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
　　李泽楷，是李嘉诚的“后浪”。他能否“强”于“前浪”即以“小超人”超越“老超人”？
　　与“长江”相同，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要等待时间这个最公允的裁判来断定。儿子能否战胜老子？关键是要看那“战胜”的尺度即标准——论谁赚的钱多？论谁活得更长？论谁吃的盐多？论谁更有创意？
　　于是，关于李嘉诚，关于李泽楷，除了他们上阵父子兵的血浓于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伦理的、家族的和社会的关系，除了他们在类似电盈一案上和今后还少不了的是是非非，人们更关注的是两点：第一是像李嘉诚这样的典型东方大贾能否超越“富不过三代”的历史性结论？第二是对中国众多民营企业该怎样度过新老交替的“旺季”？
　　于是，关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具体到一个家庭的父子关系、关于人才创新与企业家的新老交替、关于如何认识商业规律和市场神话……我们从李泽楷这次“儿子要造老子的反”这件事说开去，要探讨的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财富，应该怎样炼成？
　　
　　白手起家：李泽楷的左派幼稚病
　　
　　无论如何，只白手起家这一项，就是李泽楷难以穿越的屏障。
　　一个人，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摊上了一个“富爸爸”，喜耶？忧也？
　　躺在爸爸的钱袋里，就靠家族的富有，沾家庭的光儿？李泽楷的优秀恰恰在于，他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要这样去活。
　　但是，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人类社会据说是因为生产力的不发达，所谓的婚姻、家庭还有遗产、继承什么的，还被法律约束着无法破解，李泽楷作為儿子，如果不能将李嘉诚开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那就是最大的不孝。而如果李嘉诚突然宣布剥夺李泽楷的继承权，或者说李泽楷索性放弃继承遗产，那将是我们大家（旁人）的失望：一个优秀企业、优等家族的散落。
　　李泽楷，于是就非常的激进。他以一个“香港数码港”的概念，一个“壳”公司，就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青睐，然后是获得了股民的追捧。在“盈动”股票发行的当日，媒体惊呼“李泽楷一天里所赚的钱比他老子李嘉诚一辈子赚的都要多”。
　　李泽楷，于是就特别的冒进。在股市泡沫即股票被高估的情况下，李泽楷想到的办法，第一是用它买回实物商品，将来泡沫一破，再卖出那些商品以保值；第二是赶紧收购一家公司来实现资本增值——收购“香港电讯”，成为不二的选择，也最终将李泽楷拖入后来的泥潭。
　　李泽楷，于是就十分的“先进”。1991年，李泽楷受父命回港创立StarTV，投资约为4亿美元，两年后就将其转让给世界传媒大王默多克，成交价为8亿美元，赚了一倍的钱。李嘉诚对李泽楷的成绩非常满意，将这4亿美金给当时只有25岁的李泽楷作为奖励。以这4亿美元作为资本金，李泽楷谢绝父亲在家族内的重用，开始自立门户。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终于如前所述在1993年李泽楷在向香港政府讲述了一个“数码港”的故事后，摇身一变，在已经被封“资本玩家”之后，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小超人”。
　　白手起家？曾经李泽楷永远的“痛”。但是，将4亿美元做到如日中天的境界——谁说新生不能战胜腐朽？青年不能战胜老年？
　　但是，怎么说、说到底，李泽楷第一不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第二是李泽楷真是李嘉诚的儿子，第三是李泽楷果然没有他老子当年惨淡经营的历炼而终于暴露出“左派幼稚病”——将一个在1993年成立、1999就大功告成、然后就风起云涌的公司做到天衣无缝，做到坚如磐石，李泽楷最缺乏的，是突然间玩得太大后的驾驭能力。而反过来这正是李嘉诚经过多年打拼而成家的卓越水平。父子二人却没有建立“互补”的机制，只好眼看着那个爬到最高的公司终于再掉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电盈收购上“老子想帮忙，儿子不领情”的根本原由——公司是我的，让李嘉诚走开！我自己种下的苦果，我自己的尝！
　　李泽楷的“自力更生”，比起那些躺在父母身上的寄生虫们，是一种极为优秀的作为；而他的“拒绝外援”，是要“证明”给世界的一种近乎病态的叛逆——而最危险的，是自栩为“信息社会新生代”的他，其实回到了“各扫门前雪”的农耕文明里，成了不会“兼容”、“共享”的“套中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致命伤，也叫做人性的弱点。和所有富人家里的那些优秀的孩子们一样，李泽楷非要证明的，是自己“白手起家”的能力，而只有“白手起家”，他才能活出自我，才能张扬个性，才能战胜自我（老子）——他才可以扬眉吐气地走出“富爸爸”的“阴影”——我们人类不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吗？
