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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明其妙”成批判对象
这里所说的《文艺报》事件，是指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的过程中，因“打击新生力量”问题而对《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发难。
1954年，毛泽东为了要清除胡适思想在文化界的影响，以便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他选中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以对它的批判作为突破口。俞平伯属于新红学派，这个学派的开创者正是胡适。俞平伯当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就是在胡适的影响下写成的，而解放后的修订本《红楼梦研究》和其他红学文章，也没有摆脱这种影响。所以，从俞平伯这个突破口向纵深发展，自然就攻到胡适思想的大本营了。
毛泽东日后在打击林彪集团时，曾宣布过他的一种战术，叫做“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其实，这种战术他早就在运用了。这回他甩出的石头是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位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人，写了一篇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却到处碰壁，最后是送到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在学报《文史哲》上发表出来。但这篇文章却被毛泽东看中，由江青出面，要《人民日报》转载，不料受到重重阻力，未能如愿，最后才得以转载在《文艺报》上。
这种阻力，被毛泽东看作是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的绊脚石，当然需要搬开。但搬开什么角色，也需要加以选择。以毛泽东情报之灵和知人之明，他自然不会不晓得，转载的阻力主要来自周扬。正是这位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种种藉口，来反对《人民日报》转载李、蓝文章的，《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并无这种权力。但那时毛泽东大概还不想抛弃这个努力紧跟的部下，或者打击的时机还未成熟，或者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人来主管文艺界，所以他把矛头转向冯雪峰。
虽然冯雪峰自从1933年底进入江西苏区，与毛泽东有了交往之后，便成为一个坚定的“毛派”分子，毛泽东也一直赞赏他的文学才能。据说早在1925年，毛泽东看到他的湖畔新诗之后，就想把他调到自己身边来工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在百忙之中抽空阅读了冯雪峰的新作，并在接见时对他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①但自从冯雪峰1946年发表了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的文章《题外的话》以后，就已经属于不可靠的人物，何况在执掌《文艺报》编辑大权之后，他还经常在文艺思想上表现出叛逆的倾向，一再提出反对“写政策”、 反对文艺简单地服从政治，反对对文艺进行行政式的领导，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倾向，而坚持“写真实”原则，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对当前的文艺创作提出毫不留情的批评，说是“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甚至对周扬充分肯定、大力表扬的老舍紧密配合政治任务的创作道路，也作出了否定，说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要把老舍先生走得很苦的道路停下来，我们要否定这条路，否定这样反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而且还指责当时在实行一种“思想上的管制”，提出了要“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的要求。这无异于继续向《讲话》挑战，至少是继续背离《讲话》精神，毛泽东如何能依靠他来贯彻自己的文艺路线？周扬说，毛主席不喜欢冯雪峰的文艺理论文章，这大概是的确的。
而周扬虽然当年受王明路线的影响甚深，但到延安之后，审时度势，马上就转而追随毛泽东，特别是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规定了党的文艺路线，周扬就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宣传者和贯彻者，除了改造艺术教育、大搞秧歌舞之外，还很快编辑、出版了一本文艺语录汇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并列，并在序言中称颂毛泽东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高尔基和鲁迅是文学家，普列汉诺夫是理论家，放在这里只是一种点缀，周扬此举实际上是将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奉为革命领袖兼理论家，在当时也是造神运动中的一个创举。这本书出版于1944年，比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还要早一年。此后，周扬在宣传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上的确不遗余力，而且富有创造性，如提出“写政策”的要求，使文艺紧跟政治，而且他自己的文艺评论也都是以党的政策为出发点，来论定是非，评价高低。
这样一比较，我们对于毛泽东在冯、周二人之间的去取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打击新生力量”问题上，保护了真正的责任人周扬，而把冯雪峰拉出来当替罪羊，也就容易看得明白了。政治家从来都是从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历史的恩怨总要服从于现实的需要。至于辨别责任人的真伪，那是法学家们的事，而且必须在司法独立的条件下，他们才能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见。
