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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晚间，据东方网报道，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应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其此前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现年57岁的应勇曾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浙江共事多年，习任职浙江省代省长及省委书记期间，应勇一直在浙江省纪检监察系统任职，后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2007年，习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短暂过渡后即调往中央，应勇亦于同年底调任上海市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去年4月，应勇接替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李希，担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今年4月李希调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后，空缺出的上海市委副书记一职则由应勇接任。
外界分析普遍认为，随着应勇的擢升，他几乎已是下届接替上海市市长杨雄的不二人选。
沪过半常委“更新”
就在应勇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后一个多月，8月3日，新华社报道称，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泽洲将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其成为今年首位新任省级党委组织部长。
徐泽洲现年56岁，江苏泰兴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曾在中央纪委工作长达27年，先后任职于四室、七室、办公厅、党风廉政建设室。2009年4月，徐泽洲由党风廉政建设室主任“外放”黑龙江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并在年底升任黑龙江省委常委至今。
在近期中央巡视组陆续对上海等10个省市区和国家体育总局等3个单位开展第二轮巡视的当口，“反腐老将”徐泽洲的“空降”上海，也引来了外界诸多臆测。
而在徐泽洲入沪后，据媒体统计，本届上海市委常委班子任期尚未过半，却已有过半数常委成员都进行了“更新”。
2012年5月，上海市委换届，俞正声、韩正、殷一璀、杨晓渡、屠光绍、杨振武、李希、丁薛祥、徐麟、艾宝俊、沙海林、尹弘等12人当选市委常委，俞正声当选市委书记，韩正、殷一璀当选市委副书记。
自换届至今，已有6人卸任市委常委，其中5人调离上海，1人改任正省级职务，分别是：俞正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时任市纪委书记杨晓渡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时任市委宣传部长杨振武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后任社长；时任市委组织部长李希任市委副书记，后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时任市委政法委书记丁薛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升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此间，除应勇跻身市委常委之外，时任常务副市长杨雄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后升任市长；时任副市长沈晓明改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并进入市委常委行列；时任副市长姜平改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时任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调任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另外，换届时卸去市委常委职务的时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朱争平，2012年9月再度跻身市委常委，不过，在2013年6月到龄卸任。其市委常委职务由新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朱生岭继任至今。
纵观上海市委班子2年多来的调整可以发现，尽管有多达5名常委离开上海，但有3个接任者都在本地产生，只有纪委书记侯凯、组织部长徐泽洲2人系由外部“空降”。同时，中纪委背景官员与上海官员的更调异常频繁。除徐泽洲出身中纪委外，侯凯也曾身兼中纪委常委，杨晓渡则在离沪后于今年1月被增补为中纪委常委、副书记。
在上海市委常委变动频频，几经腾挪之后，有分析表示，本届上海领导班子大局已定，不太可能再做大幅度的调整。而下届换届时（2017年），现年61岁（1953年11月出生）的杨雄就将临近65岁正部级退休年龄，小他4岁的应勇或是未来上海市长最为热门的人选。
与习近平的交集
官方履历显示，应勇，1957年11月出生，浙江仙居人。
早年他曾为浙江省黄岩县澄江工商行政管理所办事员，当过黄岩县澄江派出所办事员、副所长，城关镇党委委员、镇派出所所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后调往台州地区行署公安处任职副处长。在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学习后，应勇历任台州地区行署公安处处长，台州地委委员、政法委书记。1992年起任绍兴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绍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1995年应勇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先后任副厅长、省禁毒办主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反恐办主任。
1997年至2000年，他在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函授本科学习；并于2003年10月在中央党校新任纪检监察领导干部專题研究班学习。
应勇在浙江省任职的后半段时间，曾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过交集。
习近平2002年由福建省省长调任浙江省代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应勇于2003年9月起历任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2007年，习近平调往上海任市委书记，同年12月，应勇出任上海市高院党组书记，并在2008年1月担任上海市高院院长。自此开始了一段在上海的仕途通达之路。
事实上，在今年4月李希转任辽宁后不久，5月即有消息称，应勇很有可能接替李希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钟情浙江有玄机
不仅应勇此后一如外界所料获得拔擢，在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在行政、组织、党建、经济、宣传等关键位置都大量起用了“熟悉的人”。这些人既包括习的大学同窗陈希（现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也有中学时代旧识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还有任职中央时的部属，如何毅亭（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书磊（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但更多的是习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时的同僚、旧将，其中以浙江为最。包括钟绍军、黄坤明、蔡奇、陈敏尔、李强、夏宝龙、钟山等一众他在浙江时的老部下均获高升。个中缘由颇值得探究。