　　


　　但是，如果不顾客观事实，不顾遗传信息、家庭影响和社会教育，特别是因为要“证明”点什么而不顾“商业第一家庭”的熏陶与教养，出马一条枪的杀将而来，事情就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由于心理印痕而造成的叛逆与反抗，最后可能会将当事人统统葬送掉，这样的先例明摆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里，李氏父子应该能够看得到。
　　2000年6月，人称“德叔”的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庆德交棒下一代，梁昭贤成为格兰仕集团执行总裁。“贤哥”开始全面掌管格兰仕，他首先面对的就是格兰仕的“二次创业”——梁昭贤抵御了所有反对者的意见，于2003年底决定投资逾20亿人民币建立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这个光是周长就达到30-40公里的工厂，几乎投进了格兰仕的全部“家底”。他的意图十分明显，像垄断全球微波炉市场70%一样垄断空调的制造。
　　梁昭贤要大干一场的勇气没有毛病，而另一条原因也无可厚非——坊间一再传言，促使梁昭贤切入空调行业的，是性格十分要强的他希望通过空调来证明自己，“从而名正言顺地从老爸手中接班。”
　　为了这样一个其实是属于“自卑心理”范畴而改变既定方针，修正传统产业，在二次创业中另起炉灶，大手大脚地疯狂地赌命新产品、新产品线和新产业代——换成可口可乐、英特尔、奔驰和微软公司，也不敢贸然行事，也要三思而后行，也许就更谨慎和更小心翼翼。不是吗？
　　欣赏西方公司的体制，对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李泽楷“另起炉灶”也无可厚非。但即使是他想，即使是他愿，即使是他处心积虑地要逃出李嘉诚的“阳影”，真的就没有那千丝万缕的联系了吗？真的就可以战无不胜和攻无不克了吗？
　　给孩子洗澡，倒脏水的时候，别忘了将盆里的孩子捡出来——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命题。
　　
　　赢利模式：父与子的商业价值观
　　
　　那一年，李嘉诚在美国的大街上，看到李泽楷骑着自行车在车水马龙中穿梭之后，出于安全的考虑给儿子买了一辆汽车。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而处世低调的共同价值观，也无疑是正确并令人称道的。
　　但是，自从毕业开始谋生之后，父子二人又先后成为了商人——靠买进卖出而实现人生价值的特殊人士。
　　而在买卖上，在商业里，在商场上，他们父子最容易产生分歧的则是——赢利模式：富爸爸与“穷儿子”之间，真的就是各自“新”、“老”经济的代表？
　　李嘉诚，首先不信这一点。即使有李泽楷在网络泡沫中挣扎的败绩时时刻刻鞭策着李氏企业，但李嘉诚一点也没有减少他对新经济的热情。就像那位高喊着“推进，推进，推进！”的巴顿一样，74岁的李嘉诚总是将一抹抹亮色涂满了自己的额头：“投资，投资，投资！”
　　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之称的“亚洲超人”李嘉诚，驰骋商场纵横捭阖无往不利，旗下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和黄集团)，已经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美三个大陆30个港口的“码头帝国”；在和记黄埔的旗下，李嘉诚又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以欧洲为重心的“3G电信帝国”的版图。“3G帝国”是李嘉诚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豪赌——李嘉诚不惜以167亿美元的高价购买了在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3G运营牌照而“赌命新经济”的这种架式，总不像他历来的风格，似乎在向那个“不服”自己的小儿子展示他李老英雄东方不败的勇气和能力。
　　


　　李泽楷，从来都是想摆脱掉他老子而单挑独干。而在商业运作上，特别是要突破李嘉诚模式——地产、码头等传统业务板块。
　　“低价买、高价卖”是一切商业活动的本质，李泽楷对此做了完美的诠释，他的财富神话几乎全部来自于“买”、“卖”之中，但他手中的商品都十分不简单。
　　1993年3月，他说服了香港政府批准其“数码港”项目，从香港政府手中免费取得一片64英亩土地，得到了香港信息技术园区—数码港的独家开发权，成为后来业界以科技包装地产的典范。
　　同年5月，李泽楷又收购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信得佳”，然后注入数码港资产，借壳上市；8月，李泽楷成立盈科数码动力集团（以下称“盈动”）。
　　李泽楷把盈动定位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并雄心勃勃地宣布了自己的梦想：要将盈动变为“全球最大的宽带互联网企业”，要通过卫星和互联网向全球观众提供互动娱乐节目，并提出名为“世界之网”（Network of the World）的NOW计划。