冯雪峰当时的地位虽然在周扬之下，但大小也是文艺界的一个领导人物，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且还是文艺理论的权威，执掌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敲打他同样能起到震动作用。
这样，就有《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的出现。
袁水拍奉命写批判文章
袁水拍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奉的正是毛泽东之命。而且连文章的署名，也是毛泽东决定的。据说，袁水拍不想署自己的真名，大概因为这篇文章写得气势汹汹，强词夺理，或许他自己也觉得难以面对文艺界同仁，怕将来要留下骂名吧。但毛泽东要借他的名字来发难，他也只好服从。
袁水拍的文章，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得很高，而且道出了毛泽东要借《文艺报》开刀的实质所在：“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他所抓住的“证据”，就是《文艺报》为转载李希凡、蓝翎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
其实这个编者按，应该说是写得平实、公允，对两位青年作者，既鼓励有加，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很有分寸。但是，在袁水拍等人看来，却是大逆不道，罪不可恕。因为“可怪的是编者说了这样一大堆话，却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袁水拍还找出一年多以前《文艺报》在“新书刊”栏目中发表过的一则推荐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字，与这次的编者按作为对比。那段推荐俞平伯著作的文字里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而这次推荐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按语里，却说是“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从这一对比中，袁水拍得出了“待遇不公平”的结论。而且又从编者按里找到了产生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原因：“待遇不公平，是什么缘故呢？也许按语中已经给我们点明：‘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虽则写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文章，也只能算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云云而已。”这样，就得出了《文艺报》等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投降，而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的结论：“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袁水拍的指责，除了无限上纲、扣大帽子之外，还在看似振振有词的地方，表现出立论基础的虚构性。因为推介俞平伯著作的文字和转载李、蓝文章的编者按，并不是同一个人所写，只是发表在同一家刊物而已。袁水拍本人也是报刊编辑，他应该知道，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并不全部代表编者的观点，特别是一些推介文字，主编不可能每篇都审阅，更不可能一一核对原书、原件，去判断其准确性，这才有“文责自负”这句文坛常用语。将两则毫不搭界的文字联在一起找问题，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实，这是袁水拍先接受了此种治罪方案的旨意，然后再按题意去找材料的结果。因为找不到确切的材料，就只好胡乱拼揍了。这也是遵命作文、主题先行的通病。可惜一位有影响的诗人，竟堕落成为一名家丁打手！
为了说明《文艺报》编者这种“贵族老爷式态度”的一贯性，袁水拍还举出了一年多前该报发表李琮批评青年作家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的文章来作例证，虽然不久《文艺报》就发表康濯的《评〈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批评》，并加上编者按，来“纠正”这个“错误”。但袁水拍还是将此事拿出来一起批判，这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也是批判运动的惯用做法。
写检讨后仅保留编委的名义
袁水拍的文章发表以后，的确震动很大。有些人是借此观察动向，也有些与冯雪峰接近的青年人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冯雪峰不是袁水拍所说的那种贵族老爷，而是对青年人爱护有加。《文艺报》有两个编辑，就“想投书党报，拨乱反正，澄清事实，说明冯雪峰当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位文艺工作者的，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并没有压制他们，冯对青年人是非常热情的”。②青年作家杜鹏程在《保卫延安》的出版过程中，受到冯雪峰热情的接待和指导，并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提高了作品的质量，所以当冯雪峰受到袁水拍的指责，罪名之一竟是“压制新生力量”时，他就非常不平，因为“在几个月之前他还废寝忘食地帮我看稿子，奖掖我这个文学新兵呢！”他对冯雪峰说：“李希凡是新生力量，我大概也是个新生力量吧。《保卫延安》刚出来，你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为这书出了很多力量。这不也就是扶植新生力量吗？”③他想以自己为例，提出申辩，却为冯雪峰所劝阻。冯雪峰比这些天真、单纯的青年人要富有政治经验，他看得出袁水拍文章的来头，知道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绝对没有申辩的余地，留给自己的，只有写检讨这一条路。于是，他立即写出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全盘接受了袁水拍的责难，说“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是把《文艺报》的这个错误的实质和严重性完全揭露出来了”。并且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的头上，说：“这个错误完全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文艺报》的主编，而且那个错误的编者按语是我写的。”此外，按照当时写检讨的惯例，当然还要写些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决心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之类的话。