有外媒剖析道，相较在福建并不算顺畅的政治生涯，和在上海仅担任了一年不到的“救火队长”，习近平虽仅在浙江工作了5年，但作为“一把手”，他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抱负。作为习的施政理念推行和实践的“试验田”，他在浙江期间的政绩也最引人瞩目。 在浙执政期间，习近平提出“八八战略”、“五大百亿工程”，重视民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吸引外资并增强民间资金流动，到2006年，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7000元，位居中國省级行政区首位。这一骄人政绩背后，必然得益于一批与习执政理念契合、能力过硬的官员辅佐，这些经过5年锤炼和合作的人，对于习近平而言用起来更为顺手，这也是他上台后屡有浙江官员获得重用的原因。当然，除去这些官员均与习近平有过不容忽视的政治渊源外，他们所共同具有的低调、务实的特点亦是核心要件。
铺垫上海司法改革
担任上海市高院院长期间，据悉，应勇十分重视法院廉政建设。其任职后不久，市高院就提出了“不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亲友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插手案件审判和执行”、“不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十不”承诺，并表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此后，他又在全市法院系统力推法官与律师之间“隔离墙”的构筑。在2009年初的上海高院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上，应勇要求“凡法官的配偶是律师的，该法官不能担任审判、执行等业务部门领导”。据媒体当年9月报道，“截至8月底，全市三级法院院级领导、高中级法院审委会委员中已没有配偶担任律师的现象，静安、金山等6家基层法院审判、执行部门法官已没有配偶担任律师的现象。年内，市高院机关审判、执行部门法官和全市法院审判、执行部门领导，配偶为律师的，将全部实现一方退出。”
2011年上海还在浦东、杨浦、宝山、金山4家法院全国首批开展民事小额案件速裁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
2013年1月，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高院工作报告时，应勇表示，5年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06.06万件，审结206.13万件，同比分别上升38%和39%；存案3.6万件，同比下降1.6%。上海法院在年人均办案数为全国法院人均办案数两倍的情况下，司法公正指数连续5年位列全国法院第一。
在法官职业化改革等方面，他在全国两会等多个场合也多次建言献策。这为已获中央深改组通过、今年7月启动的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做了些许铺垫。
上海司法改革方案规定将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三类：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人员占队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3%、52%和15%。此举意在去除行政化，保证审判权的独立性。同时，将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与上海自贸区一样，这一试点被赋予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
不过，就在去年4月，原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接替应勇担任上海市高院院长后不久，6月曝出的上海高院4名法官集体招嫖事件，令上海司法系统形象严重蒙羞。尽管涉事法官此后遭开除党籍、提请开除公职等惩处，但如何修复法院遭受巨创的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仍将是应勇的继任者须加倍努力的。
现年57岁的应勇曾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浙江共事多年，习任职浙江省代省长及省委书记期间，应勇一直在浙江省纪检监察系统任职，后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2007年，习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短暂过渡后即调往中央，应勇亦于同年底调任上海市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去年4月，应勇接替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李希，担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今年4月李希调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后，空缺出的上海市委副书记一职则由应勇接任。
外界分析普遍认为，随着应勇的擢升，他几乎已是下届接替上海市市长杨雄的不二人选。
沪过半常委“更新”
就在应勇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后一个多月，8月3日，新华社报道称，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泽洲将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其成为今年首位新任省级党委组织部长。
徐泽洲现年56岁，江苏泰兴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曾在中央纪委工作长达27年，先后任职于四室、七室、办公厅、党风廉政建设室。2009年4月，徐泽洲由党风廉政建设室主任“外放”黑龙江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并在年底升任黑龙江省委常委至今。
在近期中央巡视组陆续对上海等10个省市区和国家体育总局等3个单位开展第二轮巡视的当口，“反腐老将”徐泽洲的“空降”上海，也引来了外界诸多臆测。
而在徐泽洲入沪后，据媒体统计，本届上海市委常委班子任期尚未过半，却已有过半数常委成员都进行了“更新”。
2012年5月，上海市委换届，俞正声、韩正、殷一璀、杨晓渡、屠光绍、杨振武、李希、丁薛祥、徐麟、艾宝俊、沙海林、尹弘等12人当选市委常委，俞正声当选市委书记，韩正、殷一璀当选市委副书记。
自换届至今，已有6人卸任市委常委，其中5人调离上海，1人改任正省级职务，分别是：俞正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时任市纪委书记杨晓渡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时任市委宣传部长杨振武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后任社长；时任市委组织部长李希任市委副书记，后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时任市委政法委书记丁薛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升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此间，除应勇跻身市委常委之外，时任常务副市长杨雄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后升任市长；时任副市长沈晓明改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并进入市委常委行列；时任副市长姜平改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时任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调任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另外，换届时卸去市委常委职务的时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朱争平，2012年9月再度跻身市委常委，不过，在2013年6月到龄卸任。其市委常委职务由新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朱生岭继任至今。
