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亲政后，太监很吃香。但在一群呼风唤雨的太监里，高淮起初并不起眼，他原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京城无赖，为了发财，毫不犹豫地自断命根，忍痛加入太监队伍。经过一番奋斗——拍马屁加捞钱，他爬到了尚膳监左丞监的岗位，然后从万历二十七年（1596年）起因一份新工作——辽东矿税使迅速“名满天下”。
　　矿税使是万历亲政后设的一项油水多且臭名昭著的工作，由太监担任，代表万历出使地方，打着“开矿榷税”的旗号大摇大摆地捞钱，捞得越多功劳就越大。一开始这肥差也没落到高淮头上，甚至刚承担完朝鲜战事的辽东也非征收矿税的对象，可眼红同伴发财的高淮主动上奏，大谈辽东的富庶繁荣。万历听得眼热：你行？那你去！
　　于是，高淮带着万历“照例开采，征收银两及马匹解进”的任务，趾高气扬地奔赴辽东。尽管万历给高淮的委任命令里有“不许扰害地方”的话。但“心领神会”的高淮很快开始另一套操作——在上任途中横征暴敛，一笔笔白银送往宫里，喜得万历挥毫泼墨，特赐“福阳店”三字，命他再接再厉。
　　打了鸡血的高淮随后卷起袖子办“正事”。这工作需要技术含量，只要操作得好，未必劳民伤财。可对于高淮来说，开矿哪有这么容易？挖矿坑他都不会，更别提财务核算这些技术活了，于是干脆来个简单粗暴的大招——“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啥意思？收矿税何必非要开矿，收商业税又何必非要找商人，看谁有钱就找谁，钱到手不就行了？
　　于是，高淮只要看见哪个旮旯有钱，就一口咬定这里有矿，“矿税”由各家摊派。最凶残的几年，高淮的狗腿子们四处出动，挨家挨户打砸抢，家产千两以上的人家全被高淮敲诈到倾家荡产。
　　而对于高淮来说，这点“业绩”只是小目标。他还强行摊派，弄来各种劣马，巧立名目让各个军堡高价购买。如此一层压一层，军官们当然不会掏腰包，最后还是压到苦大兵的头上，拿他们的口粮、饷银埋单。一匹劣馬层层摊派下去，竞能赚到10倍以上的利润。
　　如此操作绝非高淮心血来潮，而是十年如一日，每年往京城送银也是动辄数千人的阵仗，一路敲诈勒索。但只顾收钱的万历哪管这个？于是，昔日繁华的辽东被折腾得鸡飞狗跳，不但城市商民跑光，就连各大军堡的士兵也不停地开小差，还有人干脆带着火器装备投了努尔哈赤。直到万历三十六年，忍够了的辽东军民接连闹出10次兵变，终于以流血的代价让高淮卷铺盖滚蛋。可辽东大地已满目疮痍，危在旦夕。
　　此时距努尔哈赤“七大恨”起兵已不到10年。曾经兵强马壮的辽东，就因万历捞钱而自废武功！面对已经不远的大乱，又有什么抵抗力？
　　高淮虽可恶，但要说他是明朝亡国的头号罪人，他还真背不起这锅。制造这种奇葩人物、给明朝挖下大坑的，是万历朝的一项“国策”——矿监税使政策。
　　这一政策自明末就饱受口诛笔伐，但到了近代，却有人为其“叫好”，说明朝工商业发达，国家收入却止步不前，万历办这事也是出于无奈。甚至还有人认为，此举“繁荣了工商业”“带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即使万历此举真有为国为民的“苦心”，全程操作却百分之百坑国，因为执行他的“苦心”的是太监。
　　明朝权力大、口碑好的太监也不少，但“矿监税使”这种事不只看人品。收税、开矿是技术活，需要极强的专业行政能力，可这些长于深宫的太监既没发展经济的规划，也没开发矿产资源的计划，就知道捞钱，因为只要弄到钱就都能立功受奖。
　　如此一来，万历简单粗暴的操作就成了地方上的灾难。太监们带着“捞钱任务”来到地方，大手一挥便乱摊派，所过之处成了重灾区。辽东家家户户被敲诈、民变兵变频发的惨状，就是“万历中兴”年间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写照。
　　当时的江南、山东、山西、陕西、辽东、广东、湖北等地，几乎都因太监的横征暴敛而引发军民反抗。而在各级太监的层层瞒报下，多少触目惊心的动乱被大事化小。万历不上朝的几十年里，大明国泰民安的表象下埋了多少“炸药包”。
　　最坑的是，万历如此苦心，自己捞了多少钱？高淮在辽东如此横行，每年也不过交给他两万多两白银。据史料统计，“矿监税使”闹得最凶的几年，万历每年能收五十多万两银子，而这只是各地矿税使盘剥来的1/10。万历驾崩24年后，打进北京的李白成给大明上了生动一课：农民军从京城搜刮出的7000万两白银里，其中2800万两都是从太监家中搜来的，他们大都是靠“矿监税使”致富的。
　　培养这群太监“富翁”，扛了昏君恶名，更坑了原本蒸蒸日上的大明！眼皮子浅的教训有多惨痛，看万历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