袁水拍的《质问》，是在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冯雪峰的《检讨》，紧跟着在10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1954年第20期上就发表了。反映不能说不快。但是，上面并没有给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12月8日就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要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两天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就通过了《文艺报》新编委会的名单：由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黄药眠、刘白羽、王瑶等七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为常务编辑委员。并责成这个新编委会在两星期内提出新的编辑方针和改正工作的具体方案，从1955年1月起开始工作。
给冯雪峰保留一个编委的名义，还算是给他留了一点面子，但实际上，他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当时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更高层的领导，无论如何已经容不下这样一位坚持反对主观主义创作路线，反对“写政策”，而提倡现实主义道路，提倡“写真实”的理论家来主持这份指导性的理论刊物了。冯雪峰被拉下这个位置，是必然的。
但胡风却领会错了袁水拍文章的意思，他以为“压制新生力量”的指责，是他送上去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于是借批判《文艺报》的机会，为自己这一派的青年作家路翎、阿垅等人的受排挤、受压制、受批判而呼冤叫屈。上面正找不到整肃胡风以及与他接近的一批作家的藉口，于是抓住这个时机，就掀起了一场反胡风斗争，从“反党小集团”一直上升到“反革命小集团”。三十年代在上海时，胡风是雪峰派，与周扬的结怨也在那个时候。在“反胡风”斗争中，周扬岂能放过冯雪峰？于是，雪峰又成了胡风派，也受到了审查，并且在党内受到批判。
但是，为什么冯雪峰没有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或“黑后台”之类呢？或以为胡风在解放后常表现出与冯雪峰的对立情绪，甚至在日记中称他为“三花”，——即三花脸，也就是小丑，真是够尖刻的了，这或许从反面帮了冯雪峰的忙，使办案人员明白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终于使冯雪峰逃过了这一关。但这只是好心人的推测罢了，未必符合实际情况。其实，即使有秉公的办案人员看到了这一点，他也无法决定冯雪峰的命运。在那时，案件的判决，不是由司法人员决定的，上报的材料就得要按照领导上定的调子来写，而对冯雪峰这样的人定案，恐怕也不是周扬所能拍板，还有更高层的决策者。如果需要将冯雪峰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分子，几句骂话算得了什么障碍？君不见章伯钧与罗隆基在1957年的命运乎，他们二人的对立是出了名的，高层谁人不知，不是照样可以将他们打成“章罗同盟”吗？冯雪峰之所以没有被打成为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分子，大概是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一向有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目标的军事方针，冯雪峰在文艺界不是一般人物，把他放在“胡风反革命小集团”里，难免要喧宾争主，指挥者大概不想分散目标，所以还是暂时放他一马，留待以后收拾。
但冯雪峰在文艺界的地位，却明显地跌落了。这在此后的一些公开活动中，就可以看出。
地位跌落无缘鲁迅迁葬活动
195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根据逢十要大纪念的惯例，这一年准备了各种纪念鲁迅的活动。除组织研究文章和报告会之外，上海还在10月15日上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迁墓仪式。将鲁迅墓从西郊的万国公墓迁到鲁迅故居附近的虹口公园，旧墓的墓碑是鲁迅的儿子海婴写的，新墓上“鲁迅先生之墓”这几个字，则是毛泽东的手书，可见规格之高。
这一年纪念活动的各种规划，如《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准备工作计划》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研究性论文拟题计划》，都是冯雪峰起草的，但是，迁墓仪式却没有这位鲁迅学生和战友的份。当年鲁迅葬礼是由冯雪峰策划的，由于条件的限制，墓地比较简陋，冯雪峰曾经对许广平等人发愿，说等到革命成功，一定要重新隆重安葬鲁迅。现在这个许诺是兑现了，可是他自己却被排除在迁葬活动之外；主持其事的，是那时鲁迅的反对者周扬。
那个年代，政治上的失落往往是被打倒的先兆。冯雪峰在1957年的被打倒，其实是《文艺报》事件的继续。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注释：
①见冯夏熊：《冯雪峰传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徐州师范学院印行。
②丁玲：《我与雪峰》，《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
③杜鹏程：《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延河》1979年第11期。
