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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西厢记》中反封建的主体人性意识成为剧作的思想光辉，而这一思想的产生与作者王实甫生活的社会背景及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王实甫生活在元人残酷统治下儒生备受欺辱的特殊时代，现实的黑暗与当权者的压迫使他的思想中带有反封建、倡人性的主体观念以及自我宣泄的慰藉心理，从而为《西厢记》的诞生奠定了思想背景。
关键词：王实甫 《西厢记》 思想背景 反封建 倡人性 宣泄心理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追捧与研究，而对于作者王实甫的记载却是只言片语，为了更好的了解《西厢记》的历史由来与思想价值，前人对于王实甫的生卒年做过大量的研究，却至今未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对此，邓绍基先生在《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一文中做了详细解释，并对王实甫的活动年代给出了一个界定，即王实甫大约生于金亡之际，主要活动年代在至元到大德年间，或卒于大末、皇庆初。[1]然而其生卒年份依然不能确定，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即王实甫是元朝人，生活在蒙古族统治时期。这一点对研究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思想背景来说已是足够。
蒙古族以弓马骑射夺天下，其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极力尊蒙族，轻汉族，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且对汉族知识分子心存戒心，极力压制文人的社会地位及人性自由。“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这便是元朝统治下的文人社会地位。不仅如此，元朝统治者还废止科举制度，使文人无“入仕之阶”，元代的汉族文人很难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有才华的文人流落在社会底层，或避世隐居，或与倡优为伍，即便是“小夫贱吏，亦认儒为嗤诋”。一时之间，整个社会“不重书生重财主”的风气盛行，历来被尊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从此处于一种被压迫被歧视的低等社会地位，大多数饱学之士不得重用，纵有满腹诗书也逃脱不了封建政权的压迫而忍受不幸与屈辱，成为世人眼中的“穷酸饿醋”。[2]王实甫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终日游走在社会底层，看透了社会上的黑暗不公与当权者的道貌岸然，他的所见所闻都为《西厢记》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反封建”思想
元人的统治是野蛮而粗暴的，统治者在原有的封建教条的基础上增加层层桎梏与枷锁，束缚人的思想，扼杀人的本性。文人是思想的先驱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长期受到封建政权的压迫，这种压迫久而久之便促使文人产生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思想。在《西厢记》中，这种反封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崔张二人冲破礼教束缚争取自由爱情上，也表现在对相国夫人以及对普救寺和尚的无情揭露与讽刺上。
莺莺不顾母亲之威，最终与张生“鱼水得和谐”，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教最大的反抗，可这种反抗又并不彻底，当老夫人得知二人木已成舟之际，便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朝取应。张生与莺莺浓情蜜意之时不得不听从老夫人的要求而忍受别离之苦，上京应考，这一点却又是对封建礼教的妥协，也正是王实甫思想深处对封建仕途之路的追求与妥协心理所致。
另外，元朝历代皇帝将佛教奉为国教，上都寺院林立，僧众不计其数。上层佛僧备受蒙古贵族宠信，其行事专横跋扈，肆意妄为。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正说明了当时僧众地位崇高的事实。元代僧众在统治者的纵容和庇护之下，空披着佛门善本的外衣却专司不法之事，朝拜神佛，暮行奸恶。王实甫对这些披着虚伪袈裟的僧侣深恶痛绝，在《西厢记》第一本《闹斋》一节中将众和尚看到莺莺出场时表现出来的各种丑态刻画地淋漓尽致。
【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僗，觑着法聪头作金磐敲。
【甜水令】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
王实甫通过描写和尚之态反衬了莺莺之美，实则却是对这些“伪和尚”无情的嘲讽，他以此方法使众和尚丑态毕现，强烈抨击了当时佛教徒的粗鄙丑陋与虚伪腌臜。另外，王实甫在《西厢记》中还通过惠明和尚的“诳行妄语”来表达对封建佛教的反叛与鄙视。
【滚绣球】我经文也不会谈，逃禅也懒去参；戒刀头近新来钢蘸，铁棒上无半星儿土渍尘缄。别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只会斋得饱也只向那僧房中胡渰，那里管焚烧了兜率也似伽蓝。则为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这济因扶危书一缄，有勇无惭。
惠明身为和尚却看不起和尚，他喝酒吃肉，抡棍杀人，并称“那些和尚”为“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这既是对佛门僧徒的讽刺也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反抗。王实甫在此不吝笔墨，他借惠明之言狠狠地鞭笞了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和尚”，以此纾解心中对封建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愤懑。
最后，郑恒以卑劣手段欺瞒众人来索取莺莺，事败被揭后，自愧无颜，触树而死，张生与莺莺终得团圆，而在这一大团圆结局的背后，王实甫无情地鞭挞了封建权贵之人的虚伪自私。
（夫人云）俺不曾必死他，我是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着他两口儿成合者。
郑恒之死是王实甫憎恨当权豪富使然，而老夫人见郑恒已死，便赶紧推脱责任，身为“亲姑娘”却无半分哀痛之情，死人未葬，便急急做喜庆茶饭，其冷酷无情之极正是对封建权贵的暗讽与鄙视。
二.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倡人性”思想
封建礼教为当权者提供了方便，可对民众来说，无疑是思想的桎梏，最初那种自然的人性被各种教条层层束缚，即便是最真挚的情感流露也要被套上世俗的约束与限制。王实甫是自由人性的捍卫者，这一思想在《西厢记》中表现在对崔张二人冲破封建礼教枷锁而走向结合的刻画描写上。对此，有一些假道学者称《西厢记》为淫书，金圣叹则针锋相对地称《西厢记》是“天地妙文”，他对于《西厢记》中的男女私情是这样说的：
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帝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何自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一部书，有如许洒洒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其如许洒洒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于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3]
