、互助论与合作群体论，成为了国外学者对家庭养老中代价关系的三大理论解析。事实上，西方也曾经盛行家庭养老，只是由于受西方主流家庭类型与代际财产传递机制影响，特别是当代工业化进程的冲击，使西方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不稳定。澳大利亚学者Peter曾归纳出影响家庭提供养老保障程度的因素，包括文化（或立法传统）、家庭成员在人口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地理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以及提供养老的意愿。
随着国外社会政策学者对于非正式系统的社区福利的日益关注，国外研究更强调通过注入发展与投资的等要素，形成对家庭养老与社区服务的现代衔接。家庭也逐步成为了西方社会养老服务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三、变迁中的重塑与跨越：家庭养老的发展启示
自21世纪伊始，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时代。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改革深入推进之际，老龄化程度也随之悄然地加深。据《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预计，2011-2015年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将达到800万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15%。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与生育水平逐趋下降的双重影响下，"衰老"成为了个体、家庭乃至社会发展势不可挡的态势，个体潜在且庞大的养老需求正"倒逼"着家庭与社会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方式的提升与创新。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养老服务在社会力量多元参与下日益活跃，社会资源介入公民晚年生活成为了必然。
不过，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家庭始终是人最终与最可靠的归属。家庭养老的传统功能也不可能被完全替代。因为养老不同于住房、医疗等制度安排，它涉及了老人的各种需求以及最基本的代价关系--亲情，因此，对养老方式的设计，是不能仅限于工具理性，更应注重对家庭给予明确且直接的社会支持。
参考文献：
[1]陈卫民.社会政策中的家庭[J].学术研究，2012，（9）.
[2]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3]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4]刘庚长.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J].人口研究，1999，（3）.
[5]姚远.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J].人口研究，2000，（5）.
[6]张洪玲.家庭养老的孝文化透视--试论孝文化与家庭养老的"本原关系"[J].社会工作，2007，（2）.
[7]李欣."家庭养老"保障论--以亲属法之保障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1，（8）.
[8]余飞跃.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孝与不孝的理性[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作者简介：朱艳敏（1989-），女，广东高要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社会保障。
关键词：家庭；家庭养老；发展启示
一、社会保障中的家庭
在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家庭、个人建构的社会网络与国家，构成福利资源供给的三大场域。作为人类社会最早形成的社会制度，家庭所具有的先赋性福利保障功能，不仅成为个体社会生活的重要福利资源，也是社会保障机制的重要内生支撑。伴随着社会化分工与产业革命的冲击，家庭的结构、形态、功能及种类因内嵌于社会发展而发生变迁。家庭的风险增加与保障外溢，使家庭问题衍化为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愈见显现。
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国家对家庭功能与责任的理解，一直是影响社会福利政策目标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政府对家庭私务作出从"补救式"介入到"发展式"扶持的转变之际，昭示家庭正从"私域"向"公域"外延。家庭构成西方社会政策研究的新兴视角[1]。
相较于西方，中国家庭既有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演变，也保有"本土化"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不完善与社会福利资源欠缺下，个人、家庭和社会系统会透过传统文化惯习，将本应由国家与政府以制度来解决问题的责任，转为借助家庭内部以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社会成员的生存和需要，形成内卷化的态势。
虽然社会福利内卷化内隐了社会福利在制度上的滞后发展，但无可否认，其制度意义昭示家庭固存的互助与自救功能，体现家庭和国家责任的共担。另一方面，尽管转型期家庭在社会政策中承担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但其能获取明确的政策支持却非常有限。
二、国内外关于家庭养老的研究
本质上，养老是家庭承载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家庭养老一直是家庭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视阈。国内学者对家庭养老探讨主要集中于对其内在机制的阐释。经典的如费孝通（1983）指出赡养老人在中国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体现"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家庭养老模式[2]。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一方面，家庭养老在城市与农村呈现出不同发展。穆光宗（2000）指出了工业文明的直接冲击让传统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而中国的城市已基本实现了这种转变[3]。刘庚长（1999）则认为在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完善之前，家庭养老仍旧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不断深化对家庭养老的认识[4]。姚远（2000）认为应从"模式"与"方式"区分家庭养老的概念，指出由于可变的家庭养老方式是在具有稳定的家庭养老模式的框架中变化，中国的家庭养老方式变化是有限的[5]。