这里所说的《文艺报》事件，是指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的过程中，因“打击新生力量”问题而对《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发难。
1954年，毛泽东为了要清除胡适思想在文化界的影响，以便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他选中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以对它的批判作为突破口。俞平伯属于新红学派，这个学派的开创者正是胡适。俞平伯当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就是在胡适的影响下写成的，而解放后的修订本《红楼梦研究》和其他红学文章，也没有摆脱这种影响。所以，从俞平伯这个突破口向纵深发展，自然就攻到胡适思想的大本营了。
毛泽东日后在打击林彪集团时，曾宣布过他的一种战术，叫做“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其实，这种战术他早就在运用了。这回他甩出的石头是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位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人，写了一篇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却到处碰壁，最后是送到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在学报《文史哲》上发表出来。但这篇文章却被毛泽东看中，由江青出面，要《人民日报》转载，不料受到重重阻力，未能如愿，最后才得以转载在《文艺报》上。
这种阻力，被毛泽东看作是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的绊脚石，当然需要搬开。但搬开什么角色，也需要加以选择。以毛泽东情报之灵和知人之明，他自然不会不晓得，转载的阻力主要来自周扬。正是这位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种种藉口，来反对《人民日报》转载李、蓝文章的，《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并无这种权力。但那时毛泽东大概还不想抛弃这个努力紧跟的部下，或者打击的时机还未成熟，或者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人来主管文艺界，所以他把矛头转向冯雪峰。
虽然冯雪峰自从1933年底进入江西苏区，与毛泽东有了交往之后，便成为一个坚定的“毛派”分子，毛泽东也一直赞赏他的文学才能。据说早在1925年，毛泽东看到他的湖畔新诗之后，就想把他调到自己身边来工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在百忙之中抽空阅读了冯雪峰的新作，并在接见时对他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①但自从冯雪峰1946年发表了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的文章《题外的话》以后，就已经属于不可靠的人物，何况在执掌《文艺报》编辑大权之后，他还经常在文艺思想上表现出叛逆的倾向，一再提出反对“写政策”、 反对文艺简单地服从政治，反对对文艺进行行政式的领导，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倾向，而坚持“写真实”原则，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对当前的文艺创作提出毫不留情的批评，说是“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甚至对周扬充分肯定、大力表扬的老舍紧密配合政治任务的创作道路，也作出了否定，说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要把老舍先生走得很苦的道路停下来，我们要否定这条路，否定这样反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而且还指责当时在实行一种“思想上的管制”，提出了要“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的要求。这无异于继续向《讲话》挑战，至少是继续背离《讲话》精神，毛泽东如何能依靠他来贯彻自己的文艺路线？周扬说，毛主席不喜欢冯雪峰的文艺理论文章，这大概是的确的。
而周扬虽然当年受王明路线的影响甚深，但到延安之后，审时度势，马上就转而追随毛泽东，特别是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规定了党的文艺路线，周扬就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宣传者和贯彻者，除了改造艺术教育、大搞秧歌舞之外，还很快编辑、出版了一本文艺语录汇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并列，并在序言中称颂毛泽东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高尔基和鲁迅是文学家，普列汉诺夫是理论家，放在这里只是一种点缀，周扬此举实际上是将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奉为革命领袖兼理论家，在当时也是造神运动中的一个创举。这本书出版于1944年，比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还要早一年。此后，周扬在宣传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上的确不遗余力，而且富有创造性，如提出“写政策”的要求，使文艺紧跟政治，而且他自己的文艺评论也都是以党的政策为出发点，来论定是非，评价高低。
这样一比较，我们对于毛泽东在冯、周二人之间的去取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打击新生力量”问题上，保护了真正的责任人周扬，而把冯雪峰拉出来当替罪羊，也就容易看得明白了。政治家从来都是从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历史的恩怨总要服从于现实的需要。至于辨别责任人的真伪，那是法学家们的事，而且必须在司法独立的条件下，他们才能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见。