纵观上海市委班子2年多来的调整可以发现，尽管有多达5名常委离开上海，但有3个接任者都在本地产生，只有纪委书记侯凯、组织部长徐泽洲2人系由外部“空降”。同时，中纪委背景官员与上海官员的更调异常频繁。除徐泽洲出身中纪委外，侯凯也曾身兼中纪委常委，杨晓渡则在离沪后于今年1月被增补为中纪委常委、副书记。
在上海市委常委变动频频，几经腾挪之后，有分析表示，本届上海领导班子大局已定，不太可能再做大幅度的调整。而下届换届时（2017年），现年61岁（1953年11月出生）的杨雄就将临近65岁正部级退休年龄，小他4岁的应勇或是未来上海市长最为热门的人选。
与习近平的交集
官方履历显示，应勇，1957年11月出生，浙江仙居人。
早年他曾为浙江省黄岩县澄江工商行政管理所办事员，当过黄岩县澄江派出所办事员、副所长，城关镇党委委员、镇派出所所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后调往台州地区行署公安处任职副处长。在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学习后，应勇历任台州地区行署公安处处长，台州地委委员、政法委书记。1992年起任绍兴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绍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1995年应勇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先后任副厅长、省禁毒办主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反恐办主任。
1997年至2000年，他在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函授本科学习；并于2003年10月在中央党校新任纪检监察领导干部專题研究班学习。
应勇在浙江省任职的后半段时间，曾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过交集。
习近平2002年由福建省省长调任浙江省代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应勇于2003年9月起历任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2007年，习近平调往上海任市委书记，同年12月，应勇出任上海市高院党组书记，并在2008年1月担任上海市高院院长。自此开始了一段在上海的仕途通达之路。
事实上，在今年4月李希转任辽宁后不久，5月即有消息称，应勇很有可能接替李希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钟情浙江有玄机
不仅应勇此后一如外界所料获得拔擢，在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在行政、组织、党建、经济、宣传等关键位置都大量起用了“熟悉的人”。这些人既包括习的大学同窗陈希（现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也有中学时代旧识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还有任职中央时的部属，如何毅亭（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书磊（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但更多的是习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时的同僚、旧将，其中以浙江为最。包括钟绍军、黄坤明、蔡奇、陈敏尔、李强、夏宝龙、钟山等一众他在浙江时的老部下均获高升。个中缘由颇值得探究。
有外媒剖析道，相较在福建并不算顺畅的政治生涯，和在上海仅担任了一年不到的“救火队长”，习近平虽仅在浙江工作了5年，但作为“一把手”，他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抱负。作为习的施政理念推行和实践的“试验田”，他在浙江期间的政绩也最引人瞩目。 在浙执政期间，习近平提出“八八战略”、“五大百亿工程”，重视民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吸引外资并增强民间资金流动，到2006年，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7000元，位居中國省级行政区首位。这一骄人政绩背后，必然得益于一批与习执政理念契合、能力过硬的官员辅佐，这些经过5年锤炼和合作的人，对于习近平而言用起来更为顺手，这也是他上台后屡有浙江官员获得重用的原因。当然，除去这些官员均与习近平有过不容忽视的政治渊源外，他们所共同具有的低调、务实的特点亦是核心要件。
铺垫上海司法改革
担任上海市高院院长期间，据悉，应勇十分重视法院廉政建设。其任职后不久，市高院就提出了“不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亲友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插手案件审判和执行”、“不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十不”承诺，并表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此后，他又在全市法院系统力推法官与律师之间“隔离墙”的构筑。在2009年初的上海高院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上，应勇要求“凡法官的配偶是律师的，该法官不能担任审判、执行等业务部门领导”。据媒体当年9月报道，“截至8月底，全市三级法院院级领导、高中级法院审委会委员中已没有配偶担任律师的现象，静安、金山等6家基层法院审判、执行部门法官已没有配偶担任律师的现象。年内，市高院机关审判、执行部门法官和全市法院审判、执行部门领导，配偶为律师的，将全部实现一方退出。”
2011年上海还在浦东、杨浦、宝山、金山4家法院全国首批开展民事小额案件速裁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
2013年1月，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高院工作报告时，应勇表示，5年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06.06万件，审结206.13万件，同比分别上升38%和39%；存案3.6万件，同比下降1.6%。上海法院在年人均办案数为全国法院人均办案数两倍的情况下，司法公正指数连续5年位列全国法院第一。
在法官职业化改革等方面，他在全国两会等多个场合也多次建言献策。这为已获中央深改组通过、今年7月启动的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做了些许铺垫。
上海司法改革方案规定将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三类：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人员占队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3%、52%和15%。此举意在去除行政化，保证审判权的独立性。同时，将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与上海自贸区一样，这一试点被赋予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
不过，就在去年4月，原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接替应勇担任上海市高院院长后不久，6月曝出的上海高院4名法官集体招嫖事件，令上海司法系统形象严重蒙羞。尽管涉事法官此后遭开除党籍、提请开除公职等惩处，但如何修复法院遭受巨创的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仍将是应勇的继任者须加倍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