关键词：王实甫 《西厢记》 思想背景 反封建 倡人性 宣泄心理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追捧与研究，而对于作者王实甫的记载却是只言片语，为了更好的了解《西厢记》的历史由来与思想价值，前人对于王实甫的生卒年做过大量的研究，却至今未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对此，邓绍基先生在《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一文中做了详细解释，并对王实甫的活动年代给出了一个界定，即王实甫大约生于金亡之际，主要活动年代在至元到大德年间，或卒于大末、皇庆初。[1]然而其生卒年份依然不能确定，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即王实甫是元朝人，生活在蒙古族统治时期。这一点对研究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思想背景来说已是足够。
蒙古族以弓马骑射夺天下，其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极力尊蒙族，轻汉族，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且对汉族知识分子心存戒心，极力压制文人的社会地位及人性自由。“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这便是元朝统治下的文人社会地位。不仅如此，元朝统治者还废止科举制度，使文人无“入仕之阶”，元代的汉族文人很难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有才华的文人流落在社会底层，或避世隐居，或与倡优为伍，即便是“小夫贱吏，亦认儒为嗤诋”。一时之间，整个社会“不重书生重财主”的风气盛行，历来被尊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从此处于一种被压迫被歧视的低等社会地位，大多数饱学之士不得重用，纵有满腹诗书也逃脱不了封建政权的压迫而忍受不幸与屈辱，成为世人眼中的“穷酸饿醋”。[2]王实甫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终日游走在社会底层，看透了社会上的黑暗不公与当权者的道貌岸然，他的所见所闻都为《西厢记》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反封建”思想
元人的统治是野蛮而粗暴的，统治者在原有的封建教条的基础上增加层层桎梏与枷锁，束缚人的思想，扼杀人的本性。文人是思想的先驱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长期受到封建政权的压迫，这种压迫久而久之便促使文人产生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思想。在《西厢记》中，这种反封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崔张二人冲破礼教束缚争取自由爱情上，也表现在对相国夫人以及对普救寺和尚的无情揭露与讽刺上。
莺莺不顾母亲之威，最终与张生“鱼水得和谐”，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教最大的反抗，可这种反抗又并不彻底，当老夫人得知二人木已成舟之际，便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朝取应。张生与莺莺浓情蜜意之时不得不听从老夫人的要求而忍受别离之苦，上京应考，这一点却又是对封建礼教的妥协，也正是王实甫思想深处对封建仕途之路的追求与妥协心理所致。
另外，元朝历代皇帝将佛教奉为国教，上都寺院林立，僧众不计其数。上层佛僧备受蒙古贵族宠信，其行事专横跋扈，肆意妄为。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正说明了当时僧众地位崇高的事实。元代僧众在统治者的纵容和庇护之下，空披着佛门善本的外衣却专司不法之事，朝拜神佛，暮行奸恶。王实甫对这些披着虚伪袈裟的僧侣深恶痛绝，在《西厢记》第一本《闹斋》一节中将众和尚看到莺莺出场时表现出来的各种丑态刻画地淋漓尽致。
【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僗，觑着法聪头作金磐敲。
【甜水令】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
王实甫通过描写和尚之态反衬了莺莺之美，实则却是对这些“伪和尚”无情的嘲讽，他以此方法使众和尚丑态毕现，强烈抨击了当时佛教徒的粗鄙丑陋与虚伪腌臜。另外，王实甫在《西厢记》中还通过惠明和尚的“诳行妄语”来表达对封建佛教的反叛与鄙视。
【滚绣球】我经文也不会谈，逃禅也懒去参；戒刀头近新来钢蘸，铁棒上无半星儿土渍尘缄。别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只会斋得饱也只向那僧房中胡渰，那里管焚烧了兜率也似伽蓝。则为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这济因扶危书一缄，有勇无惭。
惠明身为和尚却看不起和尚，他喝酒吃肉，抡棍杀人，并称“那些和尚”为“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这既是对佛门僧徒的讽刺也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反抗。王实甫在此不吝笔墨，他借惠明之言狠狠地鞭笞了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和尚”，以此纾解心中对封建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愤懑。
最后，郑恒以卑劣手段欺瞒众人来索取莺莺，事败被揭后，自愧无颜，触树而死，张生与莺莺终得团圆，而在这一大团圆结局的背后，王实甫无情地鞭挞了封建权贵之人的虚伪自私。
（夫人云）俺不曾必死他，我是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着他两口儿成合者。
郑恒之死是王实甫憎恨当权豪富使然，而老夫人见郑恒已死，便赶紧推脱责任，身为“亲姑娘”却无半分哀痛之情，死人未葬，便急急做喜庆茶饭，其冷酷无情之极正是对封建权贵的暗讽与鄙视。
二.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倡人性”思想
封建礼教为当权者提供了方便，可对民众来说，无疑是思想的桎梏，最初那种自然的人性被各种教条层层束缚，即便是最真挚的情感流露也要被套上世俗的约束与限制。王实甫是自由人性的捍卫者，这一思想在《西厢记》中表现在对崔张二人冲破封建礼教枷锁而走向结合的刻画描写上。对此，有一些假道学者称《西厢记》为淫书，金圣叹则针锋相对地称《西厢记》是“天地妙文”，他对于《西厢记》中的男女私情是这样说的：
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帝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何自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一部书，有如许洒洒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其如许洒洒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于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