此外，相当多学者从不同视角重新认识家庭养老。张洪玲（2007）从文化视角，指出孝文化不仅是家庭养老的"外生变量"，也是养老实践的"内生变量"[6]。李欣（2011）从法律视角，指出目前亲属法缺乏对"家庭养老"制度性保障，因此应完善老年人赡养制度，增加精神赡养，改进赡养费的执行，构建高龄老人监护制度，明确监护人职责[7]。余飞跃（2011）则将家庭养老与人类社会养老制度演变历史结合分析，认为孝是家庭养老实现的制度保证，短期内教化并不是解决家庭养老困境的出路，要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离不开政策激励[8]。
随着更多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将配置于老年人领域之际，应该看到，对养老服务的提供与生产，是不能仅立足于补救应急式的安排，还须考虑到老龄社会中各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可持续能力。因此，国内学者开始注重对福利安排上能否实现家庭与社会的互补研究，让家庭养老在固有价值的重塑下能在现代层面上实现方式的跨越与发展。
相较于家庭养老在中国学界所特有文化视阈情结，国外学者则更倾向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家庭养老的内在机制。如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家在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孩子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对社会和家庭所具有的价值。美国人口经济学家H. 莱宾斯坦曾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险事业的落后，父母会把自身晚年生活的保障寄托于子女。孩子成为了父母未来潜在的保险品，在消费、劳动-经济、养老保险、预防经济风险、维持家庭情感等发挥着多重效用。因此，国外学者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大多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
而西方老年学理论认为，家庭养老是属于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的范畴，反映的是代际关系。权力与协商论、互助论与合作群体论，成为了国外学者对家庭养老中代价关系的三大理论解析。事实上，西方也曾经盛行家庭养老，只是由于受西方主流家庭类型与代际财产传递机制影响，特别是当代工业化进程的冲击，使西方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不稳定。澳大利亚学者Peter曾归纳出影响家庭提供养老保障程度的因素，包括文化（或立法传统）、家庭成员在人口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地理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以及提供养老的意愿。
随着国外社会政策学者对于非正式系统的社区福利的日益关注，国外研究更强调通过注入发展与投资的等要素，形成对家庭养老与社区服务的现代衔接。家庭也逐步成为了西方社会养老服务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三、变迁中的重塑与跨越：家庭养老的发展启示
自21世纪伊始，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时代。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改革深入推进之际，老龄化程度也随之悄然地加深。据《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预计，2011-2015年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将达到800万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15%。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与生育水平逐趋下降的双重影响下，"衰老"成为了个体、家庭乃至社会发展势不可挡的态势，个体潜在且庞大的养老需求正"倒逼"着家庭与社会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方式的提升与创新。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养老服务在社会力量多元参与下日益活跃，社会资源介入公民晚年生活成为了必然。
不过，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家庭始终是人最终与最可靠的归属。家庭养老的传统功能也不可能被完全替代。因为养老不同于住房、医疗等制度安排，它涉及了老人的各种需求以及最基本的代价关系--亲情，因此，对养老方式的设计，是不能仅限于工具理性，更应注重对家庭给予明确且直接的社会支持。
参考文献：
[1]陈卫民.社会政策中的家庭[J].学术研究，2012，（9）.
[2]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3]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4]刘庚长.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J].人口研究，1999，（3）.
[5]姚远.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J].人口研究，2000，（5）.
[6]张洪玲.家庭养老的孝文化透视--试论孝文化与家庭养老的"本原关系"[J].社会工作，2007，（2）.
[7]李欣."家庭养老"保障论--以亲属法之保障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1，（8）.
[8]余飞跃.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孝与不孝的理性[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作者简介：朱艳敏（1989-），女，广东高要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