冯雪峰当时的地位虽然在周扬之下，但大小也是文艺界的一个领导人物，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且还是文艺理论的权威，执掌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敲打他同样能起到震动作用。
这样，就有《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的出现。
袁水拍奉命写批判文章
袁水拍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奉的正是毛泽东之命。而且连文章的署名，也是毛泽东决定的。据说，袁水拍不想署自己的真名，大概因为这篇文章写得气势汹汹，强词夺理，或许他自己也觉得难以面对文艺界同仁，怕将来要留下骂名吧。但毛泽东要借他的名字来发难，他也只好服从。
袁水拍的文章，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得很高，而且道出了毛泽东要借《文艺报》开刀的实质所在：“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他所抓住的“证据”，就是《文艺报》为转载李希凡、蓝翎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
其实这个编者按，应该说是写得平实、公允，对两位青年作者，既鼓励有加，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很有分寸。但是，在袁水拍等人看来，却是大逆不道，罪不可恕。因为“可怪的是编者说了这样一大堆话，却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袁水拍还找出一年多以前《文艺报》在“新书刊”栏目中发表过的一则推荐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字，与这次的编者按作为对比。那段推荐俞平伯著作的文字里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而这次推荐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按语里，却说是“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从这一对比中，袁水拍得出了“待遇不公平”的结论。而且又从编者按里找到了产生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原因：“待遇不公平，是什么缘故呢？也许按语中已经给我们点明：‘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虽则写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文章，也只能算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云云而已。”这样，就得出了《文艺报》等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投降，而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的结论：“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袁水拍的指责，除了无限上纲、扣大帽子之外，还在看似振振有词的地方，表现出立论基础的虚构性。因为推介俞平伯著作的文字和转载李、蓝文章的编者按，并不是同一个人所写，只是发表在同一家刊物而已。袁水拍本人也是报刊编辑，他应该知道，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并不全部代表编者的观点，特别是一些推介文字，主编不可能每篇都审阅，更不可能一一核对原书、原件，去判断其准确性，这才有“文责自负”这句文坛常用语。将两则毫不搭界的文字联在一起找问题，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实，这是袁水拍先接受了此种治罪方案的旨意，然后再按题意去找材料的结果。因为找不到确切的材料，就只好胡乱拼揍了。这也是遵命作文、主题先行的通病。可惜一位有影响的诗人，竟堕落成为一名家丁打手！
为了说明《文艺报》编者这种“贵族老爷式态度”的一贯性，袁水拍还举出了一年多前该报发表李琮批评青年作家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的文章来作例证，虽然不久《文艺报》就发表康濯的《评〈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批评》，并加上编者按，来“纠正”这个“错误”。但袁水拍还是将此事拿出来一起批判，这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也是批判运动的惯用做法。
写检讨后仅保留编委的名义
袁水拍的文章发表以后，的确震动很大。有些人是借此观察动向，也有些与冯雪峰接近的青年人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冯雪峰不是袁水拍所说的那种贵族老爷，而是对青年人爱护有加。《文艺报》有两个编辑，就“想投书党报，拨乱反正，澄清事实，说明冯雪峰当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位文艺工作者的，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并没有压制他们，冯对青年人是非常热情的”。②青年作家杜鹏程在《保卫延安》的出版过程中，受到冯雪峰热情的接待和指导，并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提高了作品的质量，所以当冯雪峰受到袁水拍的指责，罪名之一竟是“压制新生力量”时，他就非常不平，因为“在几个月之前他还废寝忘食地帮我看稿子，奖掖我这个文学新兵呢！”他对冯雪峰说：“李希凡是新生力量，我大概也是个新生力量吧。《保卫延安》刚出来，你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为这书出了很多力量。这不也就是扶植新生力量吗？”③他想以自己为例，提出申辩，却为冯雪峰所劝阻。冯雪峰比这些天真、单纯的青年人要富有政治经验，他看得出袁水拍文章的来头，知道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绝对没有申辩的余地，留给自己的，只有写检讨这一条路。于是，他立即写出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全盘接受了袁水拍的责难，说“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是把《文艺报》的这个错误的实质和严重性完全揭露出来了”。并且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的头上，说：“这个错误完全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文艺报》的主编，而且那个错误的编者按语是我写的。”此外，按照当时写检讨的惯例，当然还要写些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决心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之类的话。
