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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由于对鲁迅以及北岛等中国当代诗人的出色翻译，顾彬（Wolfgang Kubin）被授予德国最高翻译奖约翰一海因里希一沃斯奖。他在授奖致辞《翻译的幸与不幸》中赞同莫言的英译者葛浩文的一个说法：“翻译，即幸存”（Er ubersetze，umzu uberleben）。对顾彬而言，翻译，既是一种自我的幸存，也是语言的幸存。那么，翻译就是一种生命的发展，是译者生命的发展，也是语言生命的发展，是生命通过语言的劳作而获得的舒展。这正是他进行诗歌研究的内在动力，其批评的潜能很大程度上通过翻译和对翻译的思考释放了出来。
是的，翻译也是一种语言的搏斗，它不仅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搏斗，同时也在译作的语言中进行艰难的搏斗，一首出色的译作除了在难度上忠诚于原作并超越于原作，还要自觉地清理自身语言内部的惰性。正如本雅明所说的，“翻译远不是两种僵死语言之间的毫无生机的等式，在一切文学形式中，翻译被赋予特殊的使命，即凝视外语词汇的成熟过程以及自身母语分娩时的阵痛（Wehen）。”（P13）因为每一个词语都拥有自身的漫长历史，一首在当代语言中能够站立的译作源于译者对于整个语言历史的敏感和精妙的抉择。然而，这一切都源于原作与真理的亲密关系，缺少了对这一关系的侦查，译者就是一个盲目的、最终归于失败的劳动者，他永远不能建造起语言的居所。具有可译性的原作在精神内涵上对于译作语言而言往往是陌生性的，于是它必然要求译者对母语在精神内涵和形式上做出痛苦的更新，要求母语的恒久的再生。这种痛苦在译者决定翻译之前就已周知，因为他的选择和决断就是建立在原作对译作的非同寻常的陌生性的要求之上的。如此一来，本真的翻译无所谓忠实或不忠实，可译性的原作一定对译作构成了挑战，它挑战译作的语言规则，更挑战译作的精神结构。在这种挑战中，对原作越是忠实，译文就更深刻地背叛了自身的语言——当然，这样的反叛恰恰是拯救。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对语法规则的挑战使一门语言具有了外语性，但这不应该是一种反动的现代主义，即生成中的语言构成了一种语法的暴力，其语义潜能一旦被转化到社会中去，它是极具伤害性的。语言的潜能不应该是一种暴力，而是一种拯救。
大约在1966年，中国正在开始进行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学学习神学的顾彬却从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取了巨大的能量，给他打开一个崭新世界的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長江边的离别
故人离开黄鹤楼，向西而去，
烟云一样的花朵弥散在江上，
他的孤帆为遥远的天空染上了墨渍，此刻，我只看见河流，这无尽的长江触及了天穹。
这个译本大概是从日语转译的。从我回译的汉译本可以看出，就忠实于原文而言，这是糟糕的译本（也许归因于庞德糟糕的汉语），然而，它依然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基本语调和内在精神，这又是优秀译文所必须的品质。这样的译文显得美中不足，然而，正如庞德认为的，在翻译东方古典诗歌的时候，大部分的音韵毫无用处，他在《声明一一关于意象主义》中写道：“如果一个人没有情感的活力，没有冲动，自然，比起发明一种音乐或韵律结构要轻而易举得多的，是去制造某些看去像‘诗’的东西，因为只要每一行有数目一定的音节或重音就够了。”（P211）翻译的任务是发明一种音乐或韵律结构，在语言中席卷起汹涌的波浪，而对原作音韵的亦步亦趋只能够搅出几个水泡。在庞德看来，译者对内在音调的发明可以使原作获得意外的生命。是的，译作是原作的浴火重生，它是对原作死亡和译作诞生的目击，这一死亡和诞生的双重过程是在陌生化的翻译语言中进行的。要知道，庞德译文曾经带动了一场英美现代诗的变革，他所引领的“意象派”成为了英美现代诗歌的先驱，而他在诗学上的启示恰恰来自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庞德的翻译为顾彬所带来的震惊体验让他转入了汉学系。他甚至说，庞德之于他，就像马克思之于中国。这是在说，庞德在他的生命国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此后的数十年中，他一直研究着汉学，更通过翻译介入文学。他翻译过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六卷本鲁迅选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大学》《中庸》《孝经》等古代经典，以及许多中国古代和当代诗集。