　　但其时李泽楷拥有的只是这家空壳公司、一片郊区的荒地、互联网的未来以及李氏家族的背景。但这些对于当时处于网络狂潮中的投资者们来说已经足够了，盈动的股价在沸沸扬扬的喧闹声以及众人的一片期望中大幅上扬，短短一年，李泽楷就从香港股市上募集到24亿美元。
　　2000年，李泽楷突然出手，率盈动以估价为280亿美元的交易额从英国大东电报局（Cable & Wireless of Britain）手中收购了香港电讯公司（HKT），并与盈科动力合并为“电讯盈科”，成为当年亚洲最大一笔并购案。
　　时至今日，尽管公司经营出现了巨大危机，但李泽楷还是“空手套白狼”的典范。李泽楷甚至要卖掉他的公司然后再转行房地产等其它行业，这纯属于纯粹的商业手段。计算机专业出身，美国求学，生于李氏名门望族，况且已经具有了令人惊叹的商业大手笔——李泽楷走出李嘉诚？似乎只是个时間问题了。
　　曾经的李泽楷叛逆、自我、随意、特立独行，看不惯老一代富豪的“土气”和“俗气”，于是他穿着15块钱的球鞋和朴素的休闲装，戴着塑料手表，背着大背包，出现在公众和媒体的视野里；他刻意远离家族，以硅谷风格努力代言着“新经济”，希望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
　　今天的李泽楷，已经开始以深色西装、领带、白衬衫示人，稳重而严肃。虽然，依旧讨厌“李嘉诚之子”的头衔，但行事却愈显乃父风格：务实、冷静、执着、有决断。于是，公众开始对李泽楷进行重新的定位，而对于他自己来说，则是一种成熟或者说是回归。
　　未来的李泽楷，将会是怎样的？会是一个更加成熟的李泽楷？还是一个年轻的李嘉诚？
　　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李泽楷与李嘉诚之间进行交接班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在这里探讨李嘉诚的继任问题也为时过早。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以“父子对抗”的方式揭示了新生与腐朽两个层面上的残酷斗争。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日暮途穷和新时代依稀的律动。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辩证法的神奇，就在于它在强调认识无穷尽的时候，同时说明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很坎坷和很曲折。于是，所谓的常胜将军和百年企业，就剩下这样一个概念——要么是冲破前人的路，再创新天地；要么是在循规蹈矩中和按部就班里逐渐消失。
　　于是，我们欣赏李泽楷的抗争。于是，我们理解李嘉诚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心疼子女的心情。再于是，关于这对父子的关系，当我们把它拿到更大的背景上来分析的时候，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折腾，“传儿不传女”的顽固不化，“家天下”、“父子党”和“亲友团”的封建土围子——我们不想贬低人家的企业发展方向，但是我们真的看不出这样的方向能经得起多大的风浪。
　　更关键的问题是——新、老一代商人之间，新、旧经济之间，真的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境地吗？
　　
　　新老交替：李嘉诚的企业生命论
　　
　　即使是“旧经济”的李嘉诚，他一生中的商业神话几乎都来自于一个词：借力。迄今为止，李嘉诚的成功均为借力。“让别人为他赚钱”，除了创业开始生产塑料花以外，他缺乏原生创造。比尔·盖茨创造的不仅有实物产品而且有思想产品；亨利·福特不仅制造了汽车，还因为他的流水线而推动了全世界的工业革命进程。他们在生产力、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都有大的贡献于文明社会，而李嘉诚，则是“借力打力”的高手，一位“二传手”甚至总能“妙传”。
　　于是，当人们惊叹李泽楷在资本游戏上的独特魅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看看他老子的发家史呢？
　　正像张艺谋在《英雄》中阐述的那个道理一样，关于英雄（标准、作为、价值取向和道德尺度）的观念，已经脱离了农耕时代的印痕，游离于大航海时代的主张，甚至有悖于工业革命过程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判断，在人类社会进入高科技时代即新经济时代后，其实也就是真正进入了“无英雄时代”。
　　包括李嘉诚在内的商界英豪、地产巨鳄、投资高手和理财巨无霸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在高技术和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面前，在新经济彻底改写了旧时的游戏规则之后，在新世纪高科技、高透明度和同时出现的高风险之中，谁是英雄？
　　首先要面对的是“微利”的制肘。其次要处理的是企业的“创新”。因为“微利”，所以要“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在“微利时代”中生存，而这种“创新”是彻头彻尾的公司革命，是背水一战的市场较量，是功亏一篑的企业涅磐。
