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华东军区后勤卫生部政委王仲良来到杭州，住在西湖边的一栋小楼里。当谭震林、谭启龙等省委领导来看望他时，他拿出了一袋沉甸甸的银元说：“这原来是三北地委的公款，北撤时我交给住王家埭的堂兄王性善保管，这次回家乡带过来一并交给组织，这个任务也算完成了。”谭震林、谭启龙听后很惊讶，说三北地委的公款能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快打开看看。王仲良就叫警卫员把银元倒在中间的会议桌上。这些银元呈暗灰色，没有了光亮，但敲起来仍然当当作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北撤前夕，浙东行署党团书记兼副主任、浙东游击纵队二旅政委王仲良专程从四明山来到堂兄王性善家中，对他说：“根据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全部要北撤到苏北去，撤离时间非常急迫，你们是否考虑随部队一起北撤？”
　　听了堂弟的话，王性善一时犹豫不决。自1941年10月王仲良来三北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起，王性善家便成了他的一个秘密联络点。4年里，王性善家为新四军付出许多，身为浙东纵队自卫队员的大儿子王春华牺牲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其妻张友兰被日伪军逮捕严刑拷打落下伤疾。王性善考虑再三，最后对王仲良说：“我还是不去为好。春华为国捐躯了，现家中还有妻子和二个年幼的儿子，我若走了，家里人怎么生活呢？还有地下党和部队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同志，到时他们来了联系不上组织怎么办？”王仲良听了觉得有道理，便同意堂兄留下，说他会告诉留下的同志这个联络点和联系方式。我们走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久，王仲良带着两个警卫员又匆匆地来到堂兄家，将装有500块银元的布袋交给王性善：“这是三北地委的活动经费，我们现在要走了，党组织决定将它留下来交给你们保管，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保管好它。”王性善接过沉甸甸的布袋，顿感责任重大。他坚定地点了点头。
　　接受任务后，王性善和妻子把这批银元分成几袋，分别藏在箱子里、衣柜里、床底下和地板下面。过一段时间后，又觉不妥。于是又把银元集中两袋，分藏在土灶旁的灰堆里和柴草里。又过了一段时间，王性善还是不放心，考虑再三，就在柴草间最里面角落里，挖了一个很深的地洞，把银元悉数放入陶甏里，将甏口用蜡封存好，放入地洞，压上石板，再用泥土填平地洞，上面再并排放上几只腌菜缸。直到这时，全家人才感到放心。
　　有一次，王性善外出，家门口突然闯进来几个国民党兵。为首的指着张友兰，嚷着叫王性善出来，说有事问他。张友兰说人不在。他们不信，直接进屋搜查。家人非常紧张，唯恐银元露馅。匪兵见找不到人，就坐在家里赖着不走，说王性善私通共匪，要抓他去樟树庙警队。张友兰给二儿子王春盛使了个眼色，要他从后门溜出去通知王性善在外面躲起来，千万别回家。匪兵们等了许久，不见王性善，骂骂咧咧地撤了。为此事，张友兰受惊吓病了好几天。
　　其间，王性善一家生活拮据，全靠几亩薄田和在贸易市场做中介人的收入，生活难以为继。加之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家中全靠张友兰勤俭持家维持。张友兰在抗战时被日伪逮捕，受尽酷刑落下了严重的伤疾。王春盛看到妻子病情严重时，痛得在床上打滚，连续几天不能进食。有一次实在撑不住了，说：“去看医生吧，这样拖不行的，没有钱先把堂弟存放的银元借几块来用一下，以后再补上。”妻子坚定地表示，那钱不能动，我挺一挺就过去了。张友兰全凭意志顽强坚持，新中国成立刚过十天就去世了。
　　1950年2月，时任华东军区后勤卫生部政委的王仲良回到浙东三北老家王家埭，就住在王性善家。
　　王性善打开地洞，取出摆放整齐的500大洋，激动地说：“这500大洋，我完璧归赵，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就这样，这包抗战时期三北地委的活动经费，完好无损地交给了党组织。但为保护银元呕心沥血的张友兰却已安眠于地下。
　　对于这些银元的处理，王性善给王仲良提出过几种方案：一是可否將它们作为对三北地区年老体弱的老地下党、老游击队员们的生活补助，因为他们目前生活都比较困难；二是交给当地乡政府作为老、弱、病、残及现役军人家属的救济金；三是交到余姚县委让组织上去处理。
　　王仲良沉思良久说：“这些银元是公款，现在我无权处理，还是上交到浙江省委吧。”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500块银元的故事，记述了浙东老区人民王性善一家的舍命奉献，也展现了老共产党员王仲良的廉洁奉公，对今天的反腐倡廉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