他掌握了出色的汉语，他几乎每天都会读《论语》，每天翻译中国文学和哲学著作，他甚至在中国的大学里用汉语授课。比起庞德，他的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当然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忠实，不仅仅是准确而已，或者如王家新在《词的“昏暗过渡”与互译》中所言，“既是对难度的克服，又是对难度的保持。”（P64）近年来，他的翻译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诗人。1991年，他翻译的北岛诗集《太阳城札记》在德国出版，此后他又陆续翻译出版了杨炼、张枣、梁秉钧、翟永明、赵野、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人的个人诗集，还包括一本诗选《一切都善于背叛：中国后朦胧派诗人》（A1les versteht sich aufVerrat.Die posthermetischen DichterChinas），收入了王小妮、于坚、翟永明等人的诗作。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an Gdlik）甚至将顾彬视为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中欧洲最重要的三位身为翻译家的汉学家之一，另外两位是现居以色列的前苏联汉学家L.E.切尔卡斯基（L.E.Cherkassky）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
顾彬认为，正是翻译将一个民族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将德国从第三帝国中拯救出来，将中国从文革中拯救出来。因为翻译打开了一个民族的视域，更新了其内在精神并使其获得了精神上的责任。他所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在德语中呈现出优异的气质，除了他本身是优秀的诗人这一原因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源于他对翻译诗学的独特领悟。他通过德语译文努力去呈现汉语的特殊句法，而不是去让汉语刻意地适应约定俗成的德语表达方式，从而贡献了一种激发语言潜能的陌生性，比如他翻译的张枣的《猫的终结》： 猫的终结
忍受遥远，独特和不屈，猫死去，
各地的晚风如释重负。
这时一对旧情侣正扮演陌生，
这时有人正口述江南，红肥绿瘦。
猫会死，可现实一望无垠，
猫之来世，在眼前，展开，恰如这世界。
猫太成了，不可能变成
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虎。
我因空腹饮浓茶而全身发抖。
如果我提问，必将也是某种表达。
顾彬的译文是忠实于汉语的，但他的译文即使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是陌生的。译作对原作语法结构和内在节奏的把握是他听从于原作的内在声音的结果。他并没有刻意地借用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表达去转化汉语，而是努力保持了汉语的陌生性，也就是张枣的独特的语法结构和内在节奏，尤其是“猫太咸了，不能变成/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虎”（Katzensind zu sal zig，niemal s kSnnen sie/Tigersein.denen Ohrensausen bei Witterung
suBwird）。这样的诗句在德语中也是具有理解难度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译出了张枣诗中的“挽歌”语调。这首诗据说是在1993年写于德国特里尔，诗里面是不是拥有一种异乡的孤独？是不是写到了沟通的困境？猫与虎之间看似相近，其实有着难以调和的差异，这是不是在隐喻汉语和德语之间难以跨越的深渊？这道深渊是含混的，然而无论如何，顾彬在译文中保持并揭示了这道深渊。不过，深渊的存在并不能取消“摆渡”（翻译）的渴望。