　　而我们所看到的李嘉诚，似乎并没有深谙出新经济的玄机，还在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英雄观行走江湖，仍然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决战商场，在单枪匹马中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形单影只中折射出几许凄苦。而李泽楷的“点儿背”，也许才刚刚开始。李泽楷曾经对外界表示过，希望到自己40岁的时候，电讯盈科应该以跨国大公司的新面目出现，但现在看来，“小超人”也食言了。
　　自2000年电盈成立以来，所面临的困境尽管有高额负债带来的赢利压力，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其经营和管理也遇到了问题。在资本市场春风得意的李泽楷，却由于在管理、经营上缺乏经验而备受质疑。
　　2002年初，Asia money杂志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电盈被选为香港管理最差及投资最差的公司。
　　2003年6月，李泽楷辞去了公司行政总裁职务，只留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及主席一职。由原香港地铁有限公司主席苏泽光出任电盈的董事总经理。后来，李泽楷逐渐淡出电盈的管理事务，专注于资本运作。
　　离开电盈的李泽楷给人们留下的太多悬念，至今他仍未公开透露其未来发展方向。有人说他将继续打造他的媒体帝国，佐证便是在出售电盈股权之后传出的收购《信报》的消息； 也有人说李泽楷将专注于地产，理由是在IT和媒体吃了苦头的“小超人”，可能明白了他发家的地产才是自己的“拿手活”；还有人说，李嘉诚毕竟已经78岁了，李泽楷作为家族的重要成员，父亲打造的超级商业帝国，必定也需要有李泽楷的支撑……
　　但是，从最新一这次盈动收购案中，人们听到的则是太多的不和谐音。父与子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表现出来的太多的差异，令人不安。
　　没有人会怀疑李泽楷的富有和前途无量，但却担心这亚洲第一家族的未来。人们不会失望于他们父子三人的作为，还有管理团队的作用，但却希望他们将财富神话进行到底——那是东方文明的不断弘扬？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战胜不了的软肋？
　　日前，一则关于宗庆后欲将权杖移交给24岁的独生女儿宗馥莉的消息甚嚣尘上。虽然宗庆后后来明确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女儿能否接班，还有待观察，但民企女二代掌门人上位的趋势似乎已不可阻挡。
　　此前，宗申公司董事长左宗申之女左颖成为其实际控制人，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11月发布的2006胡润富豪榜再次将刘永好之女刘畅推上女富豪的风口浪尖。比起女二代接班人，中国民营企业的男二代接班人“出山”更早，他们往往经历了创始人对其长达数年的培养。成功继承的案例包括红豆、方太、万向等，当其父辈用七八年的时间对第二代进行培养后，才将他们真正推向前台。
　　能否众望所归的续写传奇？能否继往开来的再创佳绩？能否出类拔萃的略胜一筹？原来是一个人的全能冠军，现在则是团体赛，考验的不再是创业者和创始人的眼力和毅力，而是继任人的控制力和创新力。而能否适应新规则？采用最佳的技战术配合？对交与接两方面来说，都是很艰难的抉择。就像一场接力赛，第一名选手的暴发力与第二名选手的在巩固成果基础之上的继续领跑，成为关键——今后，我们要看第二棒了。
　　一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有意思——所谓富不过三代，好不过10载的忧虑，因为它的封建农耕的品质，因为它的工业文明的缺撼，是一种带有杞人忧天的真实。而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和未来，因为那根“接力棒”如今已经变成了“知识”与“信息”，公开、公正和公平的新时代胎记，将给所有企业家和普通人一颗定心丸——未来的企业发展，也是三个词即民主、民生和民权。
　　也就是说，随着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步伐的不断提速，企业即人的人，不再是老板而是员工；管理的对象，不再是人，而是知识；公司进步的标准，不再是仅仅关注业绩，而是强调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的一个链条；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强调的是法制化与人性化的兼容。
　　对谁都公平，在哪里都公开，谁来做都如此，怎么做也不出格，越做越有心里底，脚下有路——这不仅是本土家族企业交接班的良药，它还是所有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的福祉。中国企业的腾飞，因为中华民族要在这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实现复兴的图腾，将变得不仅迫切而且稳重；将不再那么浮躁而重归理性。