袁水拍的《质问》，是在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冯雪峰的《检讨》，紧跟着在10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1954年第20期上就发表了。反映不能说不快。但是，上面并没有给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12月8日就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要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两天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就通过了《文艺报》新编委会的名单：由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黄药眠、刘白羽、王瑶等七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为常务编辑委员。并责成这个新编委会在两星期内提出新的编辑方针和改正工作的具体方案，从1955年1月起开始工作。
给冯雪峰保留一个编委的名义，还算是给他留了一点面子，但实际上，他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当时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更高层的领导，无论如何已经容不下这样一位坚持反对主观主义创作路线，反对“写政策”，而提倡现实主义道路，提倡“写真实”的理论家来主持这份指导性的理论刊物了。冯雪峰被拉下这个位置，是必然的。
但胡风却领会错了袁水拍文章的意思，他以为“压制新生力量”的指责，是他送上去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于是借批判《文艺报》的机会，为自己这一派的青年作家路翎、阿垅等人的受排挤、受压制、受批判而呼冤叫屈。上面正找不到整肃胡风以及与他接近的一批作家的藉口，于是抓住这个时机，就掀起了一场反胡风斗争，从“反党小集团”一直上升到“反革命小集团”。三十年代在上海时，胡风是雪峰派，与周扬的结怨也在那个时候。在“反胡风”斗争中，周扬岂能放过冯雪峰？于是，雪峰又成了胡风派，也受到了审查，并且在党内受到批判。
但是，为什么冯雪峰没有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或“黑后台”之类呢？或以为胡风在解放后常表现出与冯雪峰的对立情绪，甚至在日记中称他为“三花”，——即三花脸，也就是小丑，真是够尖刻的了，这或许从反面帮了冯雪峰的忙，使办案人员明白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终于使冯雪峰逃过了这一关。但这只是好心人的推测罢了，未必符合实际情况。其实，即使有秉公的办案人员看到了这一点，他也无法决定冯雪峰的命运。在那时，案件的判决，不是由司法人员决定的，上报的材料就得要按照领导上定的调子来写，而对冯雪峰这样的人定案，恐怕也不是周扬所能拍板，还有更高层的决策者。如果需要将冯雪峰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分子，几句骂话算得了什么障碍？君不见章伯钧与罗隆基在1957年的命运乎，他们二人的对立是出了名的，高层谁人不知，不是照样可以将他们打成“章罗同盟”吗？冯雪峰之所以没有被打成为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分子，大概是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一向有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目标的军事方针，冯雪峰在文艺界不是一般人物，把他放在“胡风反革命小集团”里，难免要喧宾争主，指挥者大概不想分散目标，所以还是暂时放他一马，留待以后收拾。
但冯雪峰在文艺界的地位，却明显地跌落了。这在此后的一些公开活动中，就可以看出。
地位跌落无缘鲁迅迁葬活动
195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根据逢十要大纪念的惯例，这一年准备了各种纪念鲁迅的活动。除组织研究文章和报告会之外，上海还在10月15日上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迁墓仪式。将鲁迅墓从西郊的万国公墓迁到鲁迅故居附近的虹口公园，旧墓的墓碑是鲁迅的儿子海婴写的，新墓上“鲁迅先生之墓”这几个字，则是毛泽东的手书，可见规格之高。
这一年纪念活动的各种规划，如《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准备工作计划》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研究性论文拟题计划》，都是冯雪峰起草的，但是，迁墓仪式却没有这位鲁迅学生和战友的份。当年鲁迅葬礼是由冯雪峰策划的，由于条件的限制，墓地比较简陋，冯雪峰曾经对许广平等人发愿，说等到革命成功，一定要重新隆重安葬鲁迅。现在这个许诺是兑现了，可是他自己却被排除在迁葬活动之外；主持其事的，是那时鲁迅的反对者周扬。
那个年代，政治上的失落往往是被打倒的先兆。冯雪峰在1957年的被打倒，其实是《文艺报》事件的继续。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注释：
①见冯夏熊：《冯雪峰传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徐州师范学院印行。
②丁玲：《我与雪峰》，《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
③杜鹏程：《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延河》197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