他在《翻译的幸与不幸》中说过，“依尔玛·拉库萨（Ilma Rakusa，生于1946年）曾经谈到译者对翻译作品的恨。这种恨多年来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中伴随着我。但它最终转变成了爱。因为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与作品获得了一段距离，一切都会变得陌生。原作看起来就像是我的译作。两个‘敌人’会变成两个陌生人。它们会交叉地与我相遇。我们礼貌地彼此问候，我会发现我的汉语如德语一样并不太糟糕。”沟通往往起源于陌生感甚至是熟悉之后的陌生感。真正陌生的他者，可以让一种语言借助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激发出母语的潜能。顾彬在张枣诗集《春秋来信》（Briefe aus der Zeit）德译本后记中写道，“与原文相遇就是与语言相遇。与语言相遇意味着交流或自觉交流的可能。”虽然，这种交流并一定是顺利的，但它总是将交流者（阅读者）带入一个新的精神空间。张枣也许是一个特例，因为他的诗歌，无论是汉语原文还是德译本都在挑战读者的理解能力，他的陌生性是比较容易在翻译中获得的。然而，顾彬该又如何处理王家新的诗歌呢，因为后者的诗歌语言是朴素而凝练，此时译文如何才能成为一首站立起来的诗？
来临——给M
犹如梦中，抬头之际
又一架飞机从空中划过，
在这美丽的漫长的夏日的黄昏；
但我知道，奇迹不再降临，
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持鲜花
在机场出口迎候的人。
满园盛开的月季是多余的，
忠诚或不忠也是多余的，
我已心如死灰。
如今，我已安于命运，
在寂静无声的黄昏，手持剪刀
重温古老的无用的手艺，
直到夜色降临。
王家新诗歌的张力往往并非来自外在的修辞，更多地来自于语言背后的隐忍的内心痛感。顾彬的译文努力追求着一种平淡而冷静的语言，没有语言的意外，然而他精准地把握住了这种语言所要求的平衡感。他并未使用任何德语成语去翻译王家新，就连“心如死灰”（wie Asche zumute），他也采用了直译，王家新在原文早已赋予了这个成语以巨大的沉痛感，从而突破了成语自身所凝固的保守性，這个词在诗中是鲜亮的。顾彬对这个成语的平实的翻译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这种精神氛围，因为他知道任何成语和惯用语都会破坏这句诗的力量。另外，整首诗在语调的处理上平缓而保持着一定的紧张，这样的译文也再现了原文所具有的虚无感和忏悔之情。
顾彬在《翻译的幸与不幸》中曾说过：“无论如何，‘翻-译’（Hinuber-setzen）犹如航海。我们从一个语言的港口摆渡（ubersetzen）到另一个语言的港口。最初我们也许带着不满看待我们的渡船，然而最后可能会满怀深情地回望我们的劳作（Werk），并进入新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将“翻译”（Ubersetzen）变形成了‘翻-译’（Hinflber-setzen），‘翻-译’（Hinaber-setzen）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摆渡到对岸。所以对于顾彬而言，翻译是一种摆渡，它将原作的生命力摆渡到了另一种形式之中，因为更新了译者及其语言的生命，使语言的生命在译文中得到更为完整的展开。
是的，翻译也是一种语言的搏斗，它不仅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搏斗，同时也在译作的语言中进行艰难的搏斗，一首出色的译作除了在难度上忠诚于原作并超越于原作，还要自觉地清理自身语言内部的惰性。正如本雅明所说的，“翻译远不是两种僵死语言之间的毫无生机的等式，在一切文学形式中，翻译被赋予特殊的使命，即凝视外语词汇的成熟过程以及自身母语分娩时的阵痛（Wehen）。”（P13）因为每一个词语都拥有自身的漫长历史，一首在当代语言中能够站立的译作源于译者对于整个语言历史的敏感和精妙的抉择。然而，这一切都源于原作与真理的亲密关系，缺少了对这一关系的侦查，译者就是一个盲目的、最终归于失败的劳动者，他永远不能建造起语言的居所。具有可译性的原作在精神内涵上对于译作语言而言往往是陌生性的，于是它必然要求译者对母语在精神内涵和形式上做出痛苦的更新，要求母语的恒久的再生。这种痛苦在译者决定翻译之前就已周知，因为他的选择和决断就是建立在原作对译作的非同寻常的陌生性的要求之上的。如此一来，本真的翻译无所谓忠实或不忠实，可译性的原作一定对译作构成了挑战，它挑战译作的语言规则，更挑战译作的精神结构。在这种挑战中，对原作越是忠实，译文就更深刻地背叛了自身的语言——当然，这样的反叛恰恰是拯救。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对语法规则的挑战使一门语言具有了外语性，但这不应该是一种反动的现代主义，即生成中的语言构成了一种语法的暴力，其语义潜能一旦被转化到社会中去，它是极具伤害性的。语言的潜能不应该是一种暴力，而是一种拯救。
大约在1966年，中国正在开始进行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学学习神学的顾彬却从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取了巨大的能量，给他打开一个崭新世界的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長江边的离别
