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中的"刁生劣监"基本等同乡村恶棍,与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作为有着较大的差别。朝廷和官员们对刁生劣监的叙述和评判,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和利益因素。清王朝进入中期后,各种社会矛盾频发,不择手段地维护政权稳定,消灭具有社会动员能量的群体,是专制政权的头等大事。在涉及维稳这一核心利益时,中央政府不得不默许地方官员违反法制,侵害民众的合法权益。中央政府无法解决社会弊病和制造社会弊端的体制及腐败官员,只能打击这些弊病的揭露者和利用者。这种做法一方面进一步放任并激发了地方官员违法渔民的犯罪动机,更不利于清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败坏了法治,使道咸以后的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被地方官员所藐视,为随时发生的政治动乱埋下了祸根。而当各种危机显露后,专制政府需要一个被妖魔化的群体,作为不良政体和执政无能的替罪羊,承担社会积弊的罪责,"刁生劣监"基本是由于这一目的而被塑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