故人离开黄鹤楼，向西而去，
烟云一样的花朵弥散在江上，
他的孤帆为遥远的天空染上了墨渍，此刻，我只看见河流，这无尽的长江触及了天穹。
这个译本大概是从日语转译的。从我回译的汉译本可以看出，就忠实于原文而言，这是糟糕的译本（也许归因于庞德糟糕的汉语），然而，它依然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基本语调和内在精神，这又是优秀译文所必须的品质。这样的译文显得美中不足，然而，正如庞德认为的，在翻译东方古典诗歌的时候，大部分的音韵毫无用处，他在《声明一一关于意象主义》中写道：“如果一个人没有情感的活力，没有冲动，自然，比起发明一种音乐或韵律结构要轻而易举得多的，是去制造某些看去像‘诗’的东西，因为只要每一行有数目一定的音节或重音就够了。”（P211）翻译的任务是发明一种音乐或韵律结构，在语言中席卷起汹涌的波浪，而对原作音韵的亦步亦趋只能够搅出几个水泡。在庞德看来，译者对内在音调的发明可以使原作获得意外的生命。是的，译作是原作的浴火重生，它是对原作死亡和译作诞生的目击，这一死亡和诞生的双重过程是在陌生化的翻译语言中进行的。要知道，庞德译文曾经带动了一场英美现代诗的变革，他所引领的“意象派”成为了英美现代诗歌的先驱，而他在诗学上的启示恰恰来自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庞德的翻译为顾彬所带来的震惊体验让他转入了汉学系。他甚至说，庞德之于他，就像马克思之于中国。这是在说，庞德在他的生命国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此后的数十年中，他一直研究着汉学，更通过翻译介入文学。他翻译过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六卷本鲁迅选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大学》《中庸》《孝经》等古代经典，以及许多中国古代和当代诗集。他掌握了出色的汉语，他几乎每天都会读《论语》，每天翻译中国文学和哲学著作，他甚至在中国的大学里用汉语授课。比起庞德，他的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当然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忠实，不仅仅是准确而已，或者如王家新在《词的“昏暗过渡”与互译》中所言，“既是对难度的克服，又是对难度的保持。”（P64）近年来，他的翻译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诗人。1991年，他翻译的北岛诗集《太阳城札记》在德国出版，此后他又陆续翻译出版了杨炼、张枣、梁秉钧、翟永明、赵野、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人的个人诗集，还包括一本诗选《一切都善于背叛：中国后朦胧派诗人》（A1les versteht sich aufVerrat.Die posthermetischen DichterChinas），收入了王小妮、于坚、翟永明等人的诗作。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an Gdlik）甚至将顾彬视为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中欧洲最重要的三位身为翻译家的汉学家之一，另外两位是现居以色列的前苏联汉学家L.E.切尔卡斯基（L.E.Cherkassky）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
顾彬认为，正是翻译将一个民族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将德国从第三帝国中拯救出来，将中国从文革中拯救出来。因为翻译打开了一个民族的视域，更新了其内在精神并使其获得了精神上的责任。他所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在德语中呈现出优异的气质，除了他本身是优秀的诗人这一原因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源于他对翻译诗学的独特领悟。他通过德语译文努力去呈现汉语的特殊句法，而不是去让汉语刻意地适应约定俗成的德语表达方式，从而贡献了一种激发语言潜能的陌生性，比如他翻译的张枣的《猫的终结》： 猫的终结
忍受遥远，独特和不屈，猫死去，
各地的晚风如释重负。
这时一对旧情侣正扮演陌生，
这时有人正口述江南，红肥绿瘦。
猫会死，可现实一望无垠，
猫之来世，在眼前，展开，恰如这世界。
猫太成了，不可能变成
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虎。
我因空腹饮浓茶而全身发抖。
如果我提问，必将也是某种表达。
顾彬的译文是忠实于汉语的，但他的译文即使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是陌生的。译作对原作语法结构和内在节奏的把握是他听从于原作的内在声音的结果。他并没有刻意地借用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表达去转化汉语，而是努力保持了汉语的陌生性，也就是张枣的独特的语法结构和内在节奏，尤其是“猫太咸了，不能变成/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虎”（Katzensind zu sal zig，niemal s kSnnen sie/Tigersein.denen Ohrensausen bei Witterung
suBwird）。这样的诗句在德语中也是具有理解难度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译出了张枣诗中的“挽歌”语调。这首诗据说是在1993年写于德国特里尔，诗里面是不是拥有一种异乡的孤独？是不是写到了沟通的困境？猫与虎之间看似相近，其实有着难以调和的差异，这是不是在隐喻汉语和德语之间难以跨越的深渊？这道深渊是含混的，然而无论如何，顾彬在译文中保持并揭示了这道深渊。不过，深渊的存在并不能取消“摆渡”（翻译）的渴望。
他在《翻译的幸与不幸》中说过，“依尔玛·拉库萨（Ilma Rakusa，生于1946年）曾经谈到译者对翻译作品的恨。这种恨多年来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中伴随着我。但它最终转变成了爱。因为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与作品获得了一段距离，一切都会变得陌生。原作看起来就像是我的译作。两个‘敌人’会变成两个陌生人。它们会交叉地与我相遇。我们礼貌地彼此问候，我会发现我的汉语如德语一样并不太糟糕。”沟通往往起源于陌生感甚至是熟悉之后的陌生感。真正陌生的他者，可以让一种语言借助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激发出母语的潜能。顾彬在张枣诗集《春秋来信》（Briefe aus der Zeit）德译本后记中写道，“与原文相遇就是与语言相遇。与语言相遇意味着交流或自觉交流的可能。”虽然，这种交流并一定是顺利的，但它总是将交流者（阅读者）带入一个新的精神空间。张枣也许是一个特例，因为他的诗歌，无论是汉语原文还是德译本都在挑战读者的理解能力，他的陌生性是比较容易在翻译中获得的。然而，顾彬该又如何处理王家新的诗歌呢，因为后者的诗歌语言是朴素而凝练，此时译文如何才能成为一首站立起来的诗？
来临——给M
犹如梦中，抬头之际
又一架飞机从空中划过，
在这美丽的漫长的夏日的黄昏；
但我知道，奇迹不再降临，
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持鲜花
在机场出口迎候的人。
满园盛开的月季是多余的，
忠诚或不忠也是多余的，
我已心如死灰。
如今，我已安于命运，
在寂静无声的黄昏，手持剪刀
重温古老的无用的手艺，
直到夜色降临。
王家新诗歌的张力往往并非来自外在的修辞，更多地来自于语言背后的隐忍的内心痛感。顾彬的译文努力追求着一种平淡而冷静的语言，没有语言的意外，然而他精准地把握住了这种语言所要求的平衡感。他并未使用任何德语成语去翻译王家新，就连“心如死灰”（wie Asche zumute），他也采用了直译，王家新在原文早已赋予了这个成语以巨大的沉痛感，从而突破了成语自身所凝固的保守性，這个词在诗中是鲜亮的。顾彬对这个成语的平实的翻译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这种精神氛围，因为他知道任何成语和惯用语都会破坏这句诗的力量。另外，整首诗在语调的处理上平缓而保持着一定的紧张，这样的译文也再现了原文所具有的虚无感和忏悔之情。
顾彬在《翻译的幸与不幸》中曾说过：“无论如何，‘翻-译’（Hinuber-setzen）犹如航海。我们从一个语言的港口摆渡（ubersetzen）到另一个语言的港口。最初我们也许带着不满看待我们的渡船，然而最后可能会满怀深情地回望我们的劳作（Werk），并进入新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将“翻译”（Ubersetzen）变形成了‘翻-译’（Hinflber-setzen），‘翻-译’（Hinaber-setzen）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摆渡到对岸。所以对于顾彬而言，翻译是一种摆渡，它将原作的生命力摆渡到了另一种形式之中，因为更新了译者及其语言的生命，使语言的生命在译